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块和宗教有着密切联系的土地上，一切都具有象征意义，就连当地红会使用的标志也具有本地特色。1864年，《日内瓦公约》规定所有国家红会都必须使用红十字作为唯一的标志。尽管红十字的本意只是红底白十字的瑞士国旗的反转，并没有宗教意义，但还是让伊斯兰世界联想到十字军东征。1876年在与沙俄交战中，土耳其(当时的奥斯曼帝国)政府提出，白底红十字这个标志使信仰伊斯兰教的士兵感到不快。因此土耳其改用国旗上的新月用红色画在白底上作为标志，这个标志在1929年被列入《日内瓦公约》，在伊斯兰国家广泛使用，巴勒斯坦红新月会的标志正是如此。

　　而以色列红会自1930年成立之日起，使用的就是红大卫盾标志。大卫盾是两个等边三角形组成的一个正六角形，犹太史上最杰出的国王大卫就是使用这种形状的盾牌南征北战，统一了以色列12支派，建立了强大的希伯来王国，因此犹太人把这种六角形称作大卫盾或大卫星。1948年，以色列建国，但在此之后的近60年里，一直拒绝接受红十字和红新月两个官方标志，因此也就一直没有能加入国际红十字会。

　　2007年，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正式起用了第三个标志——红水晶，运动官员认为这个正方形不会也不应该引起任何争议了，从此以色列红大卫盾才算正式被吸收入会。以色列红大卫盾在国内可以使用原有标志，但是当它需要走出国门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比如地震、洪水以及其他灾害情况时，需要将红大卫盾置入红水晶内使用。

　　所以，在这片土地上，人们可以看到红十字、红新月和红大卫盾三种标志在各地穿行。当加沙被轰炸时，因为医院床位有限，某些复杂的外科手术必须到东耶路撒冷的医院去做，但是以色列军方不允许巴勒斯坦红新月会的救护车进入以色列境内。在这种情况下，加沙边境的埃雷兹检查站往往会出现这样的场景：在加沙一侧，标有红新月标志的救护车将车尾对准出口；在加沙外侧，标有红大卫盾标志的救护车将车尾也对准出口，两车之间约有50米的距离。人们迅速地将从加沙运来的病人从红新月会的车转移到红大卫盾的车上，然后送往耶路撒冷的医院就诊。

　　其实，人们对ICRC不熟悉是一件好事，这表明他们的政府有自己处理各种事务的能力。上一届ICRC驻耶路撒冷负责人瓦西里·法捷耶夫曾经在看到调查结果时这样表示：“不过，我们仍旧在以色列工作。比如，我们支持以色列红大卫盾会，准备好帮助以色列应对诸如地震之类的严重自然灾害，此外，我们的一些项目也对以色列有益，比如我们在加沙地区的污水处理项目，对以色列而言这意味着洁净的海岸线，因为未经处理的污水会直接流入地中海。这些都意味着我们准备好了不论何时何地，只要有需要，我们就会帮助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

　　再造亚齐

　　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发生里氏9.3级地震，随后引发的海啸导致了超过22.8万人死亡。本刊主笔吴琪曾于灾难发生4天后抵达印度尼西亚亚齐省首府班达亚齐，从这个受灾最严重的城市发回了第一批现场报道。4年多过去，那里的情况怎样了？灾后重建进行得如何？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在其中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带着诸多问题，我于2009年4月28日重返亚齐省。

　　◎袁越(发自印度尼西亚)

　　分不出新旧的城市

　　班达亚齐市(Banda Aceh)坐落在苏门答腊岛的最西端，2004年时有大约40万人在此居住。一场海啸把当地人口总数减少了1/3，海水深入内陆6公里，所到之处所有建筑都被夷为平地。4年后重返旧地，我在距离海岸线3公里远的地方被一艘100多米长、3层楼高的铁皮船挡住了视线。这座城市铺得很开，几乎看不到一幢超过两层楼高的建筑，这样一座巨无霸停在一群低矮民房中间，颇有些鹤立鸡群的味道。

　　“这是被海浪冲到这里的一艘柴油发电船，因为没人搬得动它，所以就一直停在这里了。”一位卖零食的小贩对我说，“至今船下面还压着6幢房子，不知有多少人被埋在里面。”

　　关于那次海啸的惨烈程度的所有想象均中止于此。

　　从这里向西直到海边，是一片密集的居民区，房屋的颜色和式样各不相同，位置错落有致，根本看不出它们都是海啸后才盖起来的新房。居民区内有不少商店和饭馆，但顾客寥寥。那场海啸吞噬了这个小区80%的居民，现在住在这里的人倒有一多半是原来居民的亲戚朋友，他们从这场灾难中看到了改善生活的机会，纷纷从其他地方搬来，试图从重建计划中分一杯羹。据统计，国际社会向此次海啸的所有受灾国提供了135亿美元的人道援助，其中55亿美元来自各地民众的自发捐献，这两项数据均打破了历史纪录。相比之下，官方统计的受灾损失只有不到100亿美元，远不及人道援助的总数。

　　其中受灾程度最严重的亚齐省既是最不幸的，又是最幸运的。该省从国际社会得到了64亿美元人道援助，大约有700个来自世界各地的非政府组织(NGO)带着大笔经费和施工队来班达亚齐市参与救援与重建，他们带来了不同的设计方案和建筑材料，使得当初那个杂乱无章的班达亚齐市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便恢复了原貌。

　　当然，改进也是显而易见的。一位当地人告诉我，这里原来最宽的马路也只有两车道，现在市区内已经建成了多条四车道柏油马路，路况良好。原来沿海一带全是密密麻麻的居民房，现在则建了一条宽阔的隔离带，甚至还新建了一个儿童游乐场。可是那人说，当地人不喜欢这类玩意儿，估计孩子们玩半年就会厌倦它了。

　　最重要的进步是民心的变化。过去亚齐人一直认为雅加达政府对资源分配不均，把钱都留给了爪哇岛人。另外，亚齐省位于印尼的最西端，伊斯兰教最初就是从这里传播到整个国家的，所以亚齐省一直是伊斯兰激进分子的大本营，这些人对印尼政府相对宽松的宗教政策心存不满，主张亚齐从印尼独立出去。1976年，“亚独”分子发起了“自由亚齐运动”，采用游击战的方式和印尼政府军对峙。双方争斗了近30年也没有分出胜负，却把亚齐省的经济弄得一团糟。据说班达亚齐市过去相当破败，连一座电影院都没有，每天晚上21点以后大街上就空无一人了。可我看到的班达亚齐市却完全不同，夜里23点照样车水马龙，小商小贩沿街叫卖各种亚齐小吃，与新开张的肯德基、必胜客们竞争。星巴克一时还打不进来，因为班达亚齐男人都喜欢去一家名叫Solong的咖啡店品尝一种掺了大麻的本地咖啡。据说当年叛军和政府军白天打完仗，晚上双方首领便会偷偷来这里喝咖啡，顺便举行谈判。

　　战争的荒唐，由此可见一斑。

　　如今这里依然顾客盈门，但谈论的却大都是足球和生意。造成如此巨变的原因有两个：第一，2005年4月，印尼政府成立了“亚齐-尼亚斯恢复与重建管理局”(当地人称之为BRR)，全权负责应对与海啸善后有关的一切事宜。印尼总统苏西洛给予BRR极大的权力，让后者得以绕开印尼政府的官僚机构，快速处理所有事情。这个决定事后被证明是印尼政府所做的最出色的决定，其结果便是大量来自国外的NGO得以顺利进入亚齐省，帮助当地人开展重建工作，大大加快了复苏的进程。第二，印尼政府在海啸发生后主动与叛军展开谈判，并于2005年8月15日与叛军签署和平协议，结束了持续近30年的内战。按照这份协议，亚齐省具有高度自治权，在选举中获胜的当地政党拥有组阁的权力。于是，“自由亚齐运动”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合法的政党。该党在2009年4月刚刚结束的印尼议会选举中击败所有对手，获得了亚齐省议会的多数席位。

　　2007年当选的亚齐省省长艾万迪·优素福(Irwandi Yusuf)曾经是叛军发言人，并曾因此蹲过一年监狱。优素福精通人道法，曾经为印尼红十字会工作过。有趣的是，就在这次议会选举中，两名现任印尼红十字会官员也被选为亚齐省议员，据知情者介绍，两人都曾积极投身救灾重建工作，并因此在亚齐省享有很高的知名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