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后危机时代的经济脉动

　　2008年底以来，受二次大战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影响，中国经济明显走过了一个V字形的发展之路。2009年连续两个季度明显反弹，多项经济指标超过危机前水平，在全球经济中率先复苏。党中央、国务院采取的一系列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政策和措施，有效地遏制了经济下滑态势。

　　但各方都在关注，当前的经济复苏是一种政策性复苏，我国为此付出了较大代价，除了财力、物力的巨大支出之外，“保稳”有余，“促调”却不足。因此，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在热议同一个话题，此次中国经济反弹的基础并不稳固。

　　同时，在世界范围内，美国、欧洲、日本等主要的经济大国已经出现了一些经济好转的现象，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人敢说西方的经济已经出现了复苏，而引发“金融危机”的有毒资产只化解过半，全球虚拟资产还是相当庞大，国际贸易环境并不理想，世界经济中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依然警示着我国的发展。

　　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透露的“2010年我们在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同时，要注意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的信息，为2010年的中国经济工作指明了方向。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09年12月4日，浙江省社科院组织中国社科院、全国工商联、上海市社科院、江苏省社科院及本院的经济学者们在杭州召开经济形势分析会，对2010年后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尤其是浙江、上海、江苏的经济展开了一次深入的解读，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浙江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等省领导，以及相关省直部门的负责人共同出席了分析会。浙江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赵洪祝认为：“专家们的真知灼见，对做好明年的工作筹划和‘十二五’规划的研究和制定都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刊特将专家发言整理刊发，以飨读者。

　　—编者按

　　汪同山：后危机经济走势与历次危机的启示

　　为什么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前不久，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2010年经济工作的一些方针都已经通过媒体披露了，总的调子是要继续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到目前为止全年保8%的任务是基本上可以完成了。

　　根据中国社科院作的预测，2009年全国经济增长速度大概在8.3%以上，现在看起来可能8.3%还有点保守了，再放开一点说的话，全国的GDP全年大概可以达到8.5%。也就是说，我们一直是讲这一次美国金融危机是二次大战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但是从中国的情况来看，我们大概在三个季度内就已经比较成功地使经济快速触底回升了，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在这样的成绩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党中央、国务院采取的一系列应对金融危机冲击的政策和措施，产生了非常明显的效果。

　　在这样一个情况下，我们现在提出还是要继续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也就是说2010年我们大的宏观调控政策调子还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什么要这样提？我个人的理解要从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几个方面来看。

　　外部条件有这样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虽然美国、欧洲、日本这些主要的经济大国的经济已经出现了一些好转的现象，但是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一个人敢说西方的经济已经出现了复苏，而且一些突发事件、偶发事件还在不断地出现。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前不久的迪拜事件，由于要延期支付债务，引起了世界经济的一片恐慌，美国和欧洲的证券市场都明显出现了大跌。所以世界经济中依然存在着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要求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应对。

　　第二点，引起这次世界性危机的名字叫做“金融危机”，首先是金融出了问题，经过了将近两年的发展以后，世界金融系统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现在看起来还是“依然故我”这样一种事态。这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所谓的有毒资产，像美国房屋抵押次级贷款，这种有毒资产到目前为止只解决了一半，有人估计是1.6万亿美元，还有1.5万亿美元的这种银行里的有毒资产是需要继续解决的。而全世界的经济解决这1.6万亿的有毒资产花了近两年时间，剩下的1.5万亿如果要想得到解决的话，也不是在短时期内能够实现的，而且越往后，这个有毒资产的解决难度越大，这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金融方面的问题。

　　在金融方面还有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就是现在的虚拟资产还是相当大的一个数量。有这样一个数字，我们现在的世界金融体系里，虚拟资产是实体经济的15—16倍，也就是说全世界实际产出如果有100元人民币的话，有1500—1600元的虚拟资产在等着从这100元的实际产出中分红。虚拟资产包括银行的资产、债券、股市、期货等等，这些东西都要从实体经济生产出来的东西里来分红。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全世界的整个金融体系经过这一次金融危机的冲击以后，并没有从实质上发生大的改变，这是我们要应付的一个情况。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世界贸易。2009年世界贸易的萎缩量是二次大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一年，看来2010年会有所恢复，但是绝对恢复不到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所以外部的国际贸易条件也是非常严重的。

　　再一个就是近日报道的一个新闻，欧洲银行已经开始宣布要退出积极的刺激政策，美国的联邦储备银行的主席也表示，要根据是否出现了复苏来判断美国是否跟进退出的政策。我国领导人包括总书记和总理，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与外国领导人交谈的时候，都是积极地主张全世界要维持刺激的政策，不能够轻言过早地退出。虽然在会谈中那些领导人们都同意中国的看法，但是现在终于看到一个信号，他们要真正采取行动了。大概在半个多月以前，王岐山副总理还讲，他们是说得多，做得少，在那儿说没有做，现在看起来他们是要做了。这样对我们会有一个很大的压力，世界经济的支撑，中国将要发挥更大的作用。从外部条件来讲，我们还必须要坚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从国内来讲也有这样一些问题需要我们继续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第一个，虽然我们的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回升，但是确确实实基础是比较脆弱的，基础还是不牢固的。

　　第二条，我们现在面临着十分巨大的调整经济结构的任务，调整经济结构的任务本身要靠市场的力量，但是在很大的程度上是要发挥政府的财力和政府的政策主导作用，因此我们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外需。2009年我们的外需对于整个经济增长是一个负的贡献，像沿海地区，包括江苏、浙江、上海在内，是全国外贸下降幅度最大的地方。2009年全年我们国家出口是负增长，大概负增长10%左右。2010年，条件会有所改善，但是不会出现根本性的改善。2009年我们的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内需，主要是靠投资和消费在拉动，对外贸易拉的是后腿。2010年对外贸易大概不会再拉后腿了，而且会有一定正的贡献，但是它不会成为最主要的拉动经济增长的贡献，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继续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可能在浙江也是感觉最重要的方面，就是我们现在主要还是以国有经济为主，民营经济的启动是一个大的问题。总理作过一个非常科学的分析，民营经济碰到大的环境出问题的时候，它必然会出于保护自己的出发点，而有所减弱，有所减慢，这是一个必然的现象，要树立起民营经济的信心来，还需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国有经济引导它们。所以从这些内部条件和外部条件来讲，我们在2010年都还必须要坚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还有一条技术方面的问题，就是我们在2008年下半年提出来的4万亿一揽子经济刺激计划是一个两年多的计划，包括当时2008年剩下的几个月，包括2009年和2010年。所以现在我们还在处于继续执行4万亿一揽子刺激经济的计划过程中，特别是一些重大的工程项目，像京沪高速铁路，这些重大的基础设施项目都在进行之中，它们后续资金的保证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这些都要求我们在2010年继续来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宏观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但是中央政治局的会议里又提出“2010年我们在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的同时，要注意政策的针对性和灵活性”，这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2010年，国际、国内的各方面情况和2009年相比，确确实实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有的方面可以说是质的变化，意味着我们在2010年要准备面对新的形势、新的问题。

　　三次“经济起伏”

　　给我们什么启示

　　这一次我们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引起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已经遇到了三次比较明显的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这三次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出现的原因、表现的特点都各有不同，但是它们有相似性，我们应该比较好地总结这些经验教训，以便我们把以后的工作做得更好一点。

　　第一次就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是88年、89年、90年，这是由于88年、89年出现了高通货膨胀，之后我们采取了“一刀切”的宏观调控办法，当时造成了经济的硬着陆，就是90年代初期我们当时的流行词—“市场疲软、就业困难”。那一次的转折点是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讲了一个“发展是硬道理”，针对当时我们面临的市场制约的问题，只有通过发展才能解决，加之当时的宏观调控政策是银行多放贷、国家计委多批项目，这样一个政策的结果是使得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很快地摆脱了低谷，上去了。但是由于我们经验不足，造成的问题是通货膨胀，就是那条绿线以更快的速度上去。所以在90年代初期的时候，邓小平同志南巡以后不久出现的是“四热”的问题—房地产热、投资热、开发区热、证券热，因此从92年开始我们不得不加强宏观调控抑制过热，使经济增长速度连续下跌了八九年。这是第一次的情况，当时是恢复得太快，出现了过热的问题。

　　第二次是97年、98年以后，受亚洲金融危机影响，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又连续地下跌了三四年，在这一次经济增长速度下降的时候，我们采取的对策就是积极的财政政策，通过政府多发债券，拿了钱政府去投资。当时朱镕基同志就是总结了90年代初期那次很快引起过热的教训，提出来我们要坚决不搞重复建设，要给子孙后代留下优质资产，要把钱都投到基础设施建设上去。这样一种政策避免了出现很快的过热反弹，但是从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资到最终留下的消费需求链条是最长的，所以那一次经济的恢复需要的时间比较长。

　　现在这一次是希望我们恢复的结果介乎于上两次之间，既不像90年代初期很快出现的“四热”，又不像90年代后期那样拖了三四年才产生比较明显的效果。我们肯定会比上两次都做得更好，但是如果现在要继续判断的话，我们哪一种可能性更大？如果不是更多考虑世界经济的因素，只是从国内因素来考虑的话，现在看起来出现第一种的可能，就是90年代初期的可能性是最大的。因为全国来讲，一季度只有6%多的增长，二季度也只有7%多的增长，如果全年能够完成8%以上增长的话，就意味着第四季度全国GDP的增长速度要在9%-10%之间。带着这样一个冲劲进入2010年的话，很可能会出现过热的情况。

　　我初步了解了一下情况，浙江和江苏都有这样的问题：江苏已经第三季度就是两位数的增长，第四季度肯定还是一个两位数的增长；浙江如果第一季度只有3%的增长，全年能完成保8%任务的话，那第四季度大概也要两位数，第四季度应该在12%以上。最困难的省都带着这样的冲劲进入下一年的话，可想而知2010年我们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所以我们肯定希望是介乎于这两者之间，但是在这两者之间我们更要注意的是一个什么问题？而且这种问题必然会造成中央和地方的一个博弈。就是说要把速度求稳保住的话，是谁来做，有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关于钢铁的产能过剩问题。在十年以前，当时钢铁已经出现了产能过剩，而那个时候钢铁的产量大概就是两万亿吨不到，到了现在，我们还在讲产能过剩，但是它的数量级就大大地提高了，现在我们钢铁的产量是6万亿吨。国家有关部门的判断是说4.5万亿吨是不过剩的，只有1.5万亿吨是过剩的，现在的4.5万亿吨和当初说的2万亿吨中间这个两万多亿吨是谁发展了就是谁的。所以这一次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们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但是又要使宏观经济政策具有更多的针对性和灵活性。在各地，特别是省一级的经济发展的时候怎么样处理好关系，就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