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官是传统社会绝大多数民众孜孜以求的目标。因为当了官，就能够“仙及鸡犬”、光宗耀祖、衣锦还乡，就能够改变现状、告别落魄、受人尊敬。正是这种当官前后境遇的天壤之别，引得无数人为之奋斗。但是，“难当官”确也是诸多“田舍郎”必须面对的现实。在传统社会中，社会资源的匮乏和分配不均造成了普通民众向上流通的渠道极其有限。

　　“处江湖之远”的人要“居庙堂之高”，至少要付出如下几方面的艰苦努力：第一，要经历“十年寒窗苦读”；第二，要能从各层级的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第三，要经得起统治集团的各种考验；第四，要能够掌控并促使各种偶然性向规范性预期发展；第五，要能够管理国家，维护统治秩序。对于梦想当官的“田舍郎”而言，要么历经前述所有磨砺和考验，要么冒着“思想狂徒”或“乱臣贼子”而被杀头的风险，实现预期。

　　由此可见，无论通过哪种途径，对于普通民众而言，当官都是一件非常不易的事，因为其中的环节太多，且每一环节都包含着诸多的偶然性。稍不留神，所有的努力都会付诸东流。因而在绝大多数普通民众那里，失败似乎是必然的，而成功却好像只是偶然的。于是，便造就了当官的事实性存在与可能性存在之间的极大反差。能够当官的事实性存在只是向可能性存在展示的一种形而上学。“居庙堂之高” 或“登天子堂”的事实性在数量上远远少于可能性，由此从可能性通向事实性的道路便成为一座 “独木桥”，而越是这样，当官就越只能表现为一种形而上学，并体现在传统社会普通民众的实践趋向中。

　　作为一种文化，官本位是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

　　官本位作为一种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主要体现在由传统社会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官僚集团所掌控的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中。

　　在我国传统社会中，官僚集团是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主要生产者和掌控者。而官本位本身就是由统治集团所生产的、用来统治民众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一部分。肩负着这一职责的官本位至少承担着以下三方面的文化责任或社会责任：第一，使民众等级化，并通过这种等级化来制造普通民众对专制权力的崇拜；第二，使社会格式化，并通过这种格式化来促进传统社会的整合；第三，使社稷条块化，并通过这种条块化来维护传统国家的稳定。因此，在统治集团那里，官本位必然具有深厚的文化价值和底蕴。

　　官本位本身就有一套文化建制。作为一种传统文化，它既具有传统文化的外在形式，又具有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它的外在形式是通过其特定文化逻辑来呈现的。主要包括：“升官”的制度安排、“为官” 的游戏规则和“去官” 的程序架构等。它的文化内涵是通过其特定的存在和发展的历史来体现的，而这种存在和发展的历史又反映了官本位自身演变的轨迹，反映了它对历史文化的规定以及它对特定时代的人的规定。

　　官本位本身的演变、发展轨迹就是人被“官化”和官被“人化”的过程。人被“官化”，表明官本位既规范着已经被“官化”的“官”，又规范着可能被“官化”的民。因此，无论是“处江湖之远”，还是“居庙堂之高”，“官”都成为一种目标指向，都成为一种实践趋向。官被“人化”，表明“居庙堂”者的为官态度、处世方式、认识理念和实践策略等所具有的发展趋向，也表明了官僚集团的统治态度、处世方式、认识理念和实践策略等所具有的发展趋向。官本位对历史文化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它把社会历史变成了政治历史、统治历史和专制历史上。官本位对文化历史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它把文化变成了官僚文化、利益文化、等级文化和权力文化上。官本位对特定时代的人的规定主要体现在它把人变成了国家机器里的一个环节、一个链条。本来，并不紧密的传统社会关系只是体现着一种自然联系，但是，在以官本位作为意识形态的传统国家机器里，每一个人则都成为其他人的中介和环节。

　　官本位在我国传统社会里有其深厚的土壤，要破除其存在及影响，就必须从根本上消解其存在基础。虽然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稳步确立，随着社会就业方式、生活方式、组织形式的日益多样化，以及人们思想观念的多元化，官本位赖以存在的各种社会基础正在逐步被消解，其所产生的影响也正在逐步削弱。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它有时还很活跃，甚至在特定场合下还很有市场。因此，破除官本位，我们既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盲目悲观、无所作为，而要先客观全面认识其本质，再想对策去彻底消解其本质存在的基础，直至最终实现破除官本位的目标。

　　(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

　　中国“官瘾症”根源拷问

　　在中国历史上，为了皇权政治核心价值观的实现，不论是采取激励的方式，还是制定科举制考试的规则，都大大提升了官本位的地位。在当时，只有实行官本位，才能实现对整个社会强有力的管理。只有强调官的权力，才能提升社会管理的强度。所以官本位作为传统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延续几千年，直至今日依然存在。这在历史上曾经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但是在今天，则带来了巨大的负面效应，严重阻碍了社会进步、政治开明和经济发展。

　　官本位的存在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

　　官本位的存在是由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历史上，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很有限，农耕时代的经济发展水平严重制约了社会进步，而官本位思想则恰恰适应了这种经济发展水平。而在如今西方发达国家，则是有本事的人走向社会，没本事的人才进政府。在政府工作，只要循规蹈矩，就可以胜任。所以政府始终处在社会管理的被动局面，很难有积极主动的改革创新。因为它平稳地掌握着治理社会的法律、制度、规则。

　　为什么中国的官本位思想如此严重？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一，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的局限。越是在经济水平较差的地区，官本位思想越严重。作为处在后工业化时代的发展中国家，我们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也正因此，导致官本位思想久居不散。二，集权化的政治体制是官本位思想存在的根本原因。三，传统政治文化是官本位思想存在的土壤。官文化的核心即官本位文化。四，思想观念还比较落后。至今我们还不能从儒家学说中摆脱出来，依然称之为“国学”，被奉为我们国家的核心主体文化。

　　政治文化的改造，前提是必须放弃儒家的官本位思想

　　第一，进行制度改革。中国官本位思想之所以依然存在，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我们的制度包袱沉重。在集权化政府体制下，我们总是强调政府是万能的，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管。这种管法是催生官本位现象的强劲动力。只有从制度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这个角度入手，才能真正破解官本位难题。

　　首先，政府的很多权力要回归社会，退到守夜人的身份，使我们的政府成为“有限的政府”，该管的要管，不该管的千万别管。但是这种改革是非常困难的，因为直接触及了政府官员的利益。利益问题是政府放权的最根本障碍。

　　其次，最严重的问题在于，政府官员谁进谁上，是由政府说了算。这是官本位的核心问题。现在大家为什么挤破头要进政府，就是因为政府权力无限大。政府人事改革、干部的任命问题，尤其是主要官员的上与下、进与退，没有形成严格的制度化、法制化，没有规范这种权力。这就造成了社会上的一种想法：我只有进政府当官员，才能获得最多的权力。

　　第二，发展经济是破解官本位的重要举措。经济发展水平上不去，政治开明程度就会受影响，社会进步就会受到局限。比如我国东部省份特别是沿海地区的人，身处良好的经济发展环境，官本位思想就比较淡化，很多有能力的人不是把进政府做官当做实现人生价值的首选，而是选择到社会上去打拼，创一番自己的事业，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多元化的个人发展，是社会进步的一大标志。相反一些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大家首选进政府。甚至有些理科博士，毕业后也要去政府做官，对教育资源来说是极大的浪费。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曾经说过：“现在很多人都想进政府工作，说明政府是腐败的。”我觉得我们应从这句话中得到启示，有所反思。

　　第三，在政治文化中，我们对儒家文化崇拜有加，但是没有批评性地继承和扬弃式地发展。可以说，官本位思想是儒家文化中“礼制”和“人治”的思想体现。“学而优则仕”是儒家文化的名言，倡导优秀的人只有进政府为官，才能实现人生价值，获得社会尊敬。鲁迅在《学界的三魂》中曾经说过：“中国人的官瘾实在深……总而言之：那魂灵就在做官，行官势，摆官腔，打官话。”而“做官”就成为“中国学界”三魂中的第一魂。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事实，儒家文化适应的是两千年前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政治背景，在那个时代，儒家文化起到了辉煌的作用。但是今天来看，我们的社会发展如此迅速，又正面临着国际化的冲击，面对儒家文化，必须做出客观理性的选择，既要批判，又要继承。政治文化的改造，前提是必须放弃儒家思想中的官本位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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