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治理是对统治的否定，治理更高的一级层次是 ‘善治’， ‘善治’是政府行政发展上的更高境界”，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舒扬这样认为。

　　在中国人民大学政府管理与改革研究中心主任张成福教授看来，最大的变化在于中国政府的“公共性”回归和立国价值的捍卫和落实：认识到政府管理不仅是追求秩序、经济和效率，更重要的是促进和实现社会的公平和正义；认识到政府不仅是管理的中心，其核心职能和职责在于提供公共的产品和服务；认识到公共事务的管理需要建立在政府、社会、企业共同参与治理的基础之上；认识到政府作为公共权力的委托人，理应承担更大的公共责任；认识到人的基本权利和人性尊严的重要性，并致力于不断提升和改善公民的权益。

　　我们采访的政府官员和学者都认为，形成于21世纪之初的中国新一届领导集体，在以往政治文明发展的基础上，第一次提出了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公平问题。北大学者程美东这样认为，胡锦涛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再强调民主、正义是人类的共同价值，这表明中央在民主问题上要有选择地吸收全人类的政治文明成果。公平正义就是要尊重每一个人，维护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在自由平等的条件下，为每一个人创造全面发展的机会。在此基础上，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念又在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上被首次明确提出来，“以人为本”意味着中国的民主政治更加个性化，具体化，人性化，意味着民主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意味着我们的政治活动不能简单地、抽象地考虑大多数，惠及社会的强势群体，而要关心一切社会成员合法的、合情合理的利益诉求，这个指导思想对于中国的民主建设来说，是划时代的。

　　政务信息公开、官员任职公示、党务公开、官员问责、人权入宪、村民自治……中国正在经历一场渐进的政治改革，尽管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还没有定型，正在形成中，但这种持续的变革，正在不断地、极大地释放人们的活力，带来社会生活前所未有的变化。据清华大学学者王名估计，目前中国各类社会组织，又称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总量已达到 300万家，近年来以平均 30%的速度递增，这一趋势拓展了社会的包容力和多元化格局，加快了我国走向公民社会的历史进程。公民社会指称的是这样一种状态：在一个社会中，多种形式的社会组织都能得到较为充分的发展，作为公民及其群体的社会表达形式，能多渠道地进行沟通、对话、协商和博弈。政府等公共部门因社会组织的存在而更加民主、高效和提高问责能力，整个社会因社会组织的存在而富有和谐性、包容性、多样化和承受力。

　　晨报最近一次问卷调查表明，我们生活中的一位普通人，一般都与 5到 6个非政府组织发生关系，有车族有车友会，跑步或高尔夫有俱乐部，律师或记者有行业协会，有房者参加业主委员会，有的人还参加某个慈善组织或助学会，有孩子的参加某个妈妈联谊会，更多地在网络社团、虚拟社团与他人发生联系，如旅游、公益、健身、书友、电游、碟迷甚至“超女粉丝团”。

　　据王名的研究，从大类梳理，反映市场经济走向成熟的多种商会，行业协会，在经济生活中，成为降低交易成本、规范市场秩序、抗衡反倾销浪潮的重要机制。同时，随着利益集团的出现，除了政府之外，需要有相应的社团，代表消费者、中小企业，这样一批批代表市场中各种不同利益集团的非营利的中介组织彼此互动和制衡，倡导和影响公共关系，从而实现各种利益均衡。在经济市场化和社会多元化进程中，公民自由、自主、自治和志愿服务的意识逐步培养和觉醒起来，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越来越高，随着政府逐步退出一些社会控制领域，自上而下的政治和行政束缚也日益减少，自治、志愿服务的社团大量出现，使人们的自由权利得到认同，自主精神得到倡扬，自治机制得到培育，志愿服务的社会风尚逐渐形成。此外，由不同社会阶层，如富人或打工者结社而成的社会组织，也成为各阶层表达意愿、维护权益、参与治理乃至互动博弈的组织和形式。王名展望，中国公民社会正在发展，最终，应该是一个政治民主、经济发达、社会稳定协调、文化繁荣包容、公民权益和自由得到更多保障、公共事业发达的状态。社会组织在实践中发展已成为不可逆转之势，无论政治精英，还是知识精英或经济精英，都在积极参与并推动着社会组织向前发展。

　　2009年1月13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截至2008年底，中国互联网普及率以22.6%的比例，首次超过21.9%的全球水平，中国网民数达到2.98亿，宽带网民数达到2.7亿，国家CN域名数为1357.2万，三项指标继续稳居世界排名第一。从1991年美国军用阿帕网解禁进入民用，不长的时间内，互联网已充分进入并深刻地影响中国人的生活，用复旦大学学者唐亚林的评论是，网民数CN域名数等排名，昭示着一个强大的网络空间的物质载体以及参与主体群在当代中国的崛起。在这个虚拟社会中，网民实现信息交流、物质交换、利益博弈，实现信息的生产与再生产。其中，人们围绕着利益和公意的表达、博弈，利益和公意的决策与利益和公意的分配而展开的一系列政治参与活动，就是网络政治活动，其生成动力来自于现实政治生活中的网民对公共利益和公共意志的追求，来自于他们对公共事务的关心和参与。

　　几乎与此同时，通过互联网和报纸的融合，一批时评作者出现在公众视野中，他们一般首先在报纸发表对当前热点事件的看法，通过网络转载形成影响。我们试以2009年9月2日上午9时为例，在新浪网“每日评论”中，上传34位时评作者当天发表在各地日报上的时评，聚焦的时政热点有：关于对公民“双薪”即第13个月工资单独征税办法的质疑；央企要建立新闻发言人，应对“负面新闻”缠身的问题；某省立法限制小学生作业时间应对应试教育；北京地铁4号线要实行蹲式服务；教育部关于44个汉字“整形”征求意见；俄罗斯要在中俄边境地区建赌场吸引中、日游客；如何抑制各地“酒驾”成风，等等。新浪网当天排出的时事(财经)评论员有48位(实际远不止这些)，发表他们的作品的媒体有中国青年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北京晚报、华商报、钱江晚报、潇湘晨报、新闻晨报、重庆日报、燕赵都市报、珠江晚报等数十家。这些时评作者中，有媒体人、有学者、官员以及普通读者，有的热门时评作者身在大洋彼岸。

　　2009年8月25日，湖北、浙江两省的公安机关对利用网络捏造、散布杭州“5·7”交通肇事案出庭被告人胡斌是“替身”谣言的湖北省鄂州市无业人员熊忠俊，作出行政拘留处罚。次日，时评记者杨涛即发表《失实的质疑同样能促进政府的进步》一文，提出“要求公民掌握了足够的证据才能批评和质疑政府，事实上就等于不准公民进行合法监督，如此，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又何以安身立命”。此前，杨涛还就另一件案例在中国青年报撰文，提出“批评政治哪怕失实也不能以诽谤治罪”，被评论的机关部门均无回音、也无反驳，是否如杨涛文中所要求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中国的吏治和整个社会，无疑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南方周末》高级评论员笑蜀认为，中国公民社会通过互联网和平面媒体的结合，越来越走向实体化，它的成长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社会最重要的成就，哪里有重大公共事件，哪里一定成为整个公民社会关注的焦点，成为公民集体行动的高地，也是公民新闻的高地、信息自由发布的高地，成为高层决策者突破下属信息屏蔽、了解民情民意的一个主要通道。公民社会和公民新闻的发展，是这个社会的人心粘合剂和人心均衡器。

　　但是，研究者一致指出，网络世界的匿名性、开放性，也造成网上信息良莠不齐、真假难辨，有害信息极易快速复制传播，网络暴力危机公民权利，人数多寡往往简单地被等同于正确与否，非理性状态使公共事务的讨论往往停留在彼此攻击的阶层。一名研究者写道：“如果，独自的阅读和写作有助于潜心研究，那么，互联网上的互动往往留下了没有共识和结论的争奇斗艳。 ”(南帆《虚拟的意义：社会与文化》)

　　从更广泛处看，转型期的中国，一方面是国家实力历史性地增强，一方面是中国社会中蕴藏的巨大能量和多样化需求被大大释放出来。因此，严谨的人们开始考虑更深层次的问题，比如，国家的最高的目标是不是致富？国家的价值何在？国家运行的理想状态是什么？于是，国家能力、国家情绪、国家健康等一系列新命题，放在前进中的中国面前。

　　复兴

　　2009年3月，两名研究者之间，曾有一次小小的论战，一位是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阎学通教授，一位是日本JCC新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庚欣，从庾欣的文章看，他也是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