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人经济机会的匮乏和因无力负担家庭责任而带来的羞愧和挫败感，都使黑人家庭的生活处在风雨飘摇中，——这一问题可能因多年来的福利政策而更加恶化。在众多城市黑人社区缺乏基本的服务设施，比如供孩子玩耍的公园、巡逻警、日常的垃圾车和小区保安等，都导致了长久困扰我们的暴力—衰落—漠视周而复始的发生。

　　这便是怀特神父和他那个时代的其他非裔美国人的成长环境。他们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60年代早期长大成人，那时种族隔离仍是这个国家的法律，生存机会被合法压缩。引人注目的不是他们中间有多少人因种族歧视落荒而逃，而是他们中间有很多男男女女能够跨越藩篱，绝处逢生，创造出奇迹。

　　然而对所有艰难地迈向他们自己的美国梦的人而言，很多人没有成功，他们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被种族歧视彻底打垮。这一挫败的经历又传给了他们的下一代，这些年轻男孩和正日渐增多的年轻女孩终日混迹街头，或在铁窗里受尽煎熬，没有希望和前途。即使是那些黑人中的成功人士，种族和种族歧视的问题仍然以致命的方式持续限制着他们的世界观。就怀特神父同时代成长起来的黑人男女而言，羞辱、质疑和恐惧的记忆尚为时不远；那些岁月里他们的愤怒和痛苦也同样恍然如昨。他们的愤怒也许并未在公共场合、在白人同事或朋友面前显露。但它多在在理发店或餐桌上得到释放。这种愤怒也时常为政治家们所利用，蛊惑选民结成种族阵线，或用以弥补政治家自身的败绩。

　　有时它也在星期天早上的教堂里、在布道坛和教堂坐席上得到释放。如此多的人听到怀特神父布道时感到镇静的事实提醒我们常常听到的一句老生常谈：美国人最为种族隔离的时候是每个星期天的早上。黑人的愤怒并不总具积极意义，它确实在大多数时候干扰了急需解决的问题，阻止我们面对我们自己其实也是目前的状况产生的原因之一的事实，阻碍了非裔美国人社区形成它所需的能带来真正的改变的联盟。但这愤怒是真实的且有巨大的能量，天真地幻想它会烟消云散，或者对其根源不加甄别就一味谴责，只能加深已有的种族间的误解鸿沟。

　　实际上，类似的愤怒情绪在一些白人社区同样存在。许多白人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并不认为他们因其人种而受到特别的优惠。他们的阅历是移民的经历，就他们而言，不曾有人赋予他们什么，他们白手起家自己创造了一切。他们终生兢兢业业，很多时候却眼见属于他们的工作被转移到海外或他们一生辛劳所积攒的退休金被废弃。他们对于自身的未来惶恐不安，察觉到他们梦想正在消退；在薪水不涨和全球竞争的年代，机会似乎是零和游戏，你的梦想的实现以我受损为前提。因此当有人告诉他们他们的孩子必须乘坐小车去城镇的另一头上学，当他们听说非裔美国人因他们自己未曾参与制造的不公正待遇而取得好的工作机会或着去好的大学就读时；当有人告诉他们他们对城市犯罪的担忧在某种程度上是成见时，他们厌恶开始膨胀。

　　同黑人社区的愤怒情绪一样，这些憎恨并不总是以和善的方式表达出来。它们实际上构成了一代人的政治环境。对社会福利和防止种族与性别歧视的平权政策的愤怒促成了里根联盟。政治家们为了其自身的竞选目的熟练地利用人们对犯罪的担忧。很多脱口秀主持人和保守党评论家们的生涯就是靠揭露种族主义的虚假权利要求起飞的。与此同时，他们还将种族不公正和不平等这样正当合理的讨论视为只是政治正确或逆向种族歧视而置之不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