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的“警察”前，加了“人民”二字，就是中国

　　《望东方周刊》记者王晓 贵州瓮安、北京报道

　　这是群体性事件频发的一年。

　　6月28日，瓮安。上百人围攻县公安局和政府的办公大楼，甚至连停在某小区院内的警车都难逃此劫。

　　7月19日，云南孟连发生暴力冲突事件。执行任务的公安民警被数百名群众围攻、殴打；40余名警察和10余名胶农在冲突中受伤，两名胶农死亡。

　　10月9日，安徽砀山农民因征地问题与政府发生冲突，300余名警察和城管进行干预。冲突中，3名警察受伤，一辆警车被砸……

　　几乎在每起群体事件中，警察都承担着重要的角色。

　　日前，公安部部长孟建柱在《求是》杂志撰文指出，在处置群体性事件中，必须坚持“三个慎用”，即慎用警力、慎用武器警械、慎用强制措施，坚决防止因用警不当、定位不准、处置不妥而激化矛盾，坚决防止发生流血伤亡事件。

　　如何应对频发的群体事件，如何把握好“慎用”二字，成了摆在中国警方面前的一道难题。

　　被激化的矛盾

　　张友坤至今想不明白同村的七个人为什么会被关了一年多。

　　“6·28”事件前，玉华乡岩根河村田坝组的矿群纠纷一直让瓮安县政府头疼不已，村民们在2007年制造出来的一场群体事件，也和“6·28”事件有些相仿。“他们(规模)第一，我们第二。”田坝组村民谢关伦坐在自家木屋前对《望东方周刊》说。

　　作为那起群体事件参与者之一的张友坤，回忆着当时情景：“企业毁了我们的路，断了我们的水，我们要他们赔偿。他们不肯，我们就去上访。先是到省里，结果省里打回州里，州里打回县里。”2007年3月12日，张友坤等人找到县信访局，对方让回去等消息。4月28日，张接到信访局的通知，说事情可以解决了。张友坤等九人满心欢喜地走进了政府会议室，“结果刚进去不到15分钟，就有一群警察站了出来，一个警官模样的人说，‘今天你们进来的人有七个已经构成刑事犯罪’。之后就把我们全关进去了。我被关24小时后放了出来，有七人一直关到现在。”

　　张友坤很气愤：“我们上访是正当的，是为了维护我们的生存权利，凭什么判我们的刑？”

　　诸如此类的非警务活动，瓮安县公安人员在“6·28”事件前时常参与。防暴大队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巡警向《望东方周刊》透露，之前的移民搬迁、矿群纠纷中，只要老百姓一上访、闹事，政府就会叫公安，“他们自己管不下来啊，就只能找我们。我们干公安的，就是服从上级命令。让我们上，我们就得上。”

　　此前，前瓮安县公安局局长申贵荣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曾“酒后吐真言”，称当地“遇到群体性事件就出动警察，这种‘得罪’老百姓的事，都得我们去做……我们几乎把人都‘得罪’完了。”几年下来，针对群体事件，公安出动百人以上的大行动就有五次。

　　“那帮警察，黑社会他们不管，抢劫杀人他们不管，老百姓一上访，他们就呼噜一下围上来了。”瓮安的一位家具店老板告诉本刊记者，“6·28”事件前，老百姓和公安的关系降至冰点，“该管的不管，不该管的瞎管。有人说过‘有个当警察的大哥，还不如拜个黑社会大哥’，真是这样。”

　　以上种种，导致瓮安百姓强烈的“仇警”情绪。“6·28”当天，目睹着不法分子对公安办公大楼、车辆的打砸、焚烧，挤在人群中的一些百姓冷眼旁观、甚至拍手称快。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夏学銮对本刊记者表示，群体事件之所以高发，根源在于社会转型期各方面发展不平衡，导致财富不能平等分配，老百姓容易产生一种相对剥夺感，“导火索则是执政和司法上存在的一些问题，某些部门还是习惯性地用比较粗暴的方式对待百姓。公安整体素质不高，个别人比较蛮横。”

　　“人民”警察

　　“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的‘警察’前，加了‘人民’二字，就是中国。”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接受《望东方周刊》采访时称，“既然是人民警察，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而面对群体事件，王大伟认为，警察要做的不是转型，而是回归。

　　“1829年，‘世界警察之父’罗伯特·比尔在创立警察时，就提出了三点，一是主张警察不配枪；二是警棍最好藏在衣服里，以免百姓产生恐慌；三是每用一次警棍，都要记录在案。警察学上的‘最小动用武力论’，是被全世界普遍接受的观点。”

　　2008年7月颁布实施的《关于违反信访工作纪律处分暂行规定》明确，违反规定使用警力处置群体性事件，或者滥用警械、强制措施，或者违反规定携带、使用武器的，负有直接责任者，给予记过、记大过、降级或者撤职处分，严重的可以双开。

　　20世纪以来，全球又进行了三次警务革命。先是20世纪20年代的警察专业化，当时就提出警察不要参与地方政权非警务活动，滥用警力。

　　“之前在一些地方，地方政权都把警察推到了第一线，让警察成了矛盾的核心，参加了大量的非警务活动。其实，在警察学上，有着所谓的‘不参与理论’。有人说过这样的话，‘大盖帽往后站，什么事情都好办’。”王大伟说。

　　到了20世纪70年代，007詹姆士·邦德的形象深入欧美人心。当时对警察提出了“武装到牙齿”的要求，树立了警察作为战士的形象。但这一形象并不被老百姓所接受。警民关系逐渐僵化。

　　近来，随着警察该是战士还是公仆辩论的展开，新的警务革命打响了。在这次革命中，警察回归到最早的公仆形象。“孟部长的‘三个慎用’是符合世界警务改革的大趋势的。”王大伟表示，在群体事件高发时期，这样的讲话很及时，也体现了人民警察的宗旨，“在中国，人民警察宗旨体现较好的时期是20世纪50年代，那时候的警察确实是全身心为人民服务的。”

　　警之于先，察之于后

　　“6·28”事件之后，有当地领导指出，基层公安部门对一些社会恶势力的打击相当滞后。明明可以将其扼杀在萌芽中时，错过了最佳时机。等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为时已晚。

　　在各种矛盾交错、群体事件高发时期，王大伟认为，一定要贯彻以预防为主的思想。“我们说警察，就是警之于先，察之于后。但现在往往是把重点放在了‘察’上。各种矛盾都是一个累积的过程，公安机关要在这个过程中做好预警与预案。”

　　在他看来，某些群体事件发生前，当地公安的态度不是硬了，而是软了，“各种组织泛滥，政府和警方如果态度都比较软，就会导致政府和警方公信力下降。再有就是事件有苗头时，及时发出预警。比如这几次事件，要首先有一个主动先发的预案，再有一个被动反应的预案。”

　　不只如此，王大伟认为，警察不仅要慎重开枪，还要对老百姓进行教育疏导。瓮安县副县长肖松在总结“6·28”教训的时候谈到，在基层，社会监管缺失，政府落实不到位，“比如抓了人之后不会花时间去感化，基本上是流于形式，这是司法上的一个败笔。”瓮安县公安局防暴大队的一名巡警告诉本刊记者，现在他们在处理一些案件及纠纷时，不只是把人抓来，还会帮助对方化解矛盾，让他们心服口服，互相道歉，“以前也做这些工作，但是做得少。根据法律，该关就关，该拘就拘。”

　　不该管的坚决不能管

　　“‘三个慎用’是很人性化的提法，但只是一个原则性的概念，这个定义其实很难把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法律系教授周欣认为，在某些情况下，老百姓情绪一旦被煽动起来，局面不好控制，“这个时候谈慎用，很难把握好度。”她同时向本刊记者表示，慎用警力只能解决一时问题，从长远上看，难以改善警民关系，“这就需要从政府角度出发，说深了，就是公权力怎样合理配置。”

　　据王大伟介绍，公安部门除受上级公安系统业务领导外，更多的是接受地方政府领导，“公安部门一方面要把自身业务加强，另一方面要理直气壮地把非警务活动降到最低。不该管的事情坚决不管，不该动用的武力坚决不动用。”

　　对群体事件的处置，同样是对基层政府领导能力的考量。

　　“但在一些地方政府领导眼中，警察是万金油。出了什么事都找警方，政府其他部门的权限也都交给警方。也因此，警方总是被推到风口浪尖上，成了矛盾的集中点。作为地方政府高层，应当清楚警方的基本职责是什么。”王大伟说。

　　瓮安县公安局多名公安人员均向本刊记者表示，“6·28”事件之后，新的政府班子上台，不再轻易调动警力了，“有什么事都是政府先出面解决，我们公安现在主要做的除了打击不法分子、解决普通纠纷，还要走到老百姓家里，听听他们有什么诉求，帮他们往上反映。”■（来源：瞭望东方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