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年间，他成功地使自己成为一个身心合一的自由人，啃了大半辈子书本，来去俱从容。直到现在，他都没有找一份固定工作，也不受雇或隶属于任何实体机构。一个不受束缚的人，通常可以进退裕如、纵横捭阖，这也许是他10年不衰的原因之一。

　　“我在中国没有工作过，没有在社会上真正混过，没有社会经验和阅历，另外有一个西方社会文化作为参照，基本上类似于一个旁观者。”方舟子说，“有时候作为一个旁观者，对问题的认识反而会更清楚一点。”

　　那些因为教职员工身负学术丑行而被新语丝曝光的大学，曾经要聘请方舟子去担任兼职教授，方舟子不干，当场宣布辞掉落在自己脑袋上这一顶用意明显的“帽子”。因为这犯了他的忌讳，只要不授人以柄，就不存在被控制的危险，为此他宁愿置身于社会之外。一旦与这些机构发生瓜葛，他担心自己的独立性会遭玷污。

　　这也与他大半生不受羁绊的处世观念存在抵牾。人的秉性，天然地向往自由不拘。方舟子想要自由自在地活着，除了思想自由，还要生活自由。1985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方舟子就一直在践行这一理念。那时候，早间的课一般不去上，可以睡到中午12点才起床。这个作息时间，到现在都没有变过。

　　1980年代末，出国风气席卷大学校园，中国科大此风尤盛。方舟子所在的班上，总共46个同学，陆陆续续出国的竟有40个之多。风华正茂的方舟子，也看过一些留学资料，知道在美国的大学里有一种终身教授，自由无比，当上了连校长都管不了，觉得这实在是一件无比惬意的事情。心有所动，当即就做了人生规划——要去美国的大学当一个教授，搞科研之余，还可以写写诗。

　　留学生活自不必说有多舒爽。不过近距离观察，他发现美国大学里的教授实际上并不自由，就算是终身教授，为了找科研资金也必须出面写报告拉关系。这样的生活，他不愿意接受，仔细想一想，觉得还是当个作家比较自由。

　　“我是不愿意工作的。1998年回国，开始给国内一些媒体写文章。我的第一本关于进化论的书，也是香港的出版社出的，我就想靠写作也能养活自己。”

　　早在中学时代，方舟子就有两样爱好：文学和生物学。舞文弄墨之余，就出去采集各种各样的标本。及至决定卖文为生，就趁便把科普和写作结合起来，一方面写点生物学类的科普小品，与此同时发现本专业范畴里的学术不端现象，就附带曝曝光、打打假。他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没有像那些埋首书斋、介于半隐状态的文人雅士那样，对于社会的残酷一面事不关己高高挂起。

　　“我一直认为，一个人有时候要参与社会事务，不要说当一个隐士，虽然你可以过自己喜欢的生活，但你对社会还是要有些责任心。”

　　今天的方舟子，靠着稿酬度日。人皆不堪其忧，他却不改其乐。以致一年当中偶尔几次圈内朋友聚会，到最后也是别人悄悄把单给埋了，自己根本没有掏钱机会。也许是这种情形多了，他就干脆不再请人吃饭。

　　“他的书很多也是送人的，科学的书，是老百姓不可读的，阅读圈子不大，不可能畅销。”袁钟说，“日子肯定过得不好。”

　　方舟子把从事科普写作和基于生物学范畴展开的学术打假视为一个整体，旨在普及科学理性和科学方法。早年在大学时代，他就对中国社会的科学素养有所观察。彼时整个社会，对于气功和特异功能的追捧有点走火入魔。大约是在1987年，全国第二届特异功能大会在中国科技大学召开，方舟子临场观摩了两个最终失败的表演，从此不再轻信这些玄而又玄的超科学现象。

　　在美国的10多年留学生活，对方舟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他接受了一套严谨规范的科学训练，知道了科学研究是怎么回事儿，也知道了与国外相比，国内在这方面的差距。每周，他们会有一次论文介绍，从任意一本杂志中挑出一篇文章讲解，之后大家进行推敲，讨论实验证据能否成立。此外，每周他们还有一个实验报告，摆出证据以供深究，对于实验逻辑穷追不舍。

　　“探索、怀疑、实证、理性，这四个方面跟科学是不可分割的。不要轻信，要讲证据，你为了这个可以无所顾忌。”

　　方舟子把这样一套科学方法带了回来，希望对中国的科学理性化进程有所裨益。但在一个工于粉饰和伪装的社会里，虽然人们都认同科学的重要性，撒谎也难免成其为风气，迷信或伪科学的东西泛滥。心术不正的人，轻而易举就可以登堂入室，招摇过市。

　　“这个社会就是骗子的乐园，造假成本很低。”彭剑说，“越是能忽悠，越是能煽呼的人，反而是混得最好的一批人。”

　　路遇不平，即刻就要拔刀相迎。方舟子从此走上了一条快意恩仇的路，然而随后就陷入了一场抽刀断水水更流的纠缠和反复。

　　混在中国

　　在中国这样一个讲究一团和气的传统社会，方舟子在学术问题上的表现不够客气与宽恕。身边的一些朋友就劝他，希望他可以表现得更为圆润、缓和并富有技巧，但这毫不奏效。

　　“劝他不行，会不听你的。”武警总医院病理科主任纪小龙说，“也不是说不揭露，揭露是对的。我们的意思是不要那么激烈，但对他来说无所谓，他还是用他自己习惯的语境和风格。”

　　纪小龙在医学界负有声名，方舟子遇到一些专业问题会咨询他。在他眼里，方舟子天真而不世故。他们的第一次合作发生在2004年，当时四川雅安有一个老中医在碧峰峡凌空悬挂，宣布绝食49天，堪为奇谈。司马南斥其为骗术。在一次会商中，方舟子负责搜集国外类似魔术表演的揭示性材料；纪小龙负责从医学层面解析49天绝食的毫无可能，司马南则通过拆解魔术的角度来揭穿迷局。那一次，绝食一方要求司马南前去现场验证，但司马南江湖阅历丰富，没有被诓去。纪小龙说，要是换作方舟子，他保不准就要去了。

　　“不管三七二十一，就上去踢几脚，一踢不就爆炸了嘛，踢完你自己也牺牲了，何苦呢？我认为方舟子还是认死理，觉得理最重，不需要拐弯抹角。”

　　面对来自世俗的熏染、挤压，方舟子理所当然地严阵以待，摆开了抗拒架势。在微博(https://zylofonmediaonline.com/__proxy_domain/t.sina.com.cn)上，他是“免”字牌高挂，“方舟子没有兴趣听取关于为人处事的任何忠告”。

　　“因为一直有人要来当我的人生导师，指导我应该干这干那，烦得很。如果我的文章中有事实、逻辑错误，欢迎有根有据地指出来，如果只是要来指导我应该怎么为人处世，我没有兴趣。我又不是未成年人。”

　　在圈子里，方舟子的特立独行人所共知。这是一个闷闷的人，不擅于海阔天空。当人们坐在一起聊及很多快乐的事情，火热异常，他却不过是一个听众，默默地坐在一边，几小时可以不发一言。

　　“他看上去是个害羞的人，我们都是喜欢开玩笑的，他也只是笑一笑。”他的朋友方玄昌说，“没有特别的幽默细胞，不会主动来调动氛围。”

　　新语丝正被各路人盯着，很多人担心有朝一日自己犯下的孽障报应在上面，而这些人与方舟子又存在一种几杆子就能打着的关联，请托势不可免。

　　4年前，袁钟在协和的一个朋友被新语丝点名批评，起因是学术简历造假。近水楼台，袁钟两口子就约方舟子两口子出来喝茶，借机通一通款曲。

　　“这哥们儿真是……我们两家关系是很好的，但在这个事情上，他有他的底线，不能够跨越。”

　　方舟子坚持当事人必须说清楚问题，并公开道歉。接受建议后，当事人又欲索要举报人信息，被一口回绝了。这样的强硬是少有的。性格腼腆的方，拒绝别人的方式通常是沉默以对，表明他是在保留态度。

　　“我平时不愿意跟别人发生当面冲突。作为朋友，对对方的做事方式要理解，要有互相的尊重和信任。”方舟子说，“有这么一次之后，他们就不会再来了。”

　　举报人的信息，在方舟子那里是旁人不可碰触的禁区。长年累月，只有他一个人处理投诉来稿。对这些秘而不宣又耗时费力的事务，彭剑曾不以为然，提出可以将那些举报信息移交自己代为处理，方舟子不吭声了。

　　“打假的来稿都是我一个人在看，举报人的信息，只能是我一个人知道，这也是大家信任我的一个原因。”

　　处理投诉信息，方舟子自成规矩。每有来信，会下载存储到个人电脑里，邮箱里的信息要删除干净，不做保留。此举缘于之前邮箱被人攻破过，所幸里面的信息事先均已移除，后来他就把密码设置得古怪很多，形同猜谜。

　　方生活在一个全神贯注的世界里，每天要处理少则几十条多则上百条的举报信息。一般来说，论文、履历造假是比较容易认定的，涉及具体的实验造假，倘无特别渠道，有时则会无从追究，因为无法进入实验室核对原始数据。

　　“不可能派人去，去了人家也可能不接待你，所以民间打假的局限性就在这儿，权威性不够，被挡在门外也没有办法。”

　　这种打假事务异常琐碎。按照他本人的兴趣，更愿意一头钻进纯粹的科普、文史写作中去。这些年，他也在逐渐朝此方向转移，新语丝光是投诉来稿就登不完，他要负责核实这些投诉，亲自执笔的打假文章不多了。这是由台前向幕后的转变和接力，而不是退出。

　　“握紧我的手，让我的图腾烙在你的手上”——20年前，当他还是一个傍海而居、诗心初萌的闽南少年，就给自己起了“方舟子”这个笔名，意指驾驶两条船的人，一条是科学，一条是文学。那时候小小年纪，他已为自己安排了一生。年纪大了，他不再写诗，但仍以一双诗一样饱满的眼睛，凝视科学那光怪陆离的一隅。他所搭建的新语丝平台，本是用来孕育诗人和温情的地方，如今却满满地戳进了科学界的漏洞之中。双舟并驾，竟是驶往这样一角并不流绮写意的逼仄现实。

　　“平台建起来了，大家都信任你，你说不干了，对不起大家，很多人会失望……如果这个平台没有了，那些造假的人可能就要松一口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