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有了下面的对话记录。

　　毛泽东同志：在中国讨论条约时，我们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雅尔塔协议中的立场。我们应该按如何对共同的事业有利来行事。这个问题必须考虑周到。

　　斯大林以美国为借口的事情还包括，当毛泽东还提到了建立海军时，提到“国民党人在台湾岛上建立了海军基地和空军基地。我们没有海军和空军，使人民解放军难以占领台湾。鉴于这一点，我们的一些将领主张呼吁苏联援助，苏联可以派遣志愿飞行员或秘密部队以便尽快拿下台湾。”

　　而不愿意公开与美国发生冲突的斯大林说“援助形式需要考虑周到”，“主要的问题是不给美国人干预提供借口”。苏联的帮助可以提供“参谋和教官”的形式，“其他问题我们要仔细考虑”。

　　这样的会谈结果是不能令毛泽东满意的，他向中共中央政治局通报了斯大林的强硬态度，并请在京政治局委员考虑如何应对。沈志华《战后中苏若干问题的研究》一书中记载，12月21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联名致电，告诉毛泽东政治局会议认为“只准备就旅顺驻兵问题及对一般政治问题发表一个声明，则恩来同志去莫似无必要”。

　　在参加了12月21日斯大林70寿辰庆祝活动后，22日毛泽东又与苏共中央驻中共中央代表科瓦廖夫举行了会谈，要他向斯大林转达：需要再次会谈。

　　转机

　　12月24日，毛泽东与斯大林举行了第二次会谈，但是更令人失望的是，这次斯大林对于条约问题只字未提。尽管毛泽东曾给斯大林看过中共中央关于签订条约的电报，并建议外交部长周恩来到莫斯科来签订新条约，而斯大林拒绝的理由却是“这样做不合适，因为资产阶级报刊会说整个中国政府都到了莫斯科”。斯大林的做法使毛泽东认为这是苏共不信任中共的表现。而毛泽东则让斯大林感到，自己碰到了一位比铁托还难征服的合作者。

　　毛泽东后来与驻华大使尤金的几段谈话中，提到过当时的情况：“关于签订条约的问题当时对我们来说事关重大，将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后发展的前景”。“我在同斯大林第一次会谈时就提议签订条约，但是斯大林却避而不答。我在第二次会谈时又重提这一问题”，斯大林还是找借口拒绝了。“后来斯大林避而不见我。我曾给他的住所打过电话，但得到的答复是斯大林不在家，建议我去见米高扬。”毛泽东说，“这种做法使我很生气，我决定呆在别墅里，什么也不干。” 

　　他拒绝了苏联安排他到全苏联各地观光游览的提议，决定呆在别墅里睡大觉，不在各种公开场合露面。

　　苏方一直保持着礼节性的问候，比如会问问他休息得怎么样？毛泽东再也按捺不住怒火，“我能休息好吗？我来难道就是给斯大林做寿的吗？我来这里就三件事：吃饭、睡觉、拉屎。”毛泽东当年贴身卫士李家骥曾经回忆道。

　　毛泽东的56岁生日，就是在这样的心情和环境下度过的。日夜关注他的安危的，当然不止是远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国际社会时刻都没有放松对于这两个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高层接触的关注，就在这个时候，整个事态急转直下。

　　首先从英国发出消息说，毛泽东被斯大林软禁了。虽系谣传，但对于苏联来说，却无疑是个巨大的压力。苏方在此谣言后，做出了第一次让步。

　　毛泽东毕竟是毛泽东，他不仅有坚定的意志和强硬的态度，还有属于他的各种机遇。

　　在西方媒体各种猜测的压力下，斯大林同意塔斯社在1950年1月2日发表一个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以正视听”，而毛泽东当然不失时机地对外发报了他到苏联的主要任务，就是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友好协定。是日晚8点，莫洛托夫明确答复毛泽东：签订一个新的中苏同盟条约，以代替1945年与蒋介石的旧约。从汪东兴1月3日的日记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变得“精神特别好”，而且“有说有笑”。

　　形势旋即发生第二次转机，美国在观察到毛泽东对苏联进行长期的访问后，担心中国会倾向苏联，同时美国也感觉到新条约的签订维护了中国的主权，于是这个亚洲大国就会完全倒向苏联。于是，美国马上在台湾问题上做出了“中立”的姿态。就在毛泽东与斯大林僵持在新旧条约问题时，美国总统杜鲁门于1950年1月5日，发表声明：“在1943年12月1日的《开罗宣言》中，美、英、中三国元首申明他们的目的是使日本窃取于中国的领土，如台湾，归还中国。过去四年来，美国和其他盟国也都承认中国对该岛行使主权。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进行掠夺的野心，也不准备以武装部队干预中国现在的局势。美国政府不准备采取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战的行为。”

　　一周之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又发表了演讲《中国的危机》，公开称“国民党不是在战场上被打倒的，而是被中国人民抛弃了”。艾奇逊在界定美国西太平洋安全防线时，认为那是一条从阿留申群岛，经日本到菲律宾的防线——任何明白人都能听出来，这一防线中并不包括台湾。从这一点看来，美国在说国民党被中国人民抛弃了的同时，自己也抛弃了台湾。

　　美国出此策的目的很明显，他们的对手不仅有中国更有苏联，他们想借由出卖台湾而拉住毛泽东和新中国的注意力，以干扰中苏结盟。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做出了第二次让步。

　　新旧条约对于中苏两个国家，是政治权益和经济利益问题，苏联不愿意失去1945年从蒋介石手中得到的在远东的政治经济利益，他的挡箭牌即是雅尔塔会议和英美对中国会提出利益纷争；中国以强硬的态度让苏联和整个国际社会看到了新中国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决心。而对于国内局势，毛泽东认为“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翼”。

　　如历史所演进的，1月22日斯大林与毛泽东的第三次会谈才开始讨论到如何修改中苏条约问题，并且在原则上取得了一致意见。

　　苏联档案中公开了这段谈话。

　　毛泽东：我说的两点要把我们未来的条约同现条约从根本上区别开来。过去，国民党只是口头上谈友谊。现在，情况变了，也具备了真正友谊与合作的一切条件。此外，如果过去说的是在进行对日战争时的合作的话，现在说的应是防止日本侵略。新条约应当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合作的各项问题，最重要的问题是经济合作。

　　谈话很快进入中长铁路问题，在苏联人看来，这是苏联的大动脉，从心脏莫斯科一直遥控到远东。

　　斯大林：现在转入中长铁路协定。您对这个问题有何建议。

　　毛泽东：也许可以把在法律上保留中长铁路协定有效的原则作为基础，旅顺口协定也这样办，而实际上作一些修改。

　　斯大林：就是说，您同意宣布在法律上保留现协定，但适当进行实际修改。

　　毛泽东：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双方的利益，既要考虑到中国的利益，也要考虑到苏联的利益。

　　斯大林：对的。我们认为。旅顺口协定是不平等的。

　　毛泽东：但是，改变这个协定要牵扯到雅尔塔会议决定？！

　　斯大林：是的，要牵扯到——那就见它的鬼吧！既然我们已选择了修改条约的立场，那么就要走到底。当然，这对我们会有些不便，我们就要同美国人作斗争了。但是，我们已经不在乎这些了。

　　2月14日，尽管双方在讨价还价中会谈了两个小时，但都做出了让步，最关键的问题归还旅顺港和中长铁路，按照中方要求有了1952年底这个时限，中国在二战后因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而失去的主权和利益即将全部收回。而苏联则失去了它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

　　斯大林在审时度势后做出判断，他必须赢得中国与之结盟的政治立场，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最终改变了远东的政治格局，而中国“一边倒”的政治立场能够给他带来苏联东线全线的安全。所以，他是不能让毛泽东空手而归的。在这种情况下调整对华政策，甚至可以说不是不得已，而是顺应了历史的发展。

　　三天后，毛泽东登上回北京的专列。

　　此行不辱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