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为了巩固政权，最大限度地答应了中国对于核援助的要求，同样因为政治的原因，中苏两党两国决裂

　　■本刊记者/杨东晓

　　中苏虽然在1950年就签订了同盟条约，但是由于斯大林与毛泽东之间的分歧，两国之间的蜜月期姗姗来迟。直到斯大林去世，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调整了对华政策，中苏同盟最醇厚的蜜月期才真正开始。

　　赫鲁晓夫在1954年10月访华，开始加大对中国的援助力度，1956年开始在国内批判斯大林路线，出于对自己国内政权巩固、国际加强团结(1956年波匈事件，导致苏波关系紧张，苏联撤回了援助东欧各国的专家)等原因，赫鲁晓夫进一步加强了对华经济援助，形成了苏联专家来华工作的高潮，从下面来自苏共中央档案的来华苏联技术专家统计表，大致可看出端倪：1955年来华专家人数开始猛增，1956年的专家人数又比上年增加几乎一倍，1957年到达最高峰，1958年开始回落。

　　事实上，中国在1956年，已经开始考虑减少专家的聘请，并采取“少而精”的原则，尤其注重的，是聘请核武器方面的专家。尽管如此，1956～1957年来华专家人数，仍然达到了峰值。这说明：中国对苏联专家的需要的确很迫切，而苏联也是尽量满足中国的需要的。

　　不想提供核援助

　　在新中国开国大典前两个月的8月29日，苏联第一颗试验性原子装置，在阿拉尔海附近的哈萨克试验场爆炸，美国自1945年以来的核垄断地位被苏联人打破。苏联在核武器方面飞速发展，1953年8月12日，全球第一颗以固态氚化锂-6为热核燃料的氢弹在苏联试验成功。

　　以发动人民战争取得全国胜利的毛泽东，二战结束后谈到日本遭受的两颗原子弹时，称其为“纸老虎”，然而这并不等于气势高昂的毛泽东没有认识到核武器的威力。1949年毛泽东访问苏联时，斯大林请毛泽东看过一部苏联试验原子弹的纪录片，此事引发了毛泽东在中国制造原子弹的决心，他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核大国的保护，他要的是自己拥有生产能力。同样关于原子弹的秘密电影，斯大林还在1949年6月请刘少奇看过，在50年代请中国政府一些重要的代表团看过。

　　在沈志华搜集的苏联解密档案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在朝鲜战争中，当美国威胁要对中国实施核打击时，莫斯科曾经考虑过向中国提供核武器帮助——核保护伞是苏联先期准备的四个方案中的一个，值得庆幸的是，后来美国政府没有采取核行动。不过，这个插曲并不代表苏联就希望中国能拥有制造原子弹的能力。1952年底，钱三强率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苏之前，苏联科学院院长涅斯梅亚诺夫院士在给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中，提到了钱三强等人的访问安排，并向政治局建议，只对中国科学家介绍“一般性质的科研工作，而不要让他详细了解第一总局课题范围内的工作”。第一总局的工作具有敏感性，它领导着苏联原子能研究、铀加工和原子动力装置的建造。

　　后来发生的事情果然如此，钱三强提出能否提供有关核科学仪器和实验性反应堆时，苏方没有明确答复。

　　毛泽东要来核技术

　　赫鲁晓夫为了战胜政敌，全面调整对华政策，积极回应中国有关核援助要求。中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及时地提出了研制核武器的想法。1954年10月赫鲁晓夫访华，毛泽东提出需要苏联在原子核研究上提供帮助，尽管赫鲁晓夫以苏联可对中国提供核保护为由没有立即答应，但到最后，还是同意苏联援建一个小型实验性核反应堆，以培养中国原子物理科学研究的技术力量。

　　当时，苏美两国正在就防止核扩散问题进行谈判，赫鲁晓夫本人也在苏联的核试验后真正了解到核武器的杀伤力，以及核军备竞赛将带给人类毁灭性打击。所以，他无法一口应允毛泽东关于帮助中国开展核武器研究的要求。

　　还有一个原因，是核武器研究费用高昂，苏联解密档案中记载，以当时价格计，1951年至1955年，苏联用于原子工业和火箭技术的研究开支是648亿卢布。而中国在整个“一五”期间全部工业实际完成额只有56.4亿卢布。所以，赫鲁晓夫认为中国在当时研制原子弹是不合适的。

　　然而，考虑到中国的支持对于他的政权的影响，赫鲁晓夫总算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答应帮助中国。苏联答应帮中国建造的反应堆，让核能量在受控的情况下缓慢地释放，以起到和平利用的作用。1955年1月20日中苏签署了关于在中国进行放射性元素的寻找、鉴定和地质勘察工作的议定书。12月26日，周恩来与苏联大使、在华总顾问及诺维科夫举行会谈，讨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1956～1967年原子能事业规划大纲(草案)》。

　　由此，苏联的对华核援助在1956年～1957年得以进一步扩大。罗布泊从此成为核试验中心——在中国外交解密档案204-00024-01中可以看到，中苏两国将修建一条由哈萨克斯坦的阿克斗卡至兰州的铁路。同年12月8日的另一份解密档案记载，1956年12月8日驻苏使馆致电外交部，彭真率领的中国人大代表团访苏期间，代表团全体人员受到赫鲁晓夫邀请在克里姆林宫，观看苏联原子弹、氢弹和导弹试验的“秘密电影”。

　　对原子弹最初的接触

　　苏联优秀的核物理学家沃罗比约夫1957年刚到中科院物理研究所时，所里只有60位核物理方面的中国专家，到了1959年11月他离开这里时，这里已培养了6000名中国专家。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方对于中国提出在导弹方面的援助却迟迟无回应。

　　就在此期间，1955年9月17日，钱学森终于突破美国对他长达5年的软禁，离开洛杉矶。1956年10月8日，钱学森受命组建中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研究院——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并担任首任院长，中国导弹研究步入正轨，中国军事史由此发生重要转折。

　　但是由于导弹的军事特点以及与原子弹运载的直接相关性，苏联在对中国的观察与帮助中，就变成更为谨慎。沈志华的调查数据表明，1957年苏联高校新学年开学时，只答应接受50名中国留学生。

　　国务院副总理、分管核研究的聂荣臻在1957年7月11日给周恩来写了报告，此信现存中国外交部档案馆，他要求暂缓执行1956年与苏联签署的原子能协定，以给苏联政府施压。三天后，周恩来批复：“拟同意，退外交部办。”

　　结果一周后，阿尔希波夫表示“苏联政府同意在适当的时候，由中国派政府代表团去苏联谈判”。周恩来更是不失时机地在8月6日致函布尔加宁：“为了加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防力量和更好地编制第二个五年计划和远景计划，我们考虑在我原子能工业建成后，需要进一步生产原子武器和它的投掷工具，请苏联方面给予大力援助，建议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派一代表团，前往莫斯科与苏联政府进行商谈。”10天后，苏联驻华代办果然交给中国一份照会，同意了周恩来的要求，中国可以派一支政府代表团赴苏谈判“建立原子工业和生产原子武器、火箭武器以及航空技术等问题”。

　　在中苏关于核武器研究合作的计划中，这是一次历史性的突破。一个月后的9月7日，聂荣臻率领一支包括21名火箭、原子能、飞机、电子等方面的专家在内的40人庞大阵容抵达莫斯科，在军事、原子弹、导弹、飞机、无线电等五方面同时进行谈判。9月14日苏方提交了协定草案并希望中方能够尽早定案。

　　在10月15日，中苏签订的《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能工业的协定》中规定：苏联将援助中国建立起综合性原子工业；援助中国的原子弹的研究和生产，并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作为原子弹制造的关键环节，向中国出售用于铀浓缩处理的工业设备，并提供气体扩散厂初期开工所用的足够的六氟化铀；1959年4月前向中国交付两个连的岸对舰导弹装备，帮助海军建立一支导弹部队；帮助中国进行导弹研制和发射基地的工程设计，在1961年底前提供导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并派遣技术专家帮助仿制导弹；帮助中国设计试验原子弹的靶场和培养有关专家等等。此次谈判，苏联几乎答应了中方的所有要求，只有一条没有答应，那就是苏联拒绝向中国提供有关核动力潜艇的有关资料。

　　此次国防技术协定中的多数项目将在即将到来的1959年和1960年完成，可以说，这次中苏在核武器研制的问题上终于走出了最坚实的一步，也是双方合作的一个里程碑。此后，中国的原子能工业“进入了核工业建设和研制核武器的新阶段”。 1958年6月，苏联援助项目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建造成功，是月21日毛泽东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说：“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东西，有人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