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杨潇 发自北京

　　张艺谋没进过中南海。

　　8月8日前最大最重要的一次审查，就在鸟巢里的一间会议室举行。来了3位政治局常委，30多位正副部长。房间不大，副部长们只能靠墙而坐，中间一溜沙发，最后一个座位留给了这位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总导演。

　　领导们轮流发言，张艺谋一一记下，一个多小时后，领导同志对他说，这么多意见，你们导演组不可能照搬，也来不及照搬，符合艺术规律的你们再整合吸收。

　　“实话实说，这次还真是很民主，就怕把你艺术家给弄乱了，”张艺谋觉得，“每一位领导也都知道事关重大，所以也不愿让个人意见去左右一切。”

　　在40亿人面前上演的这场大戏，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此刻，党的主张与人民意志在张艺谋身上达到了高度统一。

　　在这个历史当口，他是艺术家？民族英雄？还是国师？

　　“未来的乐观主义者”

　　他在办公室侃侃而谈，身后就是导演组成员立下的军令状。16天的奥运会结束了，开闭幕式运营中心三楼入口处的黑板上仍然写着10个大字：奥运无小事！责任大于天。

　　但他显然已经松弛了。他问我们：“听说你们杂志知识分子看得比较多？正好帮我向知识分子说说话……”而鉴于“ 什么是知识分子”在中国“是笔糊涂账”，他选择高频使用“文化人”这个词，不论是谈论开幕式，还是电影。

　　“什么是文化人？就是平时写写文章、开开研讨会的那些人……”

　　“很多事情的评价都还掌握在文化人手里，老百姓觉得电影不错，几个文化人一写文章，就变了……”

　　“文化人是什么？就是在一个酒会，碰到一两个外国人，说一两句话，嗬，就拿这一两句出去做文章……”

　　“对开幕式的批评？我感觉文化人还没开始呢……”

　　“当然，文化人总是要批判的，批判现实主义永远深刻嘛……”

　　他已经不做“斗士”好多年了，但“文化人”却仍没接受他的转型。他于是开玩笑：有那么一个“首都文艺界”，“ 三五千人，其中又有三五十人，成天批判你的电影。”

　　他有时看看自己1978年时拍的照片，“那叫一个土啊……(30年间的变化)我简直就不能想。”感慨起来有点动情。

　　1978年5月，北京电影学院西安考区，几位摄影系老师接待了沉默寡言的张艺谋，这个陕西咸阳国棉八厂28岁的工人曾为买相机卖过血，专业好，但超龄5岁。后来因文化部长的一纸批示，张艺谋被北影破格录取，命运也随之改变。

　　“作为男人，你要有事业心，但你不能太得意、太高看自己。这不是装的，要装也装不了这么长时间，我这种世界观差不多是在我28岁以前就形成的，因为在此之前一直是很坎坷，就没敢想过一步登天。”当然，28岁以后他又以亲身经历丰富了这种世界观：“我们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我的信仰就是中国会越来越好。”

　　对于当下的问题，他觉得应该交给未来，“我是一个未来的乐观主义者。”

　　“可是，未来会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崔卫平感到不解。

　　在北京电影学院教授郝建看来，张艺谋的创作轨迹有三个坐标：

　　第一个就是1980年代的《红高粱》，早在那时，张艺谋就展现了他天才的形式营造能力，更重要的是，“我们在大陆电影中第一次看见了男人的欲望和女人的性感，这是实实在在的人性的解放。”

　　第二个坐标是1995年的《活着》，此时中国社会心理已经发生了剧变，但《活着》仍和《蓝风筝》等“构成了另一座现实主义的高峰”——虽则因重写了令官方不悦的历史而很快被打入地下。

　　第三个转换在1990年代末开始，郝建把《一个都不能少》视作张艺谋走向主旋律，走向权力话语的开始。“所有的困难都由(电影中的)电视台台长解决，这象征着什么？”事实上，由于该影片与政策相符合，国家版权局还为它下发了版权保护通知，这是中国第一次对国产影片的版权实行“红头”保护。

　　很多那个年代的中小学生都记得学校组织观看《一个都不能少》的经历——这已然是主旋律的待遇了。

　　1999年4月18日，张艺谋发表了给戛纳电影节主席雅各布的公开信，指责对方带有政治与文化的偏见，并宣布撤回参赛的《一个都不能少》，此举被国内媒体解读为“爱国”。郝建则在表示有限度理解张艺谋(长期被国内某些后殖民主义理论家指责为“表现中国的丑陋和落后”)后，对包括自己在内的部分知识分子的典型状态进行了反思：

　　“我们绝对知道在什么时候可以拍案而起做义正词严状，什么时候能揪着老虎的胡子装一下‘敢为人民鼓与呼’；我们也绝对知道什么时候必须对自己清楚万分的问题保持沉默、三缄其口。我们受到很多精神摧残，可是我们已经十分聪明地知道应该在哪里找到我们所受精神压力的出口……我们也知道什么时候说什么话可以上达天听得到首肯，什么话会触犯众怒。”

　　不是他，还能是谁？

　　张艺谋把自己看作时代的产物，“二三十年前，全民都在思考，都在追求文化的深度和厚度，造就了第五代；现在呢，哐唧一下子进入了商品和娱乐的时代，那我也就试着拍拍(大片)呗……”

　　颇有一点轻舟顺势而下的味道。

　　然而《英雄》的票房奇迹，让大小官员发现了以“中国式大片”拯救中国电影市场的某种可能性，到《十面埋伏》，已有官方的全面护航(譬如，两个月的暑期黄金档，不上映一部进口分账大片)——权力与资本，同样在张艺谋身上实现了高度统一。

　　2002年《英雄》全球公映后，张艺谋对《南方周末》记者谈及舆论和影评，“我们在社会和政治的诸多政策性要求下工作，已经不能100％地按自己的意思做，一定要去妥协和调整自己。空间已经是有限的，让众说纷纭又对你构成一些影响，你把自己的空间就弄得很小，所以这些东西(指批评)原则上就是看看。”

　　郝建认为：第三个转折完成的坐标是《英雄》，特征是用“唯漂亮主义”的形式感来吸引观众，内在价值观上是权威崇拜。没想到他到了奥运开幕式还能登峰造极、更上层楼。

　　现在，张艺谋显然更加牛气：“我个人拍电影，我告诉你，我还从来不管你文化界怎么批评，我就按自己的想法拍，你就是把我骂到老，我也还这样。因为(这是)我个人作品，我要是按照众说纷纭来修订，我也太没那个了。”

　　“娱乐工业是较少反省的，如果一个导演有这么大的名气，我们当然会期待他在艺术上有所追求，期待他的作品从一个更饱满的角度来反映人性，”崔卫平说，“当然，怎么创作是他的自由，但每个人都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

　　对很多人来说，开幕式上，最感动的时刻便是一袭红衣的林妙可搭配童音版的《歌唱祖国》，我问张艺谋导演：歌声起来的时候，很多人都哭了，这并不意外，但一些平素的批评者或者对这种价值观并不认同的人，在那一刻居然也开始掉眼泪，这你想到了吗？

　　我其实是想问一个关于乡愁的问题，我想了解，作为开幕式这个巨大的形象工程(张艺谋语)的总导演、一次史无前例的文化输出活动的总设计，如何看待这个国家复杂的内部和复杂的情感。

　　张艺谋给了我一个技术性的答案：选择这首老歌的第一段，因为它脍炙人口且没有那么强的政治色彩，选择童音重新演绎，是希望有一个人性化的表演。

　　张艺谋很清楚中国的社会和制度在国外的形象，他开了数不清的会，向国外的文化人与知识分子请教：如何才能表达善意？如何才能感动他人？如何处理和平与崛起？如何才不会让人觉得你在搞文化上的穷兵黩武？对他来说，“说明中国”其实是个技术活儿——这一方面是职业道德的需要，一方面也因为他看起来不存在情感上的纠结。

　　如一位评论者所言，国家从来就有寻找文化代理人的冲动，而张艺谋恰恰在最被需要的时刻，拍出了最被欢迎的电影。张艺谋抱怨媒体和文化人给他画了一幅像，让他避之唯恐不及，但如果没有这幅像，当初被宣布为开闭幕式总导演时，为何多数人的反应都是：不是他，还能是谁？

　　后奥运时代，他的下一部电影也许还有待文本分析，但几乎没有人会怀疑它将(至少在票房上)取得巨大成功，他本人，亦怀揣国家主义的金牌认可，登上了新的巅峰，身披这层外衣，那些出自他内心的特质——随和、善良、相对坦诚，也许都不那么重要了。

　　只是，“习惯被骂”的他，面对这次清一色的叫好，会不会有一种失却喧嚣的孤独？从他办公室三楼的窗户往外望，是一处被铁栅栏隔开的小区，楼下，每天准时跑操的解放军战士齐刷刷地掠过。

　　对批评，我不回应，也不认同

　　人物周刊：《歌唱祖国》的一个成功，是在于把歌曲的浓重政治情怀抽离了，而开幕式准备期间，您是如何考虑处理与时下政治话语的关系？

　　张艺谋：我们一开始就定位——开幕式要表达浪漫。但对我来说，我还想表达一种人性化。“文明”、“和谐”只是口号，如果要把这个理念传达出去，除了吟“四海之内皆兄弟”这样的古老语言外，更重要的是，在整个表演中渗透情感化的因素。它就是“和谐”，它就是“以人为本”。

　　通常在这样的国家级文化活动中，政治和社会的含义要很大，因为它必然是一个巨大的宣传，这是一定的，谁做这个导演，也被要求传递一定的政治和社会的信息。在某种情况下，它就是为国家形象服务的，是个形象工程，(笑)但是这种形象工程用什么方式表达出来？我尽可能地做到人性化，我觉得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其实就是给国家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形象。因为西方对我们的误解——始终认为我们是一个政治笼罩下的国度。在我看来，这场开幕式带给全世界的这种信息是至关重要的。

　　人物周刊：您很长时间以来，一直被视作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的解释者。

　　张艺谋：如果说的是我以前的电影，我不太接受。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普通的电影导演，电影是艺术和商业的结合，我不认为我是什么文化代言人或者形象代言人。

　　但当我接受开幕式这个任务，我就知道这必然是一个代言人的角色，把哪个导演放在这都是如此。因为这不是个人作品，全世界也这么看。

　　人物周刊：两者还是有相关性吧。

　　张艺谋：我觉得我走的电影道路，和这些华语导演，李安啊，王家卫啊，侯孝贤啊，都是一样的。但与这个事情没有相关性，今天你把李安、吴宇森搁在这里，恐怕做出来也是这样。

　　人物周刊：您一直在努力和“媒体中的张艺谋”或者说某种刻板印象保持距离。

　　张艺谋：我是在和被媒体妖魔化的张艺谋保持距离。所有的评价，大量的批评，我从来不回应，我也不认同。但媒体是有话语权的，(本来)没几个人认识张艺谋，久而久之，你就被定论了，你在公众心里就是这个画像。对于这个定论，首先我无奈，第二我也不要顺着这个定论去做(开幕式)。

　　比如我们团队跟我说，我们这场鼓，一定跟以往不一样！我就说，只要是鼓，你们就别提！(笑)这个原则是三年前，进入创意阶段时候我就定了的，我记得他们还列了好多条呢，大细节小细节，好歹我也拍了20多年电影，这个像画得很全了！(笑)所以我得感谢这个团队，都是各路诸侯，都是能人，不是能人也得是有资历才能来这儿的(笑)。而且我们团队的许多导演原来都是竞争者，他们给了我足够尊重，我坚决不同意的，一般他们也不会坚持。

　　当然这是开幕式。至于我个人拍电影，我告诉你，我还从来不管你文化人怎么批评，我就按自己的想法拍，你就是把我骂到老，我也还这样。个人作品，我要是按照众说纷纭来修订，我也太没那个了。人都爱听好话，铺天盖地的批评时，我也不是说笑什么的，但时间一长，我也把这个事儿看明白了——(笑)你个儿大，不打你打谁啊，一定要有个个儿大的挨打嘛。今天不是我，是王艺谋，他们一样要打，要用新的力量、新的观念打你，就像我们历史上打谢晋一样，我觉得这是必然的。所以，如果是个人创作，我从来不管，就按自己的意思去做。

　　话说回来，开幕式如果引起一片批评，这个责任我担不起。有些人是不讲理的，你知道很多事情的评价还是掌握在文化人手里，老百姓觉得不错，几个文化人一写文章，就变了。什么叫有话语权？就是他说话特“有道理”，特别特别“有道理 ”，你听着听着就被他影响了，他才成为话语权嘛。

　　我开玩笑说我们有两条腿。一个是传统的，就是人气的东西，世界第一是北朝鲜，我们是世界第二；另一个就是现代感的演绎方法。两条腿加在一起就是独特的。北朝鲜可以比我们更齐整，更团体操，但是陈旧；欧美强国可以在多媒体现代技术上比我们好，但他们很难得到这么多人的配合。这种1+1，在其他国家很难复制。

　　创新要得到方方面面的认可，还要可以实施，太难了。我相信，撇嘴的人，把他搁在这儿，他根本就支持不下去—— 因为困难太多了。我昨天还在说，如果我再多一个月时间就好了。对一个导演来说，他是喜欢旧场馆的，旧场馆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根据你的表演需要，随便改造。可是鸟巢不行啊，什么都不能动！8月份的开幕式，6月中旬才让你进场，多晚啊！如果多给我一个月，“五一”一过就把场地交给我，那跟你说，绝对比现在好一大块。那天伦敦、多伦多、索契三家视察团的人问，你对我们未来要举办奥运会有什么建议？我说我就一条建议，早一点把场馆交给导演！(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