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的黄安年教授非常羡慕美国在崛起时得天独厚的条件：“美国的崛起是在19世纪条件下的崛起，而不是在20世纪条件下的崛起，更不是21世纪初期的崛起。有些条件在19世纪有，但是21世纪很难有，例如大陆扩张、西进运动、长期和平的国际环境等。 ”

　　“但是美国的崛起仍旧对中华民族的复兴有一定启示，”黄安年说，“美国的崛起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强劲活力，这种活力是和它在发展中逐步完善和进一步发展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机制是分不开的。 ”

　　美国在英国统治之下的时候，实际上已经具备了很多项现代化社会转变的基本条件，比如它的政治制度问题，在独立的时候不需要再去推翻一个专制国王，解决专制制度，因为英国已经帮它解决了。另外，英国的经济制度，对工商业的重视，都在美国体现出来，并且源源不断的外来移民，为美国带来了大批廉价劳动力和熟练技术人员。再加上自然条件极其优越，大片大片都是从未耕种过的土地，第一年的收成就可以非常好。

　　除了政治、经济、自然这些条件之外，缔造一个强大的美利坚民族的还有它的文化与价值观。独立战争之后，一个全新民族的诞生，它没有历史的包袱，没有旧时代封建传统留给社会的定型结构，它是一个大熔炉，世界各地的思想一起汇集，打造出来一种充满活力的文化与价值观。同时，美国在十八世纪独立以后到十九世纪的上半叶，更是经历了西进运动。西进运动的精髓，就是让个人的创造去得到充分发挥，到没有人的地方自己去创造，自己去寻找生活，就是这么一个运动，缔造了现在的美国，缔造了一个有活力的民族。

　　当工业革命之后生产力再次陷入停顿的时候，美国率先进入了高科技经济，取得了优势和一系列创新，使美国在十九世纪下半叶一直到现在始终保持上升的趋势；当自由资本主义在欧洲出现问题，甚至被马克思预言死亡的时候，美国早已开始进行转型，直至罗斯福新政之后，彻底形成了一种所谓美国形式的资本主义，就是市场的力量和国家的力量一种高度的结合，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一种集成，是具有现代性的一种资本主义。

　　“美国的强盛是和它的充满活力、不断推陈出新是分不开的，每每遇到问题就进行新的变通，形成新的制度和社会结构，从而保证了发展的可持续力。 ”黄安年如是说。

　　遍历十五世纪以来世界主要国家的兴衰史，钱乘旦提出，一个国家要成为世界强国的必须具备的几点国家能力：第一，要有整合的国家制度和社会结构，其制度并能根据时代的特征进行变革与创新；第二，要有先进的经济制度，形成强劲的经济基础；第三，要有富有吸引力的文化与精神特点；第四，具备在全球发挥其影响力，而不是仅仅发挥地区作用。

　　学者、实业家陈伟恕在解放日报上撰文提出，一个大国能否成为世界秩序中的主导性大国，主要取决于：第一，实力——不仅具有了强大综合基础国力，还能引聚出正向的国际合力；第二、价值——奉行有生命力的、能鞭挞时代非正义力量的、具有普适性的价值观；第三，目标——具有合理、主动的充当世界引领者的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第四，组织——拥有具备巨大潜能的迅速动员能力和有效的行为体系组织能力；第五、途径——掌握正确的，能够有效实施的战略策略；第六、机遇——能够善于利用偶然出现的机遇，并作出及时而恰当的反应。

　　值得注意的是，陈伟恕在以下两方面，提出中国应有的示范引领追求，一是，要将国内问题的解决，提升到“在全球意义上做出探索和表率”的高度来看待，使中国在经济上、政治上的各种成功，“具有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国际示范意义”；二是，中国要针对全球化人类共同面临的基本问题，将东西方的精神财富加以进一步的提炼整合，塑造一种全人类普遍接受的新的基本价值观。中国要有信心、决心和恒心，成为凝聚全球人心的既传统又创新的价值观引领者。

　　前述，阎学通教授也提出，民族复兴是指“恢复中国当年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如果这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涵义，是当下国家与民众的共同追求，那么，这显然不是指穷兵黩武，不是指扩张掠夺，这应该更多的体现为一种文化的力量，是经过创新的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作出重大贡献，从而在人类文明史上重铸辉煌。

　　2009年9月1日，全中国的学校开学，各大报纸次日都用了新华社发的一张照片，杭州，始建于1703年的紫阳小学的师生，头带大暖帽，身着清式“学士服”，诵读入学三字经，向师长行礼；次日，中央电视台也报出某地师生穿汉服举行开学仪式，“眼镜小学生”峨冠长衣，帽翅晃抖，令人莞尔。 9月1日，再续中国古代四大书院之一嵩阳书院的郑州大学嵩阳学院也挂牌开学，公告要“赓续文脉，弘扬国学”，以培养国学人才为己任。报载，以推广汉语教育的文化交流机构孔学学院，本来计划到2008年在全球办100所，现在已办到327所，遍布81个国家和地区。全世界有4000多万外国人在学习汉语。国学热的兴起，意味着人们要重新认识自我，从先人的思想作品中，汲取用于当今世界的智慧。从世界语言传播和流传的规律来看，汉语加快传播，也表明中华文化本身的吸引力。

　　在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四大古老文明中，中华文化因初创期就有的开放包容的品格，不断与其他民族文化交流融合，因此从西汉起，长期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并形成四次向海外传播的高潮，分别是汉代、唐代、宋元和明清之际。在古朴的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武斌在接受晨报记者采访时说，中华文化能够持久地对世界文化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根本原因在于其先进性和丰富性，故而高潮迭起，辉煌灿烂。

　　武斌认为，中华民族贡献给人类的智慧，首先突出表现在丰饶的物产上，丝绸、瓷器为其翘楚。英国著名学者坦普尔曾说：“为工业革命打下基础的欧洲革命，只是输入中国的思想和发明以后才开始的”。 “四大发明”是中华民族奉献给世界并改变了整个人类历史进程的伟大科技成果，其意义远远超出其自身的技术领域，对文化的传承、人类征服世界能力的提高，对世界历史的演变，都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中华民族在哲学、艺术、政治文化等很多领域，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中处于世界的先进水平。

　　由此，武斌提出了关于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播的几点规律性认识。首先，中华文化的流向海外传播的高潮，都出现在中国国力强盛时期，因此，一个国家的文化对世界产生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该国的综合国力；其次，还在于中华文化的开放性，即便是在近代西方文化大的冲击下，中华文化也能通过自身的重整而使自己走向现代化；中华文化能够在很长的时间内持续地向海外传播并发生重大影响，主要原因还在于它整体的先进性。丝绸、瓷器、“四大发明”以及其他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以及典章制度等等，一旦传播到海外，便受到高度的重视和热烈的欢迎，其原因，不仅是新鲜，而且是先进。能够大规模传播到海外并且发生重要影响的是先进的文化形态，而不是简单的文化符号或异国情调式的调剂和消遣。

　　按一般的理解，文化是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文明是指人类社会进步状态，虽然很多情况下两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但文明更多地从人们在社会集团中的状态加以考量，和谐的、有序的、合作的，那么，这个社会创造文化的能力显然会更强，反之，发达的文化又能促进社会走向更高级的文明。

　　生于西安的著名画家王西京，2008年4月发表了他对中华文化最新思考成果 《文明以止 化成天下》，文章说，在远古时代，中国的哲人便已从自然和社会现象中，认识到了文化对于社会治理的极端重要性和普遍意义。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一个完全保住了自己悠久文明的国家，其本质原因，莫不与中国传统文化一开始就既定了的顺天应乎人、大而以化之的本体特征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关系。这个“大化”就是广义上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在生存、共存意义上的完美和谐。正是由于中国人善同自然和谐、善同社会和谐、善同他人和谐，才使自己的民族在优秀的文化传统中，相沿维系地保存了下来。老子的“一道生万物”，易经的“执中而尚和”，孔子的“和而不同”，都是和谐在同质意义上的各种表现形式。所不同的，就是老庄玄学强调怀柔善导、以静制动；而《易经》主张刚健重行、以动求静；孔子则兼而有之。虽然方式方法不同，但都在相辅相成中，促使了事物向和谐的必然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