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后，我国曾出现两次公务员下海经商热，最突出的一次就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我们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时。后来很多“下海”者又“上岸”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创业环境发生变化，很多创业者感到与当公职人员相比已不占优势。进入新世纪后，有的省又提出“个人创家业、能人创企业、干部创事业”的口号，掀起了新一轮的创业热潮。实际上，尊重社会多元，倡导自主创业，拓宽人们获取物质财富和实现自我价值的渠道，这是消除“官本位”的必由之路。

　　要通过制度设计，使一切有利于社会进步的创造愿望得到尊重，创造活动得到支持，创造才能得到发挥，创造成果得到肯定，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环境。公务员和非公务员之间，也要创造进行职业身份转换、人员交流的条件，包括教授可以中途从政，官员也可以转行教书；民被选上是官，官员落选就当民，退休后的待遇也相互接轨。

　　当公职人员不再成为一个稳定的、终身性的、有自己利益的特殊社会群体，无论对于增强公务员队伍的活力和能力，还是对于消除“官本位”意识的影响，确立“民本位”的观念，都是有益的。当然要做到这一点尚需时日，但有步骤地、渐进地进行这方面的改革，还是完全可行的。

　　(作者为红旗出版社原副总编辑)

　　终结官本位：从权力崇拜到以人为本

　　官本位奉行的原则是权力至上，而权力至上影响人的全面发展

　　中国传统社会是权力社会、官本位社会，“学而优则仕”。现在有个很重要的变化摆在我们的面前，那就是社会越来越重视能力：我们强调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强调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强调大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强调竞争上岗，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强调由应试教育走向素质教育。社会越来越要求我们凭自己的努力奋斗、能力发挥、业绩贡献来配置资源，确立地位，实现价值。也就是说社会越来越重视能力的价值。

　　虽然这里都强调力量，一个“权”的力量，一个“能”的力量，但这反映了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根本区别：传统社会围绕着权力做文章，现代社会围绕着能力做文章。这也是产生中西方社会发展差距的一个根本原因：西方近代社会的制度安排、文化设计主要围绕着“能力”来做文章，我们中国发展的步伐比较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制度安排、文化设计多围绕着“权力”做文章。一个力量的来源是“权”，一个力量的来源是“能”，都强调“力”，但来源不一样，这就拉开了中西方社会的差距。

　　有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大家面前，就是在“推进人的全面发展”的过程当中，我们遇到了这样和那样的障碍，但最根本的障碍是官本位。

　　我们先来分析“官本位”如何影响人的全面发展。“官本位”并不反对人们做官，如果做官是为了做事，那么老百姓希望他这个官是做得越大越好。当年邓小平刚刚复出的时候，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说他出来，要么是做官，要么是做事，但他是为了做事。邓小平复出做什么事呢？主要是实现党的工作重心大转移，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官本位”实际上意味着有些人把做“官”看作是最高的、唯一的目的，而其他都是手段，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可以不择一切手段。显然，官本位奉行的原则是权力至上，而权力至上是影响人的全面发展的深层障碍。

　　权力至上产生的第一个落后现象就是等级。在西方发达国家，等级也是存在的，不过中西方社会面对等级所采取的态度不大一样。近代以来，西方社会强调自由、平等、博爱来淡化等级，但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社会，在某些方面实际上是在强化这个等级。我们总是从人们之间的身份差异、地位差异来看待一个人、对待一个人。农民手中没有权力，社会对农民的态度就发生了变化。1978年以前，我们叫“农民伯伯、农民叔叔”，但是后来称呼降格为“农民老大哥、农民兄弟”，再后来又降格为“农民工、打工仔”。从这里可以看出来，有没有权力确实不一样。

　　权力至上产生的第二个落后现象是人们之间有人格依附关系。这使我想起1991年我在做县委副书记时的情景。那个时候，我更多要求下属听话服从，但对下属的基本需求、合法权益、独立人格、创造个性却漠不关心。我们常说：“你是我的人，你是我提拔起来的，一切都要听我的。”你看，在这里，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人格依附关系。

　　权力至上产生的第三个落后现象就是对上负责比较容易，对下负责有时候不大容易。我们的前途命运往往掌握在上级部门手中，当然要对上负责了，而没有掌握在下级、群众手中，所以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就出现了“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话难听”的现象。这种权力至上扭曲了人的人格，怎么能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呢？

　　消除官本位、贯彻落实“以人为本”三个思路

　　“以人为本”是党的执政理念，是我们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指导方针，也是我们各项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则，所以每一个公民在贯彻落实“以人为本”当中都担当重大职责。但是，在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这样和那样的障碍，主要是思想认识障碍、观念障碍和体制障碍。围绕这三大障碍，这里提出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三大思路。

　　一是辩证处理几种关系，清除思想认识障碍。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之后，在学术界和社会上出现了这样那样的模糊认识，而这些模糊认识不澄清，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就会遇到思想认识障碍。有人说“以人为本”是西方“人本主义”的口号，我们最好不要讲“以人为本”，因为这样很难与西方人本主义划清界线，所以最好讲“以民为本”。这属于模糊认识。因为这个认识没有弄清楚我们讲的“以人为本”和西方“人本主义”的区别和联系。二者的共同点可以概括为“人人平等、尊重人权、尊重个人”这三个方面；但它们还有两个根本区别：西方“人本主义”讲“以人为本”，主要是从目的的角度来讲的，人在社会当中只是目的，不是手段；而我们所讲的“以人为本”是从手段和目的统一的角度来讲的，我们既要讲改革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人”是目的，同时也讲中国的发展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人”又是手段。也有人说我们现在讲以人为本为时过早，我们经济水平还达不到那一步，步子走得太快了。我在调研中了解到这种认识还是很多的。有一位区委书记说：“在中央没有讲‘以人为本’之前，我什么都敢干，说拆迁就拆迁，说卖地就卖地，但是今天就不行了，我什么都不敢干，我脖子上架了一把刀啊。”他说的有一定道理，但是这里也存在一种模糊认识，就是没有处理好经济发展和“以人为本”之间的关系，没有处理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人为本”的关系。

　　二是树立“以人为本”的政绩观，消除观念障碍。正确的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的因素，领导干部在其中担当重大职责。这是一层意思。另一层意思是，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就会有什么样的领导干部，正像高考的分数是考生的指挥棒一样，政绩观是领导干部的指挥棒，所以树立政绩观对贯彻“以人为本”起着关键性作用。我们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政绩观，把人本理念引入政绩观当中，通过这个政绩观来贯彻“以人为本”。如何设计“以人为本”的政绩观呢？应当主要考虑六大指标体系：一是消除贫困；二是合理转移农村的富余劳动力；三是妥善安置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下岗的失业工人；四是建立完善的社保体系；五是保障妇女的平等权益和地位；六是适度缩小城乡、地区、行业在分配上的差距。

　　三是推进制度创新，消除体制障碍。邓小平说，“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我想这个道理对贯彻落实“以人为本”也是一样的。要真正贯彻落实“以人为本”的理念，制度创新、体制创新是关键。我们现在的社会运作体制有一个特征，即是一个自上而下的社会运作体系。我们的资源配置是自上而下的，越往上越有资源，越往农村越没资源；我们的信息也基本是自上而下的，越往上面信息掌握得越多，越往基层信息越不透明；我们每个人能不能进步，一定程度上与自上而下的任命制有关；解放思想也有一个自上而下的问题。“以人为本”也有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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