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学通在报纸上发表《国家最崇高目标不是致富》，提出“只有以增强能力为国家目标，我国才有可能实现民族复兴，而以增加财富为目标，我国则无望实现民族复兴。 ”阎文提出了“国家能力”这一命题。文章说，国家财富决定不了国家能力，比如金融危机在全球蔓延之后，外汇储备只有日本1/3的印度，2008年第四季度GDP有6%的增长，而日本为负3.2%。到2007年底，根据世界银行的排序，国民生产总值位于世界前15名的国家依次为美国、日本、德国、中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加拿大、巴西、俄罗斯、印度、韩国、墨西哥、澳大利亚。俄罗斯的经济财富比日本、西班牙、加拿大等发达国家都少，但是，2008年俄罗斯进行的俄格战争所显示出来的那种战争能力水平，却是日本、西班牙和加拿大都不具备的。

　　财富不能决定能力，是因为财富并不能按人们的意愿转化为能力。然而由于“致富光荣”已经成为绝对多数人的信仰，许多人误以为国家钱多了就有能力了。这也是为什么，在金融危机使我国外汇储备贬值时，很多人想到的是如何价值增值，而没有想如何用外汇储备提高国家能力，甚至没有想到应借机提高国际金融能力。

　　因此，阎学通提出，民族复兴得靠增强能力而非增加财富。要运用国家财富提高国家能力。他写道，国民的利益并不只是拥有财富，国民需要安全环境、需要主权权力，需要国际尊严、需要维护民族价值观，需要保护传统文化向后代的传递。只增加财富的国家是强大不了的。我国GDP2008年已位居世界第二，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国家能力在各重要方面都位居世界第二。军事上，虽然2008年我国国防开支是俄罗斯的1.65倍，但我国不具备俄那样的战争能力。科学上，我国不具备德、日、法那种重大科学原理发现能力，即基础科学研究成果达不到获诺贝尔奖的水平。技术上，我国不具备日、德、法那样的自主创新能力，我国世界名牌产品没他们多。教育上，我国没有培养出和英、法、德、日同等水平博士的能力。

　　“民族复兴是指恢复中国当年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阎学通写道，“这种领先地位是以综合实力为基础的，而综合实力又是由国家各种能力构成的”，“国家的每项具体能力是培养和锻炼出来的，而不是靠赚钱攒出来的。 ”

　　由于阎文中提及日本，数日后，庚欣以《日本是能力弱的国家吗》为题，撰文与阎学通商榷。庚欣提出，阎文实际上是提出了“国家价值”的概念，即什么样的国家是好国家。而日本并非一个负面典型，庚欣论证，至少有三个标准可参照，一是日本在发达国家中向外移民意愿最低的国家，93%的民众对自己是日本人而骄傲，这体现了一国民众对自己国家的满意度；日本是一个在国际上受到普遍尊重的东方国家，日本观光客守规矩，讲礼貌，讲卫生，日本人一般不奢华、不摆阔，很注意尊重当地习俗，这种“体面”也是一个国家价值；三是日本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实力和潜力有目共睹，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日本仍然会走在前面。人类文明史正在不断发展，一个国家的能力有前瞻的能力与过时的能力，有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有好能力、坏能力。中国应培养前瞻的，好的综合能力。文章最后写道：“历史告诉我们，无论是怎样辉煌的国家目标，一旦落入制度落后与民意缺失的情境之中，都会成为泡影，拥有再高精尖的武器与战术能力，也保不住安全，甚至连现有领土的都会丧失。 ”

　　在思考和规划我们的民族复兴大业之时，有识之士前鉴古人，旁览他国。民族复兴的目标，民族复兴的价值追求，复兴的路径，复兴的标志，复兴的主要载体，势必成为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国家和民众关心的重大议题。

　　十五世纪的头上，北京城百废待兴，无数工匠围绕着城中的中轴线累砖叠瓦，高大的宫墙渐渐耸立起来，龙盘其上，金玉辉煌。此时朱棣已经结束了他的靖难之役，即位为永乐帝，中华民族的象征之一——紫禁城，此时初见端倪。

　　明成祖的文治武功，也不可谓不上乘。他主持修订《永乐大典》，这是一本长达3.7亿字的百科全书；他五次出征蒙古，使得北方草原不再成为中央政权的威胁；他还遣郑和七下西洋，其舰队无论规模还是航行能力，无不冠绝全球；此外，精吏治、革税赋、兴科举等等内政民生手段自不用提。这样的君主，自可称得上明君，但他并没有带给这个庞大的帝国更进一步的力量，十五世纪崛起的世界强国，反而是位于欧洲大陆最西端的弹丸小国西班牙。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钱乘旦教授曾任《大国崛起》一片的总顾问，他这样分析当时东方与西方一转弱一崛起的变化：“当时在东方的一些强大的帝国，如中国、西亚中东地区的土耳其奥斯曼帝国、还有南亚的墨尼尔帝国，这些国家当时声威赫赫，可是这些大国、强国，基本上只是起一种地区性的作用，而之后崛起的西方国家，无不对世界的整体发展和格局变化产生过影响。这才是所谓的世界强国。 ”

　　整个中世纪，阿拉伯人统治着伊比利亚半岛，西班牙人为了收复自己的国土，曾进行了长达8个世纪的收复失地运动，1469年卡斯蒂利亚王国的伊莎贝拉一世与阿拉贡王国的斐迪南二世结婚，1479年两国合并。1492年，西班牙军队在格拉纳达打败阿拉伯人的最后一个王朝，统一了国家。

　　成功地建立起一个近代民族主义国家是西班牙崛起的一大倚靠。收复土地带来的国家情绪把西班牙缔造成一个统一、团结的政治格局。以民族作为整个国家的支撑，这是一个国家强大起来的动力源泉。

　　此外，重商主义是促使西班牙走向大海的原因。重商主义是一种国家政策、国家的意志行为，其基本理念就是要通过商业活动增加财富；重商主义还有一个理论，就是商业活动积累金银的活动，必须从外部获得，正是这种理论一直支撑着几百年的殖民主义。

　　1492年，刚刚完成统一的伊莎贝尔女王急切地召见了冒险家克里斯托夫·哥伦布，经过三个月与王室的讨价还价，哥伦布得到了探险的资助。8月3日，带着女王授予的海军大元帅的任命状，哥伦布登上甲板，对女王资助给他的三艘帆船下达了出航的命令。

　　从哥伦布发现的美洲，仅仅根据现有的材料，1502年至1660年间，西班牙便得到了18600吨白银和200吨黄金，到16世纪末，世界金银总产量中有83%被西班牙占有。依靠这些财富，全盛时期的西班牙帝国控制了半个欧洲，此外，它还占据着南美庞大的地带，从美国现在的南部一直延伸到南美的最南端火地岛。

　　“日不落帝国”一词最早是用来形容16世纪时的西班牙帝国，它来源于西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的一段论述：“在朕的领土上，太阳永不落下。 ”然而真正成为“日不落帝国”并为人熟知的，却是英国。

　　英国之所以能够超越西班牙，是因为其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双双领先于西班牙。就政治制度而言，1689年“光荣革命”确立君主立宪制，英国的政治制度完成了从近代民族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过渡。值得一提的是，“光荣革命”中通过非暴力的和平变革方式解决政治制度的问题，成为后来300年中英国不断地碰到问题、不断地进行变革、不断地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英国一直没有再发生内政的混乱，而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发展上。所谓现代政治结构，就是能让社会中的每个人都为追求自身利益而发挥创造性，英国“光荣革命”后的政治体制，正符合了这一条，这在当时的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种社会和政治形态给英国的强大、领先创造了非常重要的前提。

　　而在经济制度方面，西班牙是早期的重商主义，而英国则发展到了晚期。早期的重商主义强调经营的重要性，以从国外获得贵金属货币为第一要义，单纯靠向国外倾销。晚期的重商主义对财富的基本观念没有变化，但认为要从国外获得更多的贵金属货币，必须自己要有更多的商品出售，从而把着眼点放到国内生产上面，大力发展自己的工业生产、制造，从而最终把英国引向了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使英国成为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为英国牢牢确立了世界上很长一段时间的领先地位。

　　但是无论是西班牙还是英国，就国家本身的资源、人力而言，终究是太小了，他们在扩张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无比庞大的世界性帝国，如此规模的殖民体系，最终令他们不堪重负，等到世界上其他各个方面更加优越的国家，开始具备发展条件的时候，他们都被一一顺理成章地取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