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堂背后的共和国史

　　会堂背后的共和国史

　　文/韩雨亭 图/邵逸农、慕辰

　　慕辰在她的工作室里，小心翼翼地打开他们拍摄的“礼堂”图片相册，里面那些荒萋、残破、宁静以及繁华、喧闹的礼堂，立刻唤醒了观者的历史记忆，激活了每个人的视觉神经。

　　礼堂，这个过去集体化的泛政治空间，在照片中呈出别样的生存形态。它们有的仿佛是一位残烛老人，风华尽失，面临被夷为平地的命运。有的，则似涂上口红和胭脂的半老徐娘，“风韵犹存”地成为当下商业时代的时尚之地，也有的礼堂更换门庭，变成宗教讲堂……

　　在曾经那个年代，大礼堂曾扮演威武、神圣或者暴力、血腥的角色，如今已归诸历史。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今天来重新审视它。张颐武说：“它仍然是一个装满历史记忆、储存丰富的历史细节的博物空间。”

　　历史的记忆与细节，像一股神秘的力量，驱动着邵逸龙和慕辰夫妇。为拍摄 《大礼堂》 ，自2002年开始的4年多来，除了自治区，他们自费从延安到江西、福建、湖南、浙江等地，足迹基本遍布全国，一共拍摄了300多座大礼堂的图片。平实、朴素、安静地把大礼堂的所有细节刻在了自己的镜头里。为那个时代保留了一份可资追怀的记录。

　　在他们的快门下，那些外观性特别强的礼堂，生动地记录下了发生在新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生态的变迁。

　　比如，最早的礼堂，沿用的大多是过去古建筑的雕梁画栋以及祠堂风格，它为我们呈现了一个花鸟虫草、具有古雅意境的传统中国。解放初期，百废待兴，这是时期的礼堂无论材料、构造还是设计都不太讲究，相对简陋。

　　1950年代，因为受到社会主义阵营中的“老大哥”—苏联的政治和文化影响，也致使大礼堂绝大多数变成了苏式的、雕花的。这个时期，也是中国第一次礼堂兴建高潮，1951年初，邓小平在决策修建重庆大礼堂时曾说：“我们不仅要有生产工厂，还要有政治工厂。”这个政治工厂，指的就是大礼堂。当时，单位不论级别，村镇不论大小，都上马了礼堂工程。“大跃进”期间，山东荣成县15个公社中有7个打算盖大礼堂，有3个已经打好了地基。

　　1970年代，“革命”大于一切，经济几近停滞，这时期的大礼堂显得简单和粗糙，它的功能也很简单，无非是开会，批斗，整人。礼堂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主席台，它代表了权力和荣耀，当然，到后来它也成为政治风暴中心。

　　邵逸龙经历了大礼堂这个血腥、残酷、激烈、兽性的一面，这个时期，礼堂贯穿了每个中国人的政治生活乃至私人空间，成为巨大的“剧场”，每个人的荣辱观、快乐源、表演能力以及暴力冲动都在此得到最大的伸张。今天你是站在礼堂中央的汇报和演讲者，明天你也可能成为被批斗和唾骂的“反革命分子”。

　　到了1980年代，经历了十年浩劫的中国，人际道德与文化审美都已支离破碎，这才有了由瓷砖“粉饰”而成的大礼堂，它是当时中国精神面貌的真实写照。当然，1980年代的社会复苏为礼堂迎来“文革”后的第二个“青春期”，学习、报告、总结、联欢、放电影等，让它重新焕发出强健的生机，尤其是诗歌，更是让礼堂成为最热闹的人气场。

　　相比丈夫邵逸龙，慕辰记忆中的大礼堂则是另一张面孔，它相对温暖、柔顺，她只是在读书时，常在礼堂的讲台上汇报、演讲。在此次历时四年 《大礼堂》 系列拍摄中，让她印象最深刻的还是他们第一次拍摄的情景，当他们推开一间农村礼堂的大门时，一股浓烈的潮霉之气扑面而来，墙体上写作工整的毛主席语录，也早已字迹斑驳……

　　1990年代后，大礼堂换上新装，差不多都改装成了大玻璃、铝合金的风格。也正是这个时期，真正商业时代与消费文化的来临，它宣布过度集体时代的终结与个人时代的到来，让礼堂再一次显得空荡寂寥，礼堂走到了它的末路，它的政治和文化功能完全失效，取而代之的是工厂、车间、学校以及牛棚、猪圈……

　　“你看，这个礼堂变成了废墟，这个变成了佛堂，那个现在已经改成了饭馆，但难得的是当年墙上的壁画还都保留着……”

　　西北局党校的礼堂中央，曾经供奉主席像的台子上，如今摆的却是释迦牟尼神像。

　　无论这些大礼堂曾经经历了什么，但它们最终却变成了一张张宁静、平面的图片，它们那么清冷、寂寥和与世无争，或者正是眼前这种宁静更“反衬了曾经的癫狂，道出人事永久的空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