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日本内阁的更迭，中国时局的动荡，写就一份《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用了六年时间

　　■本刊记者/许荻晔

　　在徐敦信记录每天事件的小本上，那天只有一行字：接到日本使馆电话。

　　那天是1978年8月6日，晚上8点45分左右，徐敦信在外交部加班。他那时候44岁，担任亚洲司日本处副处长，7月21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重新展开，他连日保持着紧锣密鼓的工作。虽然是星期天，但次日要举行第13轮会谈，他必须作好发言准备。

　　那个电话之所以值得记上一笔，因为对方说，日本外相园田直希望在8日访华，举行两国外长会谈。徐敦信层层请示领导后，直接打电话给邓小平办公室报告。

　　按照徐敦信的回忆，邓小平秘书接听电话后，意识到这是一个重要消息，没有挂电话而直接向小平口头报告，得到的答复是“欢迎访华”。9点15分左右，徐敦信致电日本使馆，告知结果，“日本公使接了我的电话以后很高兴，又好像有点意外。因为他还说了句‘这么快啊！’。”

　　8月8日傍晚6点40，园田乘专机抵达北京；9日中日外长举行两次谈判；10日双方条约起草工作开始进行；12日傍晚7点，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由两位外长完成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字仪式。

　　这一次签字，距《中日联合声明》发表，已将近6年。

　　反不反霸

　　1974年11月，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韩念龙赴日签署中日海运协定时，向日方提出开始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建议。日方欣然赞同。在此之前，中日政府间的贸易、航空协定都已缔结并生效，渔业协定尚未完成，但双方同意将原有的民间渔业协定延长一年。《中日联合声明》中规定的四项政府协定基本完成，进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谈判，顺理成章。

　　中方的设想是：前言中肯定《中日联合声明》，条文应包括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诉诸武力，不谋求霸权并反对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发展经济和文化关系等内容。日方对其他几点都能表示同意，唯独在“反霸”上提出异议。

　　日本外务次官东乡文彦在《日美外交三十年》中回忆：“我当即指出此项条款是就日中两国发展长远的和平友好关系做出规定，反对第三国的霸权不属于本条约的范围。”

　　但在全程参与条约谈判的徐敦信看来，“反霸条款”恰是与长远的和平友好关系有关的。中日两国宣告自己不谋求霸权，首先是自我约束，同时也有助于消除周围的中小国家的疑虑。“反霸条款并不是中国提出，最早提出的是美国，先写进了中美《上海公报》，后来也写入了《中日联合声明》。在声明中已经承认的事，缔约时总不能在原来的基础上倒退吧？”

　　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反霸条款有个前缀：“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针对第三国的”，是日本方面执意要加上去的，意在避免超级大国不高兴。但苏联并不领情，反应还颇为强烈，公开声称“反霸条款”就是反苏条款，对日施加了许多外交压力。

　　因为害怕“中国要求将反霸条款写入条约”这样的新闻将引起国内外舆论反响，日本对这方面的信息严格保密，直到1975年1月才被《东京新闻》披露。

　　徐敦信说得很直白：“就是日本的右派反对和中国缔约，不肯写入反霸，只是他们的借口。”

　　韩念龙回国之前，对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进行了礼节性拜会。根据日本记者永野信利的记录，韩似乎有意激励田中为此作一决断：在代表中国政府赞扬了田中在中日关系正常化中作出的贡献之后，敬了田中一杯茅台，“并鼓励他说：‘首相，请喝了这一杯。喝了它，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但11天后，11月26日，因为经济来源问题而四面楚歌的田中角荣辞去首相一职。12月9日，三木武夫内阁成立。

　　恢复谈判一波三折

　　三木上台不久的施政演说指出中日关系进展顺利，强调“今年应该进一步发展这种关系，在日中之间缔结和平友好条约”。

　　“今年”指的是1975年。1月16日，由中国首任驻日大使陈楚和日本外务次官东乡文彦进行条约谈判。徐敦信回忆，他当时对谈判有着比较乐观的预计：“条约既是《中日联合声明》上的明文规定，又符合联合国宪章精神，更是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的需要。估计谈判短的话三个月，长的话半年，应该可以完成了。”

　　这次谈判进行了三个多月，交换了各自的条约草案，但并没有达成结果。“三木派在自民党内是小派系，比较软弱，幻想内外各方面都不得罪。当时苏联对日本软硬兼施，不想让中日缔结条约。日本极右翼以此为极口，极力阻挠。三木内阁对内应对不了右派的干涉，对外害怕得罪苏联，造成谈判迟迟不得进展。”

　　陈楚当时坚持原则，寸步不让，在徐敦信看来，很可能也有“摸底”的意思在里面：“看看对方的底线到底在哪里，刚开始谈，对方的真正要求可能还不明朗，寸步不让也是一种试探。”

　　其间，中日政局都发生了很大变化：1976年，周恩来与毛泽东先后去世，年底时三木因众议院选举失败而引咎辞职，福田赳夫继任组阁。

　　福田曾因在中日关系中的消极态度，而在1972年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中败给田中角荣。在两国已经建交的情况下，他虽然表示要抓紧条约谈判，但仍然在观望形势，迟迟没有行动。

　　园田的秘书渡边亮次郎在《园田直其人》一书中，对福田缔约态度的判断是：“政局尤其是同在野党的关系趋于紧张，他就对日中关系采取积极态度，目的是稳定形势；情况稍有好转，他就犹豫徘徊，止步不前。”

　　在徐敦信看来，福田由消极到积极，最后下定决心，与粉碎四人帮后，邓小平复出工作并亲自领导缔约谈判工作有关。“小平同志通过各种渠道，向日本各界包括福田本人做了大量工作。比如说，他向访华的日本政要表示：‘福田首相说不上是中国的老朋友，他和中国的关系我们彼此都清楚。但是我们并不在意，他表示要积极对待缔约谈判，我们期待他同田中、大平一样成为我们的朋友。’还有一个 “一秒钟”的说法。邓小平说，知道到首相很忙，不过真下决心，一秒钟就能解决问题，那就是两个字：‘签订’。这句话传到日本，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福田受此影响逐渐进行的调整，徐敦信也都看在眼里：“他在1977年底的时候任命园田直为外相，安倍晋太郎作内阁官房长官。园田善于谈判，一向同中国友好；安倍在自民党中较有人望。我们就大概知道他会让园田来进行条约谈判。让安倍来处理党派内部关系。由于有他传达出的这些信息，我们对于恢复谈判还是有一定心理准备的。”

　　1978年5月31日，日本驻华大使佐藤正二向韩念龙正式提出恢复条约谈判的要求，中方于6月14日给予回应，表示同意。

　　该怎么谈

　　徐敦信介绍，比较理想的谈判情况是：上午谈判。下午双方各自研究对策，晚上可用来准备第二天的发言稿。“对方提出的新说法，我们当场通常只简单表示一下，你这个是有问题的。但具体的如何回应，就要靠会后的时间仔细研究，每一句话都是要有依据的。所以谈判的时候，基本都是就着稿子谈。”

　　在不需要谈判的时候，徐敦信都是在单位食堂吃过晚饭再加一会班。至于开始谈判的时候，更没有准了，“什么时候弄完了什么时候能走。”

　　而这次谈判更有些特殊情况。谈判团长韩念龙因病正住院治疗，医院方面同意他下午出院工作，谈判只能安排在下午。

　　在北京的酷夏，当时还没有像样空调的外交部3号宾馆里，谈判双方每天下午正装入场，进场后才能脱掉外套，常常已是汗流浃背。“我们那时候穿的是中山装，日本方面都穿西装。”

　　谈判的时间并不固定，“把想说的话说完就可以了。时间长短并不重要，谈的时间再长，光是干嘴仗，也没有什么意思，关键还是争取有所进展。谈的过程中也常常要求休息，大多不是为了真休息，只是为了能有时间各自进行商讨。”

　　通常放在下午的会议总结因此顺延至晚上，结束以后，徐敦信还得写发言稿，第二天一早，他得到北京医院，与病床上的韩念龙进一步讨论、定稿。“其他同志各自有负责的内容，比如将每天谈判情况整理简报，翻译人员则忙于翻译讲稿。”

　　不按稿子的情况也有。通常是对方新提了个观点，“我们就说，你们这是节外生枝，或者说是老瓶装新酒。碰到这情况，最为难的就是他们的翻译，翻译中国的成语还是蛮考验人的。”

　　中方所强调的反霸条款必须原原本本写进条约，这里的“原原本本”指的是精神实质，而不是一字不变的文字表述。“反霸条款所涉及的本来是亚太地区，而日方希望改为‘亚太和其他任何地区’虽然淡化了反霸针对性，但是地域扩大并没有改变该条款的精神实质，所以我们采纳了日方意见。”

　　这同样也是因为，“小平同志有个内部指示：力求达成协议。”

　　因为保持了一定的灵活性，谈判取得进展，但个别问题仍然僵持不下，8月初的时候，日本外相园田直判断：“双方谈判团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需要的是更高一级的谈判了。在他所著的《世界、日本与爱》中，他剖析了当时的尴尬环境，与自己的决心：“我觉得，外务大臣不去就没有办法打破僵局；再说中方满怀热情，失去这次机会的话，缔结日中条约还要大大推迟。”

　　8月6日下午，日本时间5点左右，园田来到福田休养的箱根王子饭店。两天前，福田没有同意园田访华，这次园田是带着“如果不同意我的意见，就辞职”的决心去的，但出乎他意料的是，福田竟直接问他：“什么时候出发？”

　　决定在8日出发，因为外务次官有田圭辅认为，年月日都逢8乃黄道吉日，诸事顺利。

　　在此之后，才有当晚徐敦信接到的那个电话。

　　眼泪的胜利

　　根据园田回日本后接受《周刊文春》的采访，在8月9日进行的中日外长谈判中，他的讲话不涉具体条约，只谈政治问题。他要求双方都“设身处地地想一想”，“要推心置腹，坦率地交换意见”，甚至说了“如果条约缔结不成，我就不能回日本了，只好在北京自杀”、“如果谈崩了，我和你都会受到世界的耻笑”这样的话。

　　这位感情丰富气场强烈的外相的发言，按他的说法，导致“对方有人眼圈也红了”。

　　在《亲历与见闻——黄华回忆录》中，中国外长同样提到了园田的“好动感情”与“越谈越激动”，但是在他笔下，“热泪盈眶”的人，倒是田园直外相自己：因为中方在当天下午的第二轮谈判中，表示同意日本提出的“本条约不影响缔约各方同第三国关系的立场”的条款，园田又激动地表达了一番心迹。

　　第三国条款的突然通过，令日本方面惊喜到不敢置信。至于原因，黄华只提到是“根据中央批示”，而永野信利在《日中建交谈判记实》中，揣测“肯定是邓小平最先做出‘这就可以’的结论。”

　　第三国条款一落定，条约谈判就基本没有阻碍，当天晚上的欢迎宴会上，黄华外长的致辞已经是“经过双方努力，条约谈判已经有了成果”。而第二天原本要进行的第三轮会谈，因为第二轮会谈已经解决了所有问题，直接被取消了。

　　8月10日，邓小平会见了园田。园田转达了福田的邀请：欢迎邓副主席来日本进行条约交换仪式。同时，他也转达了福田的另外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否继续存在，二是尖阁群岛(即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问题。

　　第一个问题，邓小平的回答是：“那个条约实际上已名存实亡”，让园田很方便地完成了使命；但第二个问题的答复，却让他紧张到“浑身像瘫了一样”。

　　徐敦信记得，小平的回答很巧妙：本着条约精神，这个问题放一放不要紧，可能几十年也达不成协议，达不成协议就不友好了吗？这个条约就可以不实现吗？！这个问题可放在一边，慢慢来，从容考虑。

　　只是对于刚刚成功缔结了一项足令他在国内扬眉吐气的重要条约的园田来说，生怕邓小平表达出“钓鱼岛是中国领土”的表态，而使他几乎已经触碰得到的成就付诸东流。所以，邓小平举重若轻态度自若的处理，也已经让他“受不了，使劲拍了一下邓的肩膀，说：‘阁下，不必说了。’”

　　而当时在场的徐敦信，回忆里根本没有园田拍肩膀那一幕。“可能是日本外相接受采访时临场发挥。”

　　在通常的日本舆论中，园田这次访华，一方面成功缔结了《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另一方面，对于中日关系上的两个敏感问题也从中国领导人处得到了令日方满意的答复，对他的努力与成就，基本上都给了高度评价。

　　“很多日本领导人，一生最大的成就，就是他为中日和平交往作出的贡献；而他们自己，通常也会认为这是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刻。”成为中国驻大阪总领事的王泰平，在参观园田故居时，看到进门以后占满了整堵墙的园田与邓小平握手的照片，这样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