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究当前世界的形态格局，虽然有人宣称布雷顿森林体系已经瓦解在金融危机之下，但是作为“单极”国家的美国，现在无论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还是文化上的实力，都远远超过其他大国。

　　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中，中国要发展，势必遭受这唯一的“极”国家猜忌、不容忍、制约与打压，而且，由于没有其他“极”国家需要防范，所以“极”国家有可能将注意力放在非“极”国家的崛起上。

　　西方国家深藏着一股代表垄断集团利益的精英联盟试图幕后掌控世界的政治势力。

　　世界各地非政府的极端势力可能进一步抬头，借助宗教信仰、政治意识形态、社会不公或环境恶化等公共话题，煽动和组织各种暴力动乱，以期乱中求利、火中取栗；不少陷于经济困境的国家内部容易滋生狂热的民族主义、过激的民粹主义思潮，并可能由政治领袖的偏执行为来加以宣泄，气候突变、重大地质灾害、意外失控的核武器或生化武器的爆炸以及突发的灾难性粮荒、油荒或恶性传染疾病……由此都会带来国内动荡和国际冲突。

　　此情此景之下，中国必须有所觉悟，这样的国际体系是最坏的一种情况：这不是一个两极、多极或自己希望的其他的世界，而是一个单极的世界。在所有的国际体系中，这样一个国际体系对中国这样一个正在强大起来的国家是最为不利的。

　　今年夏天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结束后，国内外开始流行一种叫做G2的理论，呼吁中美成立G2俱乐部，共同治理世界，甚至有些学者提出了 “中美国”、“中美共生”这样的概念口号。明智之士纷纷指出，这是一种荒唐的提法，世界上没有免费的俱乐部，而这个俱乐部的会费是中国所负担不起的。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中国学专家郑永年认为，要给中国的外交定位，就必须首先定位自己的国家利益。没有正确的国家利益观念，就没有正确的外交。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它的地缘政治，国家利益是由地缘政治来决定的。为什么美国的定位是全球性的？因为它是唯一的霸权，它把整个地球都作为它的国家利益。现在的俄罗斯则定位于欧洲，欧洲的国家利益在欧洲。中国的国家利益应该在亚洲，中国的崛起应该首先是在亚洲地区的崛起。

　　今天，世界上85%的热点问题都在中国周边，中国的地缘政治非常特殊，中国是世界上唯一几乎被核武包围的国家。郑永年分析，以海上通道来说，往东，中国要走出去，有美、日、澳大利亚，往印度洋，有印度。现在唯一剩下的是南海，但美国等国家都对南海感兴趣，如果那里也被堵住，中国一点出海通道都没有。中国连航空母舰都没有，怎么去投送兵力？怎么去履行国际责任？

　　没有一个国家说，我准备好了当全球的领导者。从前的英国成为大英帝国，它也没有准备好要领导世界。美国大萧条时期，它也没有准备好要当领导，美国当时奉行孤立主义，并不想当领导，它是被“赶鸭子上架”，边做边学，但是，就当时的国际环境而言，英、美都积蓄了相应的实力。没有实力就想当领导者，注定会是失败。

　　现在的中国也是一样，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将只有国际责任，没有国际领导权。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这两句话，是邓小平在外交上留给中国的宝贵遗产。韬光养晦意指何处——不当头、不扛旗。

　　外交家吴建民2007年在一次演讲中说，中国人必须考虑一个问题，中国正在崛起，世界如何看待中国？我们不是一个很小的国家，我们有13亿人口，人类历史上没有13亿人崛起的先例。如果中国人要当头，那可能有一批人拥护你，但也可能有一批人反对你，中国就可能走上新的对抗。其结果只能是，我们自鸦片战争以来面临的第一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机遇由此丧失。

　　我们这次采访的专家学者们有此共识，在未来二、三十年中，中国可能在全球还起不到决定性作用，也不必充当中心和领导者。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逐步有序、不失时机地扩大影响力。这是一种崭新面目的影响力，而非旧式帝国或霸权的影响力。在中国的国家利益和全球利益之间找到和谐的、双赢的途径，是一条需要长期探索的道路。

　　经济上，探索资源有限条件下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

　　政治上，创建出一种既能保障社会持久安定，又能不断变革创新、充满活力的新型社会治理结构；

　　策略上，加紧增强自身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组织力和国民素质等方面能够产生长期影响的力量，在利益博弈中致力于形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态势。

　　价值观上，针对全球化人类共同面临的基本问题，将东西方的精神财富加以进一步提炼，塑造一种全人类普遍接受的新价值观。

　　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这样说，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稳定离不开中国。他用到一个意味深长的词：“亲和力”。从长远的角度看，中国正在认真地参与建构一个世界，这样一个世界应当是一个既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愿望，也能够让世界接受和向往的愿景。这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与国际社会和谐相处、共同繁荣的需要。

　　国家实力的关键是制造业，即能用什么的产品，去参加交换，从而积累财富，富国才能造福人民，才有能力负担昂贵而先进的军事机器。中国需要一流的外交家、军事家、商人、学者，但科学家和工程师同样重要。

　　2008年12月，国际金融危机袭来时，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金融危机给广东上了生动一课》一文中提出，过去利用廉价的土地、人力成本优势，承接国际产业转移而发展起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其低端生产能力在金融危机冲击下，深层次矛盾暴露无遗。当前的危机，危中有机，汪洋坦言：“我现在最大的担心是能否抓住机遇，实施三促进——促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建设现代产业体系。 ”

　　当众多中小企业在政府推动和自身发展需要驱动下实现转型时，中国的大型企业和跨国企业30年来已发生巨大变化。中国首钢已建成上下游一体化的自动化工厂，中国的造船能力稳居世界前列，中国构建了世界首家顶级数据量的灾害备份系统，光纤和芯片产业化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载人航天飞行，绕月探测标志着中国已有深空探测能力。跨国公司在中国建立了约600家研发实验室，中国全社会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近5年平均增速在20%以上，2002年为1288亿元，2007年为3664亿元，到2020年将超过9000亿元，居世界前列。在跨国公司和骨干企业带动下，中国一批企业在内部执行世界一流的流程，提升了管理能级。

　　中国科技战略研究院副院长郭铁成不久前在一篇专著中提出，我国科技投入产出总量开始进入高位、高速增长期，近两年，我国科技投入总量已与一些发达国家相当。 2006年，中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为122万人，居世界第二位。中国的科技引进也处于高端区域，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技术设备引进，转为专有技术、专利技术等这类高层次的软技术，再往上走，就是核心技术和基础研究，但核心技术和基础研究是无法引进的。中国的下一步，必须加强原始创新能力，提高核心竞争力。

　　当前世界科技水平最高的是美国。美国人口占世界5%，却雇用了世界近1/3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研发费用占全球1/3。目前中国科技水平的重要指标，同美日相比都要差数倍甚至数十倍。中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很清醒，改变，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