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民主改革50周年纪念

　　旺堆和他的女儿们

　　快80岁的旺堆坐在铺着绣花卡垫(藏式手工织毯，可作坐垫也可作卧具)的藏式木质长椅上，腰板挺得笔直，这让他和拉萨大街上普通藏族老人有很大的区别。他的确不是普通的藏族老人，他是第一个具有全国知名度的藏族演员。作为1963年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农奴》中主角强巴的扮演者，旺堆曾获得极高的荣誉。

　　当年他被选中出演强巴，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因为他出身农奴，除了没有装过哑巴，经历和强巴惊人地相似。他曾出家当过喇嘛，逃离寺庙后他再也没有进过任何一座寺院的大门，就连和朋友相约见面，碰头地点也不会选在最容易找的寺庙门口。

　　他寡言，《农奴》一片他谈得不多。“这部电影，我只能说，艺术作品需要典型化，强巴作为西藏百万农奴的代表性典型人物，不可能面面俱到。影片中的很多细节经过艺术加工，是渲染过的。但农奴制度确实曾根深蒂固，民主改革当然好了，它给了农奴自由。”民主改革带给农奴的不仅是人身自由，还有宗教信仰自由。一方面，中央政府推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另一方面因为农牧民经济条件得到极大改善，才有时间、有能力去寺庙朝奉。家里的农活怎么干自己说了算，不再有管家监督劳动，想去转经就去转经，想去任何一个著名寺庙都可以去。去的方式也完全自由，可以来回坐车；可以去的时候磕长头，回的时候搭车。这在1959年之前是无法想象的，那时拉萨之外的穷苦人想到大昭寺、哲蚌寺等著名寺庙进香，有的花费两三年甚至更长时间，一路乞讨。有人没有盘缠回家，穷病交加死在异乡。

　　做了几十年话剧演员的旺堆声音洪亮，汉语已经说得很流利。“汉语自己学的，主要跟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学，也就是小学文化程度。汉字只会看，不会写。”他说话的时候，右手松松地握成拳头，左手把牛角鼻烟壶里的烟末倒在右手虎口上，再吸进鼻子。细细的黄色鼻烟粉刺激鼻腔，他抽抽鼻子，就发出类似抽泣的呜呜声。

　　听旺堆的同事、朋友介绍，他性格内向，不喜欢和人过多交往，甚至不怎么和亲弟弟来往，旺堆说：“我们偶尔通个电话。”他小弟弟曾在老家贡嘎县做道班工人，今年的藏历大年初三晚上过世了。本刊记者采访旺堆时，他刚从老家给弟弟办完丧事回到拉萨。他的脾气确实执拗，他觉得与我谈得差不多了，就不客气地对我说：“还有什么可说的？你走吧。别来了。你的同事最好也不要再来。”■

　　旺堆的逃跑史

　　23岁前，旺堆叫扎西，藏语中“吉祥”的意思，是个很普通的藏族名字，不识字的母亲给他取的。

　　扎西从十几岁就想跑，26岁前他共逃跑了4次。“逃跑，那不叫个性强，是被逼的。”他告诉我。庄园里的活多得似乎永远干不完，饭从来没吃饱过，挨打倒是家常便饭，生活太苦了，不逃跑简直要憋死了。

　　记者◎李孟苏

　　第一次逃跑

　　童年时跟着母亲、继父连夜逃跑，给扎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一年扎西几岁，他自己完全说不清楚。

　　“我应该是1932年出生的。民主改革前，我没文化，西藏的农奴都没有文化，不知道自己的出生日期，连属相都不知道。我还记得自己属猴，参加革命后，汉族同志根据我的属相帮我推算出我是1932年出生的。”具体是几月几日，他就说不上了。“我的文化低，搞不明白日期什么的问题，连3个女儿哪年哪月生的也记不清。”他也不知道母亲和继父去世的准确时间，“1962年我回到拉萨，继父已经去世了，大概在民主改革前去世的”。

　　扎西出生在山南的贡嘎县昌果乡，生下来就是农奴。“我是领主家的财产，每个农奴都有自己的主人，我的主人是寺庙的喇嘛。”扎西是遗腹子，母亲后来再婚，和继父给他生了个弟弟。民主改革前的西藏，贵族子女的婚姻很严格的，农奴的婚姻反倒相对自由。一座山里挨着很多庄园，分属不同主人，劳动的时候农奴们来来去去认识了，相好了，就结婚。“主人不管你跟谁结婚，反正你生的孩子是我的私有财产，长大后是我的劳动力。”农奴生下男孩归男主人，生了女孩归女主人。

　　扎西家世代是给次角林寺服劳役的差巴。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宗教研究所所长郑堆出生于西藏江孜，长期研究西藏农民生活，他在接受采访时告诉我：“1959年西藏民主改革前，农奴分为三类：差巴、堆穷、朗生。”朗生在藏语中的意思是“家里养的”，即家奴。他们没有任何生产资料，受领主绝对支配，毫无人身自由和权利，是农奴中最悲惨的阶层。堆穷指“小户人家”，靠租种领主、大差巴户的小块土地为生，或者有一技之长，靠专门技术，他们要向原来的领主交纳人头税。堆穷绝大多数没有牲畜和农具，份地也少，可以说基本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差巴的地位在农奴中最高，一般要列在庄园名册中，有资格参加庄园会议。差巴人口总数最多，占旧西藏人口的50%以上，他们有相对稳定的土地使用权，但是差乌拉和高利贷的主要负担者。

　　同是差巴，境况也大不相同。郑堆介绍说，西藏有三大领主，分为地方当局、寺庙、贵族。农区的领主们把耕地划分为自营地和份地，自营地由领主经营，份地交给农奴(主要是差巴)经营。有的大差巴好比《红楼梦》中贾府的奴才赖尚荣，深得主人宠幸，地分得多，地好，牲口多，个人经营有方，经济状况很富裕，生产规模比较大。有的差巴户甚至经营几个庄园，家里养着朗生，雇有长工。但这种差巴大约只占10%，70%则属于下等差巴，勉强度日，一旦破产就沦为堆穷或朗生。

　　差巴从领主那里领取份地，除了交纳实物和货币，还要向领主提供乌拉(无偿劳役)，为领主一年四季耕种自营地。旺堆对我回忆：“次角林寺是很小的寺庙，我们所属的庄园也不大，只有一个领主和一个秘书。民主改革后，寺庙里的喇嘛还俗的、逃跑的、参办的，早空了。”庄园只有8户差巴，每户根据份地大小，派数量不等的人去庄园里种地、牧马、放牛、打柴。“共有16个劳役，他们的吃食穿衣，领主是不管的；谁家派出干活的人，谁家就负责他的吃穿。”

　　扎西的父母属于次角林寺庄园的下等差巴，按照民主改革时的阶级成分标准来划分，“他们应该属于贫苦农奴”。他们得到的份地很少，只派一个劳役出乌拉。家里的经济来源主要靠种地，他母亲一年忙到头，织布、纺羊毛、纳鞋，继父是种地的好把式，什么都会，很能干，家境还是一年不如一年，渐渐陷入困顿。每年家里都要借高利贷，借5斗青稞，秋收后就要还6斗，“很厉害”，欠的债越来越多。

　　如此艰辛地生存，宗教信仰是无暇顾及的。旺堆告诉我：“我不记得父母信佛教，没见过他们拜佛。他们没有自由，不可能离开庄园去寺庙烧香、转经，也没有经济能力去朝拜菩萨。他们没文化，自己看不了经书。我们住的山区里也没有喇嘛和寺庙，偶尔有游僧喇嘛来一下，有时是要饭的，有的是别人请来祛鬼的，没人给他们传授佛法，怎么可能信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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