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确定中国工业21世纪前进方向时，我们的视线，可能要再度回到能源。美国乔治敦大学历史系和外交学院双聘讲席教授约翰·R·麦克尼尔在近著《能源帝国：化石燃料与1580年以来的地缘政治》一文中提出，泥炭、煤炭和石油，分别为荷兰、英国和美国提供了价格低廉的能源，这种能源转化为经济优势，并带来军事优势。丰富而便宜的泥炭在120年的时间里，使荷兰成为世界上工业化程度和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国家。煤炭加上蒸汽机，使英国崛起为世界性帝国，并享有50年到70年的优势。石油把美国送上超级大国的地位。在荷兰、英国和美国享尽泥炭、煤炭、石油之利时，他们都面临“技术闭锁”，即无论在技术上还是经济上甚至政治上都闭锁在以一种化石燃料为核心的体系中。1900年，英国有100到120万采煤工人，他们的工作和家庭收入都依赖煤炭产业。他们不愿意转向一个会让他们失业的新能源，他们通过工会和工党，在政治上很强大。由于已经建立起铁路和海运系统，煤的运输方便，并在煤在开发上投入很大，所以英国经济转向石油进程很缓慢。麦氏写道，未来20或40年里，世界能源图谱将发生变化，化石燃料发挥的作用将发生变化，我们尚不能确切地预见新能源和新技术将会是什么，但是，假定有个国家梦想成真，那么很可能不是因为在能源供应上占有优势，而是在创建新的能源体的技术上取得了优势。中国应该像美国当年转向石油和英国转向煤炭那样迅速转向新能源体，因为谁先转向就意味着谁将赢得经济和战略优势。这不仅是中国必须走的道路，也是任何一个关注未来的国家都不得不走的道路。

　　我们又想起了和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李俊峰的对话，以及与其他各种专业背景的专家的交谈。为了祖国的未来，从战略产业到各个分支，中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正在一步一个脚印地攀登。

　　活力

　　在十七大报告关于2020年中国目标的描述中，胡锦涛在讲到“亲和力”的同时，还用到另一个词“活力”。他宣布，到2020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时，中国将成为这样的国家——

　　工业化基本实现、综合国力显著增强、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

　　人民富裕程度普遍提高、生活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良好；

　　人民享有更加充分民主权利、具有更高文明素质和精神追求；

　　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而又安定团结；

　　对外更加开放、更加具有亲和力、为人类文明作出更大贡献。

　　在保持安定团结的同时，让这个社会更加充满活力，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诉求。避免僵化，又避免动荡，是一项难度颇高的历史性工程。

　　唐宋盛世，给了每个中国人以永远的基因。中华文明辉煌天下，异邦他国近悦远来。西方学者贝罗克统计，唐宋以后到18世纪约900年之久，中国经济体的实力一直稳居世界的榜首。近年，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森出版了《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全面系统而深入地剖析了自唐宋以降的中国长期经济进程。中国学者戴逸在介绍此书的书评中论述，18世纪康雍乾盛世，是中国传统经济发展的最高峰，并已有相当的近代因素的积聚，但要看到，当时政治、文化、思想、科技、法制多个领域中存在许多陈规陋习，榛莽密布，严重阻碍着近代化的步伐。因此，中国最终未能跨越近代的门槛，陈旧僵化的“天朝上国”，终于变成衰世凄凉。历史的悲剧只有在悲剧造成以后很久，人们才会感到切肤之痛。

　　历史学家何兆武在分析这段历史时，这样写道：科学要有一个思想的条件，那就思想自由，而容许思想自由，就要有一个民主的政体。 (《中学、西学与近代化》)历史进入21世纪，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推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创新，已日益成为举国共识。

　　研究人员一般都认为，开放的环境，不同知识的交叉连接，都有助于推动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地区，成为活跃的中心。比如，1940年代，纽约已开始赢得国际文化首府声誉，“面对哈德逊河口的纽约人更易于走向更广阔的世界。”(托马斯·班德，《从纽约的历史看创新文化的生长》)爱迪生初到纽约时是个电报员，他在成为发明家的生涯中，利用了纽约整个城市和周边地区的资源。当时的纽约有许多白领，包括技术人员、律师、会计师、医生。1919年，纽约的金融机制就代理了世界上最多的金融业务。纽约也是制造业中心，从1866年到1886年间，拥有5个以上专利的美国发明家，80%都居住在纽约。托马斯·班德说，“在这里，最大的金融中心，最好的法律人才，曼哈顿的高等学府，与对岸的工匠文化之间实现了最完美的结合。”就艺术来说，高科技和娱乐在都市空间中的结合，蕴涵着无穷创造力的杂乱与竞争，使纽约产生了种种现代主义艺术，代表作是抽象画，现代舞。

　　我们的上海，广州，香港，我们的长三角、珠三角、渤海圈城市群，从沿海到内地，“创新之都”出现的各种条件正趋于成熟，但又富有21世纪的中国特色。

　　据江苏社科院学者宋林飞的研究，以集体经济起家的苏南，2000年全面完成产权制度改革，通过兴办合资企业，乡镇企业大规模利用外资，走到了国际科技前沿。之后苏南个体私营、私营经济又大发展，到2004年6月，苏州民营经济注册资金达到1150亿元，是温州的2.4倍。形成个人、社会法人、外商等投资主体多元化的新格局。相应地创造出大量的就业机会。近年来，苏南又从粗放加工到高新产业，重视绿色GDP，开展铁腕治污、生态修复活动，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转变发展方式的自觉性和热情。以 “温州模式”闻名的浙东南经济，民营企业近年来纷纷引进先进技术，增加产业技术含量，避免反倾销的发生。家族企业逐步转向现代企业制度，经营权与管理权分离，产业走向中高端；珠三角地区企业则纷纷从OEM(贴牌加工)向ODM(委托设计生产)再到OBM(自由品牌营销)转变。在全球化产业价值链分工体系中，美国利用信息技术为核心的创新优势，处在国际分工顶端，主要从事最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日本和西欧发挥其应用技术领域中的优势，主要从事一般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积贫积弱的中国，一代代人奋斗百多年，从无到有，初步建立起现代产业体系，但众多企业目前仍处于产业价值链的低端，即加工组装环节。但是，在政府和民众的创新意识推动下，中国现在是一个生机勃勃的中国，中国根据创新的一般规律，探索一条富有自己特色的道路。

　　无疑，中华民族求变图强所必须探索的各项创新事业中，难度最大的是政治创新，但政治创新，又是各项创新的总源。

　　“中国的整个改革开放事业源自30年前的一场政治改革”，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教授在《中国治理变迁30年》中这样写道。他说，中国的政治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治理改革，中国的政治改革不是西方学者理解的那样，是多党制、三权分立等，中国的政治改革不涉及基本政治制度的变动，是一种以政府治理或政府管理体制为重点内容的改革，是一种以“善治”为诉求的政府改革或者政府创新。

　　追求善治，当前是各国政府的共同目标，不同政治制度下的政府，都希望有更高的行政效率，更低的行政成本，更好的公共服务，更多的公民支持。政府只有通过不断地进行自身的改革和创新，才能实现善治。

　　俞可平分析，从1978年到2008年，中国治理变革是这样一条路线图：从一元治理到多元治理——这种突破性改革始于党政分开，政府率先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治理主体；从集权到分权——中央向地方分权，政府向企业分权，国家向社会分权，部分国家权力下放给特定的社会组织；从人治到法治——党的十五大明确指出“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十六大后又提出建设法治政府要求；从管制政府到服务政府——1998年首次把“公共服务”确立为政府的基本职能，2004年温家宝总理提出了“建立服务型政府”的目标；从党内民主到社会民主——俞可平论述道，中国是一个缺乏民主传统、经济文化又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大国，推行民主政治十分艰难，经过近30年的努力，中国共产党逐渐确立了中国式民主的根本目标、理想状态、主要形式、重点内容和现实道路。

　　中国的政府改革，是在新型政治文化的引导下展开的，就大的方面而言，俞可平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最大的理论创新，就是逐步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政府改革的影响而言，包括人权、法治、治理、善治、善政、宪政、合法性、以人为本、公民社会、和谐社会、政治文明、政府创新、增量民主、透明政府、责任政府、服务政府等新的观念和新的价值，无论这些观念源于中国传统思想，还是源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或西方政治思想，都深刻地体现着自由、平等、正义、和谐等人类社会的核心价值，都直接而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社会政治生活，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民主政治的进步。

　　现为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的蔡定剑教授亲历了全国人大对宪法的修改等重要事件，在蔡定剑距离鸟巢不远的寓所中，他翻着手边厚厚的书稿，为晨报记者细数中国政治改革的变化：中国的主流社会，包括知识界和其他各类关心中国命运的人士，对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长期走向的看法也许并没有大的分歧。政治没有什么神秘的，它是一种公共服务的制度安排，其核心问题是公共服务的权威机构按照什么规则建立和运行，这也使得当下的政治改革又与改革开放之初有所不同，比如那时主要讲党政分开，主要解决党的领导方式问题，现在则主要解决治理方式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