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成功的艺术商人

　　 本刊特约记者 戴 楠

　　帕瓦罗蒂撒手人寰之后，留下的不仅有世界乐坛的惋惜、意大利人的哭泣，还有超过3亿美元的遗产。

　　有人形容他生前是超级疯狂的造钱机器。没错，但关键在于——他做到了。

　　“钻进钱眼里”的歌王

　　不富裕的家庭环境和年少时谋生的种种不易，让帕瓦罗蒂从小就有一个成为富人的渴望。尤其是在他走上专业歌唱道路的最初几年，一贫如洗的帕瓦罗蒂几乎天天盼望着发财，想让生活有些改善。

　　前妻阿杜瓦回忆起当年帕瓦罗蒂初尝赚钱甜头的兴奋情形：有一次，在荷兰一家歌剧演出公司演唱了几星期后，帕瓦罗蒂挣到一大笔钞票，他第一次发现原来歌唱家的收入远远高过他曾经做过的所有职业。兴奋的帕瓦罗蒂把挣来的钱一张张铺在卧室里，床上、衣柜上和椅子上，甚至还粘到了墙上。

　　命运的转机，就像关不上阀门的水龙头，源源不断地为帕瓦罗蒂提供财富。到了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他已是世界上最负盛名、报酬最高的男高音歌唱家了，每次出场费在50万至100万美元之间。

　　至今，帕瓦罗蒂在全世界至少售出1亿张以上的唱片，光版税收入就是个天文数字。而在他的家乡摩德纳，他有价值人民币2000万的豪华

别墅，有斥资相当于750万人民币定制的世界上最豪华的民用房车“Maybach62”，有花了1000多万兴建的骑马越障表演场，有无数的投资项目，以及众多的银行账号。1988年夏天，帕瓦罗蒂拒绝了一次演出费高达1亿里拉的邀请，仅仅是因为他不想中断在皮萨罗的度假——今非昔比！

　　“帕瓦罗蒂的嗓子不是嗓子，而是独一无二、点石成金的‘超级品牌’”——一位美国乐评家如是评论。

　　在帕瓦罗蒂身价一步步上涨的过程中，他天生的嗓音和艺术感觉固然是一个重要因素，但是他本人的苦心经营，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许更为关键。在还是一个需要为生计奔波和为了争取演唱会机会四处奔走的小伙子时，帕瓦罗蒂就已经显示出除了歌唱之外的经营才能。

　　为了能引起某个经纪人的注意，他不时在免费的音乐会上演唱，绝不放弃任何机会。正是这样的锲而不舍，使他有机会走进英国伦敦皇家歌剧院，有机会在阿姆斯特丹、维也纳、苏黎世等地演出，有机会跨出欧洲，到世界各地演出⋯⋯

　　成名后的帕瓦罗蒂身价暴涨，而演唱会的举办频率也是非常之高，超乎同行。尽管赚钱赚得“疲于奔命”，帕瓦罗蒂还是乐此不疲。每年的演出季，由于和各个歌剧院签了约，常常是今天在这里演，明天在那里唱。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演出刚完，马上就得乘飞机去意大利米兰斯卡拉歌剧院，连气都不能喘。而作为他的艺术幸运之所，他一生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演出场次就有379场。

　　2005年，即将迎来70岁生日的帕瓦罗蒂，从年初就开始了他的告别舞台世界巡演。也许我们已经无法判断这次告别演唱会的炒作成分有多大，但是毋容置疑的是，这又是一次财源滚滚而来的成功案例。

　　打造“帕瓦罗蒂品牌”

　　可以说，帕瓦罗蒂赶上了一个好时代。早在一个世纪前，意大利歌剧艺术家恩里科·卡鲁索就已达到和帕瓦罗蒂一样的高度。但是帕瓦罗蒂的时代，是电视媒体大行其道的年代，也是娱乐事业蒸蒸日上的年代。因此，帕瓦罗蒂具备了前辈们无法想象的优势。

　　然而，把握住这样的机会并且最大化地利用，却需要独到的眼光、大胆的思路和成熟的商业头脑。

　　1991年，帕瓦罗蒂在英国伦敦的海德公园举办电视转播音乐会，这个海德公园历史上首个古典音乐会，吸引了创纪录的15万名现场听众，其中还包括戴安娜王妃和查尔斯王子。整场演出耗资近100万英镑，会场的舞台仿造古代的希腊剧院，场面宏大。围在电视机前收看演出的全球观众更是不计其数。对于这样的一次义演，帕瓦罗蒂能够如此费心思，足见他长远的眼光——让帕瓦罗蒂富有穿透力的声音传送到世界的各个角落，才能成为家喻户晓的超级明星。

　　成名之后，帕瓦罗蒂更忙碌了，除了演唱之外，他出版了自传《帕瓦罗蒂：我自己的故事》，主演了电影《是的，乔治》，还导演了平生第一部歌剧《宠姬》。虽然帕瓦罗蒂自己都承认，“做导演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我太紧张了”，但《宠姬》还是意外地获得了成功，并且在大众文化盛行的时代为“帕瓦罗蒂”这个品牌知名度的打造增添了漂亮的一笔。

　　从1990年开始，帕瓦罗蒂联手多明戈和卡雷拉斯组成史上最强的演唱组合和演出品牌——“三大男高音演唱会”。他们一次又一次为体育、慈善、环保、和平纵情高歌，从罗马的古代剧场、洛杉矶道奇体育场、巴黎埃菲尔铁塔，到北京的紫禁城，“三高”的歌声响彻全世界。通过这次成功的品牌打造，帕瓦罗蒂赚到的不仅仅是又一次升高的商演身价，还有名誉和荣耀。

　　2001年6月，“三高”在北京紫禁城举行演唱会时，帕瓦罗蒂对媒体表示，这次音乐会也是为了支持北京申办奥运会而举行的。和申奥联系在一起，这不能不说是帕瓦罗蒂的一个奇思妙想。也许正源于此，帕瓦罗蒂得到了中国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而那场演唱会的最高票价甚至达到2000美元。

　　“帕瓦罗蒂和他的朋友”是“帕瓦罗蒂”品牌链中的另一个传奇，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繁盛一时。此中的“朋友”们，皆为流行音乐界天王级巨星，玛丽亚·凯莉、瑞奇·马汀、后街男孩组合等等。当红的流行明星们与拿着白手帕唱歌剧的帕瓦罗蒂的同台别有特色，而帕瓦罗蒂还一直希望有机会与流行世界乐坛的“天后”麦当娜一起演唱。

　　游走于古典与流行之间的运作，以及现场演出、媒体转播、唱片发行，众星的烘托与全方位的大众化传播手段，让帕瓦罗蒂人气绝胜。尽管有人抱怨这是他对歌剧艺术的背叛和亵渎，但是没有人否认帕瓦罗蒂与流行乐结合起来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创意品牌，并且事实证明它获得了空前的成功。有人说，如果没有这一系列的商业运作，时至今日，帕瓦罗蒂也不可能成为万众瞩目的“超级巨星”，更不可能创造出商业神话。

　　为“名人”付出代价

　　帕瓦罗蒂的“丰富多彩”自然为他赢得了丰厚的收获，但同时，也让他为“名人”效应付出了很多代价。

　　且不说他的感情生活成为传媒炒作和关注的焦点，也不说他贪吃而始终无法降低的体重，更不说他因“吃不消”而假唱所招致的挞伐，仅仅在一些“似是而非”的问题上，一时“没把握住方向”的帕瓦罗蒂的负面报道就接连不断，比如离谱的出场费受指责，比如偷逃税款受指控等。

　　1989年，帕瓦罗蒂在纽约中央公园演出，出场费是25万美元。1990年在科隆大教堂演出，演出费高达50万马克。当时的媒体说“帕瓦罗蒂是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商人”，“一位男高音演员，在一场演出中津津有味地吃完半只鸡、喝上一杯牛奶，唱上两首咏叹调，每晚却要我们付给他10万美元的报酬”。“三大男高音”这个名称，也被指责为“已经变质成为一个地道的商业符号”。

　　最严重的负面消息，恐怕还是被控偷逃税款的官司，而且不止一次。1999年，德国政府指控他在德国举行的12场“三高”音乐会所获得的收入有偷漏税行为，为此他不得不向德国政府补交了税款。2000年，意大利检察机关又指控他在1989年-1995年期间未申报的课税收入约合1660万—1900万美元，没有履行纳税人应尽的义务。

　　“我一直以为把在意大利赚的钱弄到国外才算逃税。我是个在国外工作的意大利公民，我把从国外挣的钱带回意大利，怎么会和逃税扯上关系呢？”和法官辩论起来，帕瓦罗蒂居然也能像唱歌那样铿锵有力。但最终，这一事件以他向意大利财政部支付250亿里拉(合1250万美元)的税金赔偿了结。

　　然而，当帕瓦罗蒂的歌声成为绝唱之后，人们还是给了他客观的评价，没有人能否认他的成功——如果说有谁颠覆了“曲高和寡”这个定律，帕瓦罗蒂是最具说服力的例证。

　　不管经历了多少成功与纷扰，人们还是记住了帕瓦罗蒂说过的那句话：“我的一生都在歌唱，这让我感到非常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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