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宏观调控中的问题

　　我们在看到其好效果的一面后，也不能回避宏观调控中存在的问题。

　　其一，国家宏观风险加大。在城市化进程加快及面临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宏观调控的目标也从控制需求过热、治理通货膨胀转向刺激需求、消除通货紧缩。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转变为积极的财政政策，支出快速增加及较大规模的国债发行，在取得积极效果的同时，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大幅增加。货币政策从“适度从紧”转变为“适度宽松”，在扩大货币供给、增加信贷投放的同时，不良贷款的风险也在增加。

　　其二，宏观调控的力度还需科学把握。2009年的货币信贷投放口子偏大，财政支出口子开得较大，并且两个口子一时半会儿收不紧。中国历次经济大幅波动的教训表明，放多了货币会出现通货膨胀，而每次通货膨胀后是一大堆银行呆坏账，对银行呆坏账最终要财政买单。宏观困难时，政府需要站出来，但原则上应该量力而行，以不过度透支未来经济潜力为限。现在，有些刺激政策需要退出来，如何有序实现，保证宏观稳定也需科学筹划，不能使经济大起大落。

　　其三，宏观调控的手段应多样化。当前宏观调控中仍然有明显的行政干预色彩，特别在市场偏冷的形势下，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参与增加。如政府直接投资规模较大，持续时间较长；控制市场价格、限制竞争等；行政指导、一哄而起等现象也时有出现。总之，宏观调控中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需要进一步调整，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多用市场调节手段。

　　进一步完善宏调政策

　　宏观调控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其目标和任务取决于特定时期经济发展和运行的特点，所以要依环境变化不断完善。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观察、分析与争论后，目前经济学家对于一个经济体宏观经济运行特点达成了一些基本共识：

　　一国GDP的运动方向基本上由供给因素推动。因此在长期内，真实GDP的增长依赖于要素投入的供给增加和技术水平的提高。而短期内实际GDP的波动基本上由总需求的冲击引起，而需求变动能够在短期内影响真实产出水平的原因是价格、工资等名义刚性。

　　虽然在短期内会看到一种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的替代关系，但在长期内这种替代关系不存在。

　　长期看，货币供给的增长率决定通货膨胀率。持续的通货膨胀是一种货币现象，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应该是追求一个较低且稳定的通货膨胀率。

　　政府不应该使用不谨慎的总需求政策试图去“微调”经济运行，来使产出和失业水平固定在充分就业时或自然的水平之上。

　　宏观稳定问题是一个博弈问题，政府的政策能够影响人们的预期和行为。因此，需要强调建立政策的可信度，和设计保证执行可信政策的制度的重要性。

　　目前与今后一段时期，中国宏观调控政策应在以下方面有所完善：

　　一是保增长仍是主线。中国目前处在历史上的经济增长黄金期，也是实现经济赶超的关键时期，而且许多现实问题也需要经济增长来解决。所以，增长还是最主要的目标。宏观经济学的理论表明，供给因素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这就要求宏观调控去辅助微观规制的完善，提供更好的市场环境。同时，保持宏观稳定，使经济能平稳快速增长。

　　二是宏观调控政策应向引导人们的预期方向努力，尽量弱化行政手段。现在，宏观稳定问题被当作一个博弈的问题，宏观调控政策的重要作用在于影响人们的预期和行为。所以，宏观调控的着力点，应逐步转向人们的预期调整，而不一定是对经济的直接干预。

　　三是宏观调控政策应侧重保持宏观稳定，而不应过度刺激经济或使用不谨慎的总需求政策试图去“微调”经济运行来使产出和失业水平定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之上。经济总产出受客观条件制约，过度刺激经济会提前耗去经济增长潜力，或引起经济过度波动，所以，宏观稳定应是宏观调控的最终目的。□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提高宏观调控水平与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研究”负责人、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瞭望》文章：城镇化：后危机中国新动力

　　城镇化战略带来的强大动力，不仅是增强中国经济持久增长的重要途径，也是与主要发达国家合作博弈的重要筹码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健君

　　实习生王子鸢

　　近日，《瞭望》新闻周刊获悉，2009年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率达46.6%，到2030年，城镇化率将达到65%左右，城镇人口新增3亿多。据有关方面研究，近年来每增加一个城镇人口，可以带动至少10万元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包括城镇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和房地产开发。这意味着超过30万亿元的内需驱动力。

　　权威人士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解读说，“在后金融危机时期，全球市场需求相对短缺，由城镇化带来的国内市场扩大，不仅对我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其产生的巨大需求，有可能成为我国与主要发达国家合作博弈的重要筹码。”

　　在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王一鸣看来，“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将使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条件都发生明显变化，但城镇化加快发展的进程不会改变。”他告诉本刊记者，全球增长模式深度调整，外部需求扩张在短期内难以恢复到危机前水平，我国扩大国内需求和增强经济发展内生动力的压力明显增大，“加快推进城镇化是扩大内需、增强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重要途径。”

　　2008年，美国和印度内需占总需求比重分别为92%、88%，而同年我国这一比重仅为72.8%，在各大国中最低。又据测算，我国资本形成率由上世纪80年代初的32%左右上升到2009年的46.8%，最终消费则由同期的67%左右下降到48.6%。权威人士告诉本刊记者，这两组数据，未来只能由进一步加快推进城镇化来解决。

　　王一鸣认为，未来一个时期是中国推进城镇化的关键时期，城镇化率仍将保持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左右。十二五期间，我国城镇化率将突破50%。这将为城乡二元结构转换、推进城乡一体化发展创造十分有利的条件。

　　不过，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中也存在四方面问题：

　　其一，城镇化不彻底问题非常突出。尽管去年我国城镇化水平达到了46.6%，但我国城镇化总体上是不彻底的城镇化。目前，农民工外出打工的1.5亿人，属于“人居城镇、家留农村”的半城半乡态势。如果将这些人不计入城镇人口，则我国的城镇化水平要大打折扣。

　　其二，城镇化推进过程中，空间拓展不集约。从1996年我国实施城镇化战略至今，我国的城镇人口从2.99亿增加到6.22亿，增长了108%，但同期城镇建设用地面积却从1.3万平方公里扩大到5.7万平方公里，增长了338%，即城镇建设用地面积的增加，大大快于人口的增加，造成严重的土地资源浪费。

　　其三，城镇资源环境不断恶化。在城镇化的快速推进过程中，我国不少城镇在开发建设过程中不顾资源环境约束，盲目攀比，片面追求城镇规模和发展速度，加剧了水土矛盾和环境恶化，主要表现在：大气污染严重；水源污染严重。

　　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90%以上城市水域严重污染，流经城市的河段普遍受到污染。再比如，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率低，城市生活垃圾以每年8%～10%的速度增长，在50%的垃圾处理率中只有10%达到无害化处理，大多数垃圾只能简易填埋，使一些城市陷于垃圾包围之中。

　　其四，城镇化发展存在较多认识误区。一方面城镇化的发展偏重于沿海发达地区的大城市、特大和超大城市的发展，忽视和弱化了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城市化过程中，比较注重城市规模的扩大和建设的美化，但是没有为农民真正转为市民提供更多的机会。

　　因此，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根据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的要求，明确提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城镇化推进要把握住两个重点：一是要注重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二是要把符合条件的农业人口转变为城市居民的过程作为城镇化的重要任务。

　　权威人士具体解释说，在城镇化进程中，要把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建设作为重点，在中西部地区，以县城为基础发展中小城市；东部沿海，把有条件的中心镇发展为中小城市，与大城市和现有中小城市形成有序分工、优势互补的空间布局。这既可以形成并发挥聚集效应和规模效应，又能避免城镇过于分散造成的土地浪费，还可以避免一些特大城市过于膨胀造成“城市病”。

　　而从国际经验看，城市群是城市化发展的一条重要途径，城市群可以通过现代交通网络，把大中城市和小城镇连接起来，促进不同规模城市和小城镇共同发展，“所以，要坚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逐步把城市群作为推进城镇化主体形态。”

　　不过，权威人士对未来城镇化的管理者和设计者提醒说，城镇的布局与发展进程主要是市场选择的结果，城镇的形成是各种经济资源高度聚集的过程，这些资源之所以会集聚于此区域而非彼区域，是基于众多资源拥有者对城镇区位优劣的判断与偏好，“自由市场的选择而非政府的干预会促使城镇的勃兴，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城镇的兴衰，那些有违市场经济规律的城镇布局规划会被无情地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