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评政府实际上也是一种纠错机制。我国也是有民众批评政府的文化传统的。最有名的故事之一就是子产不毁乡校。乡校是古时乡间的公共场所，既是学校，又是乡人聚会议事的地方。人们经常在这里议论“政府工作”。有人建议郑国卿子产铲除之。子产的观点就是从纠错的角度讲的：“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将行之；其所恶者，吾将改之，是吾师也，如之何毁之？”

　　但当涉及官员个人的问题时，反击就激烈起来。就以“五河短信案”为例。2006年8月25日，五河县公安局在时任安徽五河县县委书记的徐社新的压力下，以诽谤罪名义对五河县第一中学教师李茂余、董国平作出拘留10日、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实际上，据媒体报道，作为县委书记的徐社新可谓是“诚实守信”的“官帽售货郎”。在安徽省五河县为官6年间，徐社新没有“虚度光阴”，将所有乡镇和县直重要部门的“官帽”卖了个遍。2009年4月13日徐被逮捕。2010年6月8日被判决受贿罪成立。但发短信的教师的处分至今未撤销。

　　在前述案例中，其发生地多是在县一级区域，并且多涉及对当地官员的激烈指责甚至是举报。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县一级官员权力滥用的程度和政治生态的劣质倾向。这与县一级官员和政府权力比其它层级政府更少受到各种制约有关系。相对来说，直接面对县级政府的民众，如若不是忍无可忍，躲无可躲，也不会轻易走上所谓“诽谤政府”的道路。

　　从上级政府的角度来看，像“五河短信案”这样的例子，就绝不能袖手旁观。早一点介入，也许就早一点挽回民众和社会的损失。一方面在抱怨官员“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反腐败非常缺乏有价值的、有一定证据支撑的案件线索，而对“五河短信案”任由一个事实上的腐败分子一手遮天，欺压民众，制造冤案，岂非咄咄怪事。

　　重建社会和政府的信任，就从公民能够敢于批评政府开始，就从还那些因所谓诽谤政府而身背案底的人的清白开始！ 

　　方舟子：我不愿沉默

　　文_本刊记者 章剑锋 发自北京

　　乍见之下，不免意外。生活中的方舟子，居然是那样一副风一吹就要倒的模样。瘦弱？他的老朋友司马南说，方是瘦，但不弱。此言颇确。这个貌似弱不禁风的人，干起事儿来一点也不柔弱。10年以来，长驱直入，捣了上千个“马蜂窝”，常常弄得惊天动地。以他近期矛头所指的唐骏事件来说，因其牵扯甚广，就让许多形迹败露的人乱作一团，狼狈不可收场。

　　方舟子操一口闽人特有的腔调生硬的普通话。以他的才华，本来可以毫不费力地成为一名出色的诗人或科学家，但在一个尚不具备自我净化能力，作假贩伪者稍稍钻营即有可能摇身变作公众楷模的社会里，他选择了第三条路——一支笔、一个网站，单枪匹马便创下了一种辩虚识假的剔除机制。

　　“他把自己的一生和这个绑在一块儿了，目前还没有其他人这样勇敢地站出来，真刀真枪地冲在第一线。”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社长袁钟说，“很多人觉得在中国当科学家是很糟糕的。看到那么多问题，结果没人指出来。中国如果没有方舟子，会更可悲的。有他，我们觉得还有希望。”

　　从白衣飘飘年代走过来的方舟子，停留在属于自己的岸上，望断沟壑，只为追问一渠清水。可惜察士难当，穷一己之力想要肃清寰宇，可能性微乎其微，他和他身边的人，对此无疑是十分洞明的。

　　“由于造假后会有丰厚的回报、海内外信息的严重不对称，以及社会浮躁、人心不古，个人利益和部门利益最大化，致使学术造假在相当长时间和范围内不会消失，而且会越来越严重。”司马南说，“方舟子以一己之力来做这件事，不但是纯粹的，而且是重要的，任务无比艰巨，他做不完。他的历史刚刚开始。”

　　破阵者之困

　　现实面前，方舟子并没有胡子眉毛一把抓。

　　“虚假的事物这么多，不可能都去管。我重点关注那些危害比较大而且没有人管的造假，越是没有人说的我越不愿保持沉默。”

　　借助一套科学方法，方舟子连揭社会疮疤，上到政府高级官员，名流贤达；下至社会三教九流，奇人异士。疾风起处，往往会摇落一地鸡毛。

　　“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苍蝇什么是老虎，他拿标准一衡量，不对，上去就斗争。”司马南说，一些政府高官，“科研成果中有不实之处，新语丝照样灭，这些人恨不得弄死他。”

　　一时之间，除了五花八门的贬抑舆论劈头盖脸扔过来，他还需要面对更为直接的人身恐吓。在某次被跟踪入户之后，甚至连警方对此也爱莫能助，只好建议他将采集到的监控录像等信息在博客上予以公开，希望可以起一点震慑作用。2007年，又是一场无妄之灾。因打假而被告，官司败诉，妻子的账户上被静悄悄地划走4万元不说，对方还扬言要报仇。无奈之下，只好带着一家老小借住到朋友家里。

　　现在他自己的一举一动需要格外小心，稍有不慎就可能性命攸关。以前出门，喜欢乘坐公共交通，觉得非常便捷，但在地铁里经常会被人认出来，出于安全考虑，不得不放弃了这一出行习惯。

　　“他的人身安全保障压力是比较大的，如果出现一些意外，我个人会建议他出国，带着家属移居国外，轻易不要回来了。”方的朋友彭剑说，“不了解情况的人，以为这种人身危险是多么遥远虚幻，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这种危险有多大。”

　　“做科普工作，是面向中国公众的，需要跟中国社会有一个密切的接触，做讲座，在国内还是比较方便一点。”这个人对自己的处境好像并不是特别发愁，“风险是必须要冒的，我只能是尽量小心。还不至于一天到晚提心吊胆的，把自己整个都约束了，那样就更不值了。”

　　彭剑打算设立一个专项的打假人士人身安全保障基金，通过募集得来的资金，为方舟子雇请专职安保人员，此事在他那里看样子是势在必行。在最近的一次聚会上，他公开谈到了这一点，但是方舟子坐在那里，没有说话。

　　彭剑是一位律师，5年前开始主动向方提供无偿的法律服务。为了全身心地支持方的事业，对于方所开罪过的群体或领域，他的律师事务所也力图避免与之发生任何法律业务关系，杜绝利益牵涉，这成为他们执业中的铁杆定律。

　　彭和方一样，目前卷进了一个看不见的危险漩涡。他要求方舟子能够将自己的日程安排事先告知他，需要出门办事时便于布置专人陪护，但独来独往惯了的方舟子，依旧我行我素，举止自若。

　　方舟子的杀入，破坏了很多群体苦心构织的利益机制。虽然还不清楚他将付出的最终代价是什么，但有一种不很乐观的情绪在他周围蔓延。

　　“他一个人在斗牛场上表演，什么时候死在牛角之下、乱蹄之下，不知道的。”司马南说，“我是扮演过这种角色的，日子很难熬。难熬到随时需要一个惊叹号来结束这一切。”

　　从反伪科学前线下来的司马南，讲起从前的血腥遭迹，仍不无惊心动魄之处。事儿总是管不完的。50岁以后，他决定换一种活法，不再一根筋地玩命。只是事隔多年，有些东西始终无法释然。

　　起居的地方从来不对外人开放、在家里从不接听电话。这些传统一成不变地保持下来。用于日常活动的书房，则独立在距家数里之外。这样做，是不想重燃战火。

　　“不要以为仇恨很容易消失。”司马南对方舟子说过，有些仇恨是刻骨铭心的，“我希望他能够武运长久。”

　　两年前，司马南与几位反伪科学健将一道，倡议设立了一个打假基金募集小组，接受支持者的资金捐助，用以支付方舟子在打假过程中被告上法庭时需要付出的费用。

　　在这个募集小组的账户里，至今累计收到的捐款数额达到17万。这笔钱不光要支付方惹来的官司费用，同时还要兼顾同类打假人士因其打假而产生的诉讼费用帮扶，可以说还是杯水车薪。

　　“有的人一次捐一二百元，有一位我猜是学校里的人，隔几个月就捐600，最大一笔款也就是一个企业家，捐了1万块。”彭剑介绍说。他是募集小组的事务秘书和账户实际控制人，所有支出由他负责具体操办。这件事对他以及几位发起人的名声带来损害，有人指责他们意图借此渔利，但彭剑一副胸怀坦荡的样子。

　　“让一个做好事的人，额外把稿酬拿出来去打官司，我觉得不妥。我愿意承担任何责难，我认为我花的地方对，我能交代清楚。”

　　要是呆在美国，事情也许不会弄得这么复杂，方舟子可以对那些虚张声势的状告理都懒得理。但他和彭剑一样，认为对簿公堂也是一次普及科学理性、以正视听的大好机会。

　　“坦率地说，我们都是很盼打官司的，我们并不在乎官司的胜败，只在乎能不能通过诉讼告诉公众更多真相，更加揭发欺诈行为。”在这件事上，彭剑是有败诉记录的，“我们觉得虽败犹荣，只不过是会影响我一些声誉，但我也看开了。”

　　总体说来，方舟子保持了一种超然物外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