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瞭望》文章：新共识决胜转型

　　本届政府主政时间过半，还有两年多的任期继续书写自己的历史业绩。回顾过去近8年的中国足迹，从“非典”、汶川大地震、举办北京奥运会……一直到此次世纪性全球金融危机，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国人民一起交上了高分的答卷。

　　然而，中华民族复兴道路的现实依旧险峻：既有经济“体量”迅猛增长和“全球第三经济大国”的壮阔成就，也有城乡二元困局、结构矛盾突出、贫富差距过大、社会情绪紧张等诸多一时难以逾越的发展障碍……对全国上下而言，这种沉重的矛盾形成了新世纪最严峻的考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

　　过去的2009年，正如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言，在“世界经济深度衰退，我国经济受到严重冲击，经济增速陡然下滑”的“异常困难情况下”，我国“在世界率先实现了经济回升向好”。但也是在这一年，面对社会发展的矛盾和冲突日益激烈的局面，中央决策层高度清醒地认识到，“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

　　“(当前)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滞后最大的症结在于体制机制不合理，如果没有体制的重大突破，就难以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中央领导警告全党，“如果不能加快转变，我国今后发展代价就会越来越大，空间就会越来越小，道路就会越来越艰难。”

　　令人欣慰的是，一年过去了，不论可以对目前社会经济发展现状指出多少问题和缺陷，有多少利益分歧和冲突仍然在对抗，“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理念还没有得到彻底贯彻，一个全民族的集体意识已随之悄然形成进而蔚为大观，这就是包括各种利益阶层的全体中国人，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又一次达成决定国家未来命运的共识。

　　2010年已经开局，《政府工作报告》正要将各项任务部署下去，党和人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的共识也将写进共和国发展新宣言“十二五”规划中。面对横亘在眼前的诸多国内外挑战筑造的关隘，“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的紧迫现实与政治承诺已经使各级领导者没了退路——决战转型，只能胜、不能败。□(文/王健君)

　　《瞭望》文章：危机调控得失一年间

　　走过了本世纪最困难的一年，面对的又是本世纪最复杂的一年。应对危机初战告捷之际，一年来成败得失理应认真回顾、评估和总结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王健君王仁贵

　　实习生刘洋

　　3月5日，温家宝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公布了2009年国民经济运行数据，全年GDP达到33.5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8.7%。当许多饱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和折磨的国家瞩目中国漂亮的“V”型回升向好增长曲线时，可能谁也没有注意到更加惊人的数据同时出现了。

　　根据2002年中共十六大报告定下的目标，GDP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瞭望》新闻周刊发现，按照今年中国经济8%的预定增长目标，中国毫无疑问地将在2010年提前十年完成十六大提出的GDP战略目标。

　　即使十七大报告中重新调整了“难度”——人均GDP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如果按照我国过去十年人口自然增长率6.08‰和GDP增速8%计算，最晚两年后，也就是2011年，人均GDP目标将提前9年完成十七大提出的战略目标。这意味着，无论是从总量上还是从人均上，国际金融危机都没有撼动中国综合经济实力总体上升的势头。

　　对此，惯于以忧患意识把握问题的决策层坚持冷静对待。“我们取得的成效还是初步的，离科学发展还有很大差距，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上仍然相当滞后。”在去年12月初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胡锦涛总书记就指出了“体量”成就后面已经遭到强烈冲击的中国结构“难症”：“这场危机使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问题更加凸显，危机对我国经济的冲击表面上是对经济增长速度的冲击，实质上是对经济发展方式的冲击……”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全国人大代表、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对此非常认同，“2010年可能是新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发展最为复杂的一年。进入后危机阶段，我们所面临的困难、挑战和潜在经济风险比金融危机冲击阶段甚至更多，多年来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同时又产生和积累了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

　　在他看来，2009年有不少应对危机的具体政策措施像是“双刃剑”，“比如一些新增投资项目，加重了国民经济的重型化倾向，加剧了行业和地区重复建设，加剧了传统产业甚至新兴产业的重复建设。因此，我们在充分肯定一年来增长成绩的同时也不要忘记追问经济是怎样回暖的？回暖过程中花了多大的代价？这些代价值还是不值？”

　　为实现2010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主要任务，他认为，需要总结一揽子计划及其政策实施的经验教训，以便有效防范并及时化解各种潜在经济风险，“一年半过去了，危机演变形势如何，各项宏观调控政策和措施的实施效果如何，哪些是有效的，哪些效果不明显，哪些有效但产生了副作用，等等，都应该认真回顾、评估和总结。”

　　V型回暖有W阴影

　　尹中卿认为，在后危机阶段，我国经济增速并不像有人乐观的认为那样会顺利进入新一轮高速增长通道，“实际上，2010年GDP增速既有大起的可能，也有大落的风险，大起得越快，大落得也越快。如果宏观调控的力度、节奏和重点把握不好，有可能使经济从“V”型回升演变为倒‘V’型下滑，最终陷入‘W’型冷热循环怪圈。”

　　这基于2009年某些地方政府和部门在具体执行宏观政策的教训。他告诉本刊记者，中央去年年初提出的“保增长、调结构、扩内需、促改革、惠民生、保稳定”，实际上是一个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目标群”和“政策包”。但从实际运行情况看，一些地方把保增长作为主要工作目标，不遗余力地抓增长，不顾一切地保增长。

　　“这种为保增长而保增长实际上冲淡了对调整经济结构的重视，影响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步伐，甚至连中央对保增长的初衷——保就业，都没顾得上。”尹中卿以人大代表身份去年到基层多次调研监督时发现，许多地方把精力和资金都投入到重化工业、“铁公机”等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为什么我们的就业系数弹性这么小，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和服务业被挤压成了‘重灾区’，保增长实际变成了保GDP、保数字。”

　　这种靠地方政府直接干预、靠国有企业和国家控股企业挑大梁、靠财政赤字和银行天量贷款加大政府公共投资、靠基础设施和大型项目建设的扩张刺激政策，最终效果是：加大投资，就能上去；降低投资，就会下来，增强了经济W型的震荡风险，也增加了更多经济运行的不确定因素，隐藏经济W型震荡风险。

　　因此，尹中卿强调，密切关注潜在的经济增速大起大落风险，必须本着“无缝衔接、稳定着陆、逐步淡出”的原则，把“保增长”刺激政策逐渐转变为“稳增长、调结构、促转型、控风险”的中性政策，不仅要避免二次探底，更要避免经济过热，从而实现“√”型增长。

　　积极财政政策需要界限

　　尹中卿介绍说，不同于亚洲金融危机时期，这次我国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主要表现在提高赤字率，尽管去年和今年安排的财政赤字占GDP比率都在3%的警戒范围内，“但我们是由2008年的1800亿元变成2009年的9500亿元、2010年的10500亿元，如此大规模财经赤字，如何保证纳税人的钱花到该花的地方，非常需要关注和监督。”

　　他告诉本刊记者，政府公共投资和重大建设项目构成2009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最重要的内容，“中央两年新增投资1.18万亿元，其中2009年执行了9243亿元。实际执行效果到底怎么样？有什么好的经验？存在什么问题？应该评估总结。只有这样，对2010年安排9927亿元中央政府公共投资才能有比较好的措施，才能让国家和人民放心。”

　　事实上，积极财政政策在2009年的执行过程中，较为普遍现象就是，许多项目尤其是地方政府主导的项目大量涉嫌过度投资。尹中卿在去年针对9000多亿政府公共投资的调研中，尽管没有发现所谓“两高一资”的投资，但超前和过度投资的案例仍然令其震惊。

　　他举例说，某省提出每个县都要建垃圾填埋场和污水处理厂。实际情况是，该省80多个县已建垃圾填埋场大多就是在城外山坡丘岗或者河岔里挖个大坑，一车垃圾都没倒过；建的污水处理厂，一吨污水收1.5元，比普通的贵0.7元，无法负担基本运转费用，基本都没投放使用。只是参观时就开，没人参观时就关了；另一个省提出，平均200公里的范围内，就要建一个机场。还要修双向八车道的高速公路，打造半小时生活圈、一小时经济圈。尹中卿对类似投资的必要性、效益和未来可持续性表示怀疑。

　　投资管理方面的问题更多。同一个项目多个部门管，同一个项目地方可以分头向多个部门要钱。配套资金“一刀切”，发达地区盈利项目、不盈利项目都要求中央配套。他举例说，去年全国保障性住房计划完成不到30%，是所有7大项政府公共投资中完成最低的，“原因就在于地方政府没有积极性。东部地区每平米补助300块钱，中西部地区每平米补助400块钱，哪够盖一平米房子？但有些地方还是拼命申请，为什么？申请十平米就盖一平米。”

　　“积极的财政政策不等于扩张的财政政策。”尹中卿担忧地说，中央新增投资主要靠赤字，地方新增投资主要靠贷款，“这样的赤字和贷款所支撑的投资，主要又表现在国有企业、国家控股企业去投资，让民营企业和民间资本呆在一边看热闹。这不是经济的良性循环。”

　　所以，他认为应当通过加强改革和监督来规范积极财政政策主导的公共投资，切实把投资项目的效益发挥出来，“因为这是人民的血汗钱，是未来的债务，是花子孙后代的钱建起来的。”按照发改委和财政部报告显示，两部门今年分别将执行3926亿元和6001亿元。要落实好，就需要在2010年全面落实、微调、完善、充实积极财政政策。

　　“适度宽松”重在“适度”

　　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我国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信贷规模快速上升。

　　2009年12月末，M1同比增长32.35%。M2同比增长27.68%。在2008年第四季度新增1.2万亿贷款的基础上，2009年新增贷款达到9.59万亿元，同比激增95.3%。今年1月，人民币贷款又新增1.3万多亿元。

　　从投放结构来看，2009年中长期贷款余额占比急剧上升，其中非金融公司及其他部门中长期贷款新增5万亿元，居民户中长期贷款新增1.7万亿元，分别是2008年的2倍多和4倍多。

　　2009年12月末，我国外汇余额达到2.4万亿美元、持有美国国债8000多亿美元，总量均居各国之首。庞大的外汇储备不仅导致基础货币供应的增加、银行系统流动性过剩，而且也带来了保值增值的难题。目前美国实行前所未有的赤字财政，利用铸币特权，不断引导美元贬值，令我们时刻承受着外汇储备的损失和安全风险。

　　由于看好人民币升值空间，部分境外投机套利资金假借贸易、外商投资等渠道，采取分散、渗透的方式进入国内。2009年我国贸易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共计新增2861亿美元，与4531亿美元外汇储备增量进行比较，多余1670亿美元。如果扣除服务贸易、外汇储备投资收益、货币折算等因素，至少有1000亿美元属于流入的“热钱”。

　　去年以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经济增长提供了有力的金融支持，对于缓解通缩预期、遏制物价下行态势、增强市场信心，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尹中卿也分析说，“由于多年来第一次实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应对危机的初始阶段按照‘宁大勿小’力度考虑，导致去年特别是上半年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实际上变成了过度宽松。”同时，信贷“贷长贷大”的比重明显增大，导致资金的积压和资金使用的低效率，并且为不良贷款的产生留下严重隐患。

　　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刘云中认为，面对这些风险，“需要思考的是中国经济是否过度货币化了。”据其测算，2009年，中国货币化率高达1.81，已经和日本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泡沫化高峰时期的水平相当。

　　他认为，结果在实体经济中就表现为过度使用资本，过度替代劳动力，导致了所谓的没有就业的经济增长，也就是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下降。2009年在信贷大量发放、经济迅速恢复增长的同时，就业形势仍然紧张；另一个结果就是，过剩的流动性使得市场长期处于价格上涨压力之中，一部分商品价格在一段时间内甚至会急剧上涨，造成恐慌。

　　究其原因，刘云中认为，其一是中国的银行包括中央银行承担了过多的责任，其二是中国资金的成本过低。在一个经济增长长期保持9%，资本收益20%左右的环境中，一年期的储蓄利率也就在2%～3%间，资金必然趋于追逐任何高于储蓄率的投资或投机机会。

　　采访中，作为货币政策的执行者，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告诉《瞭望》新闻周刊，2009年中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特殊背景下出台的，需要继续保持持续性和稳定性，但信贷结构和节奏迫切需要有针对性地调整。

　　把握好退出“时机和方式”

　　关于后危机时期刺激政策的退出，全国政协委员、央行副行长苏宁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说，“去年为了应对上世纪30年代以来从未有过的金融危机，防止经济进一步衰退，各国都采取了积极财政政策，中国亦如此。其中货币政策有很多超常措施。但我想这些超常措施不能老使，事实上我们现在很多政策已经没有超常的措施了。”

　　尹中卿认为，积极财政政策的退出应当是稳步的，“关键是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的退出。”实际上，去年8月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就开始在逐渐地退出。去年下半年以来，央行先后两次提高央票利率、两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就是为了解决信贷投放的节奏，避免季度之间、月度之间的大起大落。

　　对于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某种程度已经演变成自由放任的状态，他提出要尽快退出。不过，他也提醒说，退出要循序渐进“软着陆”，“因为现在相当部分资金没有进入实体经济，没有进入中小企业，如果不分青红皂白地退出，会导致部分地方、行业和企业资金链的断裂，影响经济的回升。”

　　所以，在他看来，退出应该是逐步的，需要讲究“时机和方式”，“首先要改良信贷结构，使贷款尽快进入实体经济，进入中小企业，进入需要的地方，避免流动性的投机。如果还是现在这样的贷款结构，贷给了大型企业、大型项目、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以后出问题就会最先出在这些地方。”

　　针对当前市场最关心的加息问题，尹中卿的判断是，“我们的加息应该是在欧美国家之后。在其没有加息之前，我们要尽量利用其他手段来逐渐为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创造条件，不是说短期内就要退出。”

　　他称赞了今年1月份的信贷调控操作，“要保持银行体系的流动性合理的宽裕结构，也就是在保证实体经济、中小企业资金宽裕的基础上，逐渐收紧。当一定时候其他手段用得差不多了，肯定会水到渠成地采用利息手段。”

　　当然，在他看来，这个利息手段不仅要考虑“内”，即不要使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受到损害，还要做到不早于欧美国家，“早于欧美国家的话，因为我们处于资金‘洼地’状态，更多的热钱将流入，会加大国内经济的市场风险。”

　　“所以，我希望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退出得越早越好，但是要拿捏适度，循序渐进，要使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的资金维持在合理宽裕的水平上。”尹中卿最后告诉本刊记者，“在这个情况下，进行积极地主动退出，而且应该是‘软着陆’。不能为了退出而退出，不能仅仅为了防止通货膨胀而退出刺激政策，而应该是为了避免系统性金融体系风险而逐步淡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