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8’事件即使不在瓮安发生，也会在别的县发生；即使不在贵州发生，也会在其他省份发生。”正在瓮安调研的前新华社贵州分社社长刘子富对本刊记者表示，在经济飞速发展、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瓮安现在的各项举措只是一个开始，要想真正解决这些矛盾，任重而道远。”

　　“6·28”事件发生不久后，刘子富偕夫人到瓮安进行了三天私访，又和新任县委书记龙长春聊了三个半小时。

　　“我对这次事件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回贵阳之后就给省委书记石宗源写了封信，用了三页纸。一个月后，宗源书记找到现在的分社社长，把我叫去谈这个事。我的一些观点和他在某种程度上产生了共鸣。这次来瓮安也是受他委托做一个调查。”刘子富说。

　　“卷入群体事件的老百姓并非反对政府，他们只是要反映他们的一些诉求，我们要给他们提供反映的通道，要把他们和不法分子区分开来，并且要尽力解决他们的合理诉求。” 刘子富写给石宗源的信中，提到了这一观点。

　　但一些诉求解决起来并不容易。在瓮安，矿群纠纷、移民搬迁、旧城改造是较为突出的难题，一些官员甚至将其看作“死结”。

　　10月26日下午，瓮安阴雨不断，通往玉华乡岩根河村田坝组的路上更是泥泞不堪，出租车屡次陷到泥中。由于认为当地一家磷矿企业开矿占用田地堆积废料，损毁了村里的道路，甚至导致村民们喝不上水，谢关伦等村民一再上访，要求企业做出赔偿，甚至在2007年引发了一场小规模群体性事件，七人被刑拘。

　　瓮安县信访局局长尹松竹告诉《望东方周刊》，“6·28”过后，政府已经给该村提供了饮用水。但田坝组的村民则称，“是有水了，但时有时无。有人检查的时候有，没人来的时候就没有。”

　　“我们现在就是趁水来的了时候接一盆，留着停水的时候用。”谢关伦称。

　　“当时没人开发的时候，老百姓也希望有人来开发。现在老百姓看到企业的蛋糕做大了，就想来分一块。矿群纠纷有老百姓的问题，也有企业的问题。不好说，更不好解决。”瓮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黎明有些无奈。

　　皮滩水电站兴建，使得龙塘县江界河村的村民们不得不搬迁。但由于搬迁补偿等问题，至今该村仍有54户人家住在零散搭建的茅草棚子里。棚子很矮，里面黑漆漆的，村民们说他们已经两年没有电了，都是点煤油灯。

　　“我们不是移民，是游民了。政府现在根本就不管我们，我们成了被遗忘的角落。”村民愤怒地说。当地人称，“6·28”后，也有领导过来看过他们，“一开始来的时候说给我们解决问题，到最后啥都没解决，就说我们早晚都得搬。”

　　黎明告诉本刊记者，移民们最初闹矛盾的原因是，补偿标准具体到每个县、每一户不一样，“因为国家是按水淹没的面积来划分，根据人口密度，具体到人头上的补偿费就不一样。农民们总觉得凭什么他有我没有，不患寡而患不均。”

　　尹松竹认为，从信访上看，很多涉及到跨部门、跨地区、跨年代的问题，确实很难解决。

　　10月30日，瓮安县十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上，表决通过了《关于建立瓮安县和谐矿区建设基金的议案》，即按照“谁开发、谁保护，谁引发、谁治理，谁破坏、谁恢复，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明确矿山开采业主的责任，保证治理资金和治理措施落到实处，实现矿区群众、生产业主和地方政府三者共赢的目的。

　　对于这份将矿区群众利益放在首位的文件，谢关伦并没有抱多大的希望，“政府官员永远都是和企业老板站在一起的。”

　　“如何打开官民之间的通道，取得老百姓对政府工作的大力支持，这是瓮安目前最大的难题。”瓮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黎明说，“我们一直在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