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衷心地向各个国家、各个阶层的人们发出呼吁，无论是伟人们还是最穷困的劳动者，因为所有的人都能在各自的领域里，用不同的方式力所能及地做些事情来帮助开展这项慈善工作。”拿破仑三世没有收到3年前那封宏论开发阿尔及利亚的致敬信，但他收到了《索尔费里诺回忆录》，看到了这些话，并且像英国护士南丁格尔一样积极回应了杜南的提议。几年后，这位皇帝在1870年普法战争中遭遇色当惨败、流亡伦敦，他仍然是杜南人道事业的资助者，支持他保护战俘权利，直到1871年去世。其时杜南本人也早已陷入困境，由富而穷——因为忙于人道事业无心打理生意，他的公司在1867年宣布破产。身负100万瑞士法郎债务，杜南在流言蜚语中被迫辞去国际委员会秘书一职并被解除委员职务，避居巴黎，依靠临时工作和家人每年寄去的1200瑞士法郎维持生活。

　　而在1862年，回忆录出版后在欧洲产生了如此大的反响，虽然无法和雨果的人道主义文学巨著《悲惨世界》相比，也被翻译成十几种语言传看谈论。1863年，慈善团体“日内瓦公共福利协会”创立了一个“五人委员会”，开始研究如何实现杜南的设想。这个由古斯塔夫·穆瓦尼耶(Gustave Moynier)、纪尧姆-亨利·杜福尔(Guiliaume-Henri Dufour)、路易斯·阿皮亚(Louis Appia)、泰奥多尔·莫努瓦(Theodore Maunoir)和杜南本人组成的委员会创立了“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也就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前身。

　　“把施德行善扩展为人道使命”

　　走进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博物馆展厅，第一眼就能看到中间支开的6块巨大透明布幔，上面分别记录了不同文明所阐述的对人的尊重。第一块布幔上写着犹太先知摩西的“爱人如己”。第二块来自中国儒家的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第三块是古印度阿育王在他国内四处竖立石柱、谴责战争暴力的故事。第四块来自《马太福音》，耶稣说：“我饿了，你给我吃，渴了，你给我喝，我坐牢，你们来探视我。”最后一块布幔上介绍了18世纪针对战争人道化的卡特尔条约。

　　“每一种文化、每一个国家都存在人道主义意识的萌生，所以每当自然灾害或者战争发生，总会有人冒着危险去帮助邻居和素不相识的人。亨利·杜南是这种普世思想的传递者，他的伟大在于他看到了一种重要性，即把个人和团队的施德行善扩展成为人道使命，并将它转化为持续行动的能力。”皮埃尔对我说，他认为，这就是杜南对全球人道主义运动最大的贡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共有42个国家的红会在开展工作。现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全球约80个国家设有代表处和任务团，针对具体所在国的局势和需求开展系列活动。目前我们整个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以及国家红会组成。”

　　1862年在回忆录中，杜南对个人的施德行善已经写下反思：“面对这样重大的紧急情况，那些处于一盘散沙状态中的热心人能做些什么呢？一个星期后，布列西亚人施德行善的热情就开始冷却下来。除了一些最令人敬佩的人，其他的人渐渐地变得厌倦了。”他意识到，持续行动的能力必须由一个不可侵犯的公约批准，一旦这些国际准则被同意并认可，就可能构成欧洲各个国家伤员救护协会的依据。1864年10月26日，在杜南 “五人委员会”的邀请下，16个国家和4所慈善机构派代表出席了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大会，在这次大会上，白底红十字被采纳为伤兵救护协会的特殊标志，红十字由此产生。1864年瑞士政府在日内瓦召开外交会议，12国政府代表通过了第一条国际人道法条约——《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境遇的日内瓦条约》。根据“日内瓦公约”规定，红十字标志和理念获得国际承认，在冲突期间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1876年，奥斯曼帝国决定使用红新月标志来代替红十字标志，认为这更符合他们的文化，几个国家也相继效仿，到1929年，红新月标志获得正式承认。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接踵而来的是大流行病“西班牙流感”，死亡人数超过4年战争中死亡人数的总和。为了照顾流离失所的难民、对抗饥荒和传染病、重建医疗卫生服务，1919年五国红会决定建立一个联盟——“红十字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IFRC)来协调彼此工作。现任IFRC副秘书长的伊布拉海姆·奥斯曼(Ibrahim Osman)接受我采访时，强调了国际联合会在和平时期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志愿者的持续行动能力：“国际联合会成立90年来，我们的各国红会成员已经从当年的5个发展到186个，从10万志愿者到1亿志愿者。现在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在和平时期利用庞大的志愿者网络来支持国际红会运动。”奥斯曼说，按照他们专家的评估，世界有一半人口属于“脆弱人群”，总数大约为30亿人左右，“脆弱人群的数量如此之大，我们必须随时做好准备，减少危机对生活的破坏性影响，这也是应对人道危机的一部分。在这场新的人道主义运动中，国际联合会的重点就是防灾、备灾，拯救生命”。根据国际联合会卫生部长多米尼克·普拉普兰(Dominique Praplan)向我提供的数据：全球有10亿人没有洁净水可供饮用，26亿人缺少符合标准的卫生设施，每年有400万人因为水的问题死亡，“我们目前正在22个国家开展洁净水工作”。

　　走进国际联合会行动支持部部长彼得·里斯(Peter Rees)的办公室，这位专家正在查看地图，头也不抬地告诉我：“我正在研究赞比亚的水灾情况。你看，安哥拉也在发水灾，监测仪器告诉我，未来几天这个地区就会出现问题。”他的工作重点是预警和监测，“从1975年到现在，虽然灾难导致的全球死亡人数减少了，但是灾难数量增加了，受伤人数也增加了。过去5年全球水灾和流行病的曲线图变得很突出。有了气候变暖这个前提，预警工作显得更加重要。”里斯说，国际联合会还设有一个紧急款项基金，如果某个国家红会需要资金援助，他们可以调动资金在20分钟内送达。

　　“我们每天都在拯救生命”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行动部主任皮埃尔·克雷恩布尔说，当他还在上学的时候，曾经观察研究ICRC，有时候也觉得它并不总能跟上世界的改变。但是现在他对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它有足够强韧的力量来对应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并像杜南那样，把设想延续下去。”

　　1871年拿破仑三世死后，杜南陷入更加孤立无援的境地，债务、贫穷、疾病，让这个帮助受难者的人变成了身陷苦难之人。1875年在伦敦发起组织了一次“最终完全废除贩卖黑人和奴隶贸易”国际大会后，他开始四处漂泊，在阿尔萨斯、德国和意大利徒步游荡，依靠别人的施舍和朋友的款待维持生活。1887年，已经60岁的杜南终于回到瑞士，住进康斯坦茨湖边的海登济贫院。在以后长达10年的时间里，没有人知道这个贫病的老人曾经拥有过多么伟大的力量影响了世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创始人名单中甚至不再有亨利·杜南的名字，历史就这么轻易地被覆盖了。直到1890年，海登的一位乡村教师发现了杜南，才让外界知道了他的下落。1895年8月7日，德国记者格奥尔格·鲍姆贝格尔到海登济贫院简陋的12号房间探望杜南，这样描写了他：“简洁的棕色睡裤下露出洁白的袜跟，透露他高贵的出身和教养。这种印象随着我们的交谈越来越强烈。……他充沛的精力告诉我，这曾是一个完成世界使命的人。”

　　诞生于战争，在战争中被世界认识，使命却是让世人远离战争的伤害，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的困境就像国际联合会秘书长贝克莱·格雷塔所描述的那样：“虽然人类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冲动，想要帮助身处危难之人，但巨大的分歧仍将人们割裂开来。这是人类心理的一种矛盾——一方面在挽救生命，而另一方面却无法停止冲突和暴力。” 其实杜南在《索尔费里诺回忆录》里早就看到了这种困境，他曾试图说服人们不要因为沮丧而放弃行动，“最后正因为在欧洲，人们的心境和许多其他的征兆都表明了未来战争的前景，要想避免战争似乎是不可能的。综上所述，我们为什么不利用相对安定平静的时期，在人道主义和基督的立场上去调查研究或想办法解决这样一个在世界范围内如此重要的问题呢？”

　　国际委员会人力资源部主任马库斯·多尔德这样告诉我：“我不认为人道主义者试图改变世界，它的根本愿望是减轻冲突中那些受难者的苦痛。这种想法来自人性，从过去到现在，人道主义的宗旨始终如此。我想这已经足以向我们传递一个信息：像最初杜南做过的那样去坚持、去努力，为不能发出自己声音的人代言，帮助那些无力帮助自己的人。在过去的150年里，这种愿望已经帮助过成千上万的人，我想这就是现在和未来还要继续坚持的最好理由。”

　　杜南说过，人道救助行动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转向公众。今天在世界各个角落，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拥有1.1万名工作人员，红十字与红新月国际联合会有将近1亿名志愿者，他们在冲突和灾难中应对着每一个重要的人道挑战：气候变化，移民和人口流动，流行病，救灾，城市暴力，粮食危机，普遍的贫穷。“共同的世界，你我的行动。”这是2009年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为纪念索尔费里诺战役150周年发起的一项全球活动，提醒每个人负起减少人类苦难的责任。很多年轻人就像多尔德一样，加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多尔德在大学的专业是化学，毕业后在银行做过职员，1991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他看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招聘广告就去报名了。“那时候我对红十字会的理解几乎等于零，只是小时候父亲给我看过一张邮票，告诉我上面的红十字代表着什么。以后每当有人提到红十字会，我就想，这是一个拯救生命的伟大的组织。”17年来，多尔德先后被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派驻伊拉克、索马里、卢旺达、埃塞俄比亚、乌干达和耶路撒冷等国家和地区，经历了各种血腥的武装冲突局面，但他说，这么多年的经历让他觉得只有一个词可以表达自己对红十字运动的感受，那不再是“伟大”，而是“谦虚”——“帮助他人首先要懂得、了解和尊重。”

　　皮埃尔和他的同事多尔德一样，并不以改变世界为己任，他说：“战争还在不断发生，红十字运动仍在秉持杜南一样的决心去帮助那些受难者。我们做的也许不足以改变这个世界，但我们每天都在拯救生命。”

　　在鲍姆贝格尔当年的报道中，那个被世人遗弃淡忘、生活贫穷的老人没有任何愤世嫉俗的忧愤：他在写一本讲述日内瓦公约和红十字会历史的书，已经完成了一半。书稿旁边还有一叠关于伦敦的贫困化的稿子，那是他多年研究的领域。“他本人对这个世界没有要求，仅仅希求尽其未尽之业，这是他幸福感的源泉，这种意志照亮他的晚年，使这位年高德劭的老人充满伟大的力量，一如他影响力鼎盛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