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混血”救援队的经历

　　尽管没有人组织，但这么多中国人，甚至包括很多外国人，却能够在不同的地方，同喊一个口号，同唱一首歌

　　□ 本刊记者 鲍迪克/文

　　在回龙沟的谷口，中国山岳救援队队员刘璇和她的英国老公马强，再一次明白了自己的价值和力量。

　　此前，有人告诉他们，山谷里面仍然有等待援救的灾民，但部队还没有进去，搜救的任务，只有依靠他们这支民间团体的力量。

　　这一天，是2008年的5月16日，汶川地震发生后的第四天，刘璇和马强加入这个团队的第三天。

　　化悲痛为决心

　　但在两天前，他们还在为寻找不到发挥力量的组织而焦急。

　　26岁的刘璇和30岁的马强，在成都经营着一家规模很小、名气却很大的旅行社，因为这家旅行社的主营业务十分奇特：组织外国人进行探险、探洞活动。

　　5月12日地震发生时，马强和刘璇就站在一楼的营业部里。到了晚上，坏消息开始陆续传来。“我们好多朋友都在山里，比如在四姑娘山、茂县、汶川等，有寺院里的喇嘛、向导和接待过我们团队的山民。我们基本一晚上没睡，打了无数个电话。好几次听到有人死了的消息，尤其是几天前还见过的活生生的人，就这么一下子没了。当时感觉心里难受极了，于是立刻就决定做些什么⋯⋯”刘璇说道。

　　13日中午，马强就召集他的朋友开会(主要都是一起参加过户外活动的朋友)，大家一致决定组织一个志愿救援队。因为他们从事户外探洞和探险运动的技能与装备，非常适合山区救援的要求，而且马强和他一位恰巧从重庆赶来的同胞邓肯，都曾经从事过类似的救援活动，比如9年前的土耳其地震。

　　于是他们同时开始做两件事情。一个是物质准备，主要是购买药品、水、食物和喷漆等(采购喷漆的行为，后来充分显示出了他们在山地救援的经验与专业水准)。另一件事就是寻找组织。

　　进入灾区

　　几经周折，13日晚，他们加入了民政部紧急救援促进中心组织的山岳救援队。并约定第二天和由北京出发的17名队员在彭州会合。

　　15日早上6点多，一辆载着海事电话等昂贵装备的北京吉普向彭州进发了，车里坐着三中两洋五个人：马强、刘璇、邓肯和他们公司的两位职员。由于太多人希望参加这次活动，为了确定人选和接收朋友们连夜不断送来的东西(主要是救援装备和食品、药品)，14日晚上，他们几乎又是彻夜未眠。

　　到达彭州市区后，他们得知北京的队员已经赶往受灾最重的龙门山镇。因为当地政府只希望“有组织”的志愿者进入灾区，因此大多数“盲流”车辆都被拦截住了。马强他们此时感受到了“有组织”的好处：通过北京方面提供的电话号码，他们在市区的救灾现场找到了正在指挥救灾的彭州市常务副市长李燎，后者亲自给他们发放了一个写有“政府救援车”、并盖有政府红章的纸牌。

　　他们将这张“通行证”贴在车窗上，在通往龙门山镇的路上，仍然两次被警察阻拦，但李副市长随即在电话里亲自指示放行。当天中午他们到达了龙门山镇，然后徒步前往他们第一个救灾地点——银厂沟，并在那里和北京的队员会合，并立刻展开了援救。

　　银厂沟：断炊

　　“我们的工作主要是对沿途发现的伤员进行救治，以及报告发现死难者，让后续人员处理。”对于援救行动的第一个战役，刘璇表示并没有太多值得渲染的东西。“银厂沟那里的交通情况尚可，就是死人很多，有时几乎是踩着尸体前进。”

　　第一天出现的一个意外情况是，北京来的队员居然在第一天就“断炊”了：由于他们是空运过来的，为了尽可能多带装备和药品，基本没有带水和食品。他们之前被告知这些东西将由当地政府提供，但不知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在第一天未能获得补给。

　　结果救援者成为了被救援者。灾民们都主动将他们手中的馒头和饮用水让给了救援队员们。不过在第二天，他们就获得了当地政府的补给。毕竟，志愿者和政府、各级部门间的合作和对接，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在进步。

　　而这支救援队同样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在第二个战场——回龙沟，他们找到了真正的成就感。

　　回龙沟：可以做就要做

　　和银厂沟一样，回龙沟是龙门山镇的另外一个著名的山谷风景区。16日下午，山岳救援队从银厂沟赶到了回龙沟谷口。空军航拍的照片告诉他们，在山谷内一处矿洞，至少8名基建工人还活着，此时地震已经发生了100个小时。

　　矿洞在海拔2800米的山梁上，比较寒冷，而且灾民已经非常虚弱，一旦有较大余震或者降雨，他们会进一步陷入险境。

　　救援队被告知，由于进入沟内的道路已经完全被破坏，连军队都无法进入。他们决定接下这个看似无法完成的任务。

　　经过连夜会议讨论(对于马强，这已经是震后四天里的第三个不眠之夜了)，他们决定以徒步翻山的方式前往营救。这不仅仅需要勇气、体力和毅力，也需要技术，更需要装备，对于这五个条件，22人的救援队里至少有4个人一个都不少，其中一个就是马强。

　　这四个人组成了救援“敢死队”，在17日早上4点多出发了，17个小时后，也就是当晚11点32分，他们带领8名灾民胜利回到营地。

　　刘璇没有参加敢死队，所以她很难详细讲述那天具体的救援过程。她只记得，当人员回来时，马强走路时已经歪歪扭扭，而且因为脱水而几乎虚脱，因为他在路上把水让给了灾民。

　　作为亲历者的马强则不愿意多提他的事迹，在现场的其他队员和官员接受媒体采访时，马强收拾好行囊，尽快离开了人群，只对一个追着他的记者说：这只是应该做的事情，“不是特别复杂，可以做就要做”。

　　(注：后来根据其他队员的回忆，当时为了避免迷路和滑坡等危险，救援队选择了走最安全却也是最辛苦的山脊线——这也基本上是大熊猫最喜欢走的路线，他们从海拔不到2000米的地方出发，至少翻越了四个3000米左右的山头，在11小时后找到了灾民。

　　这支筋疲力尽的救援小组，本来准备住一晚上再带灾民下山，但由于灾民希望下山的心情非常急迫。他们稍做休整，便开始了回程之路。下山主要是在夜间，但马强上山时用喷漆留下了记号，使得大家避免了迷路，所以只用了上山一半的时间便回到了大本营。)

　　完成这次救援后，他们得到消息，次日有可能会有大雨和较强余震，于是马强这个团队连夜赶回了成都，结束了这次为期三天的救援活动。

　　“我们必须尊重和热爱每一个生命，无论是被救援者还是这次一起来帮忙的救援队员。”

　　回龙沟一役，他们拯救了9条生命：除了8个工人，还有一条狗。被救的工人说，地震前这条狗拼命叫，因此救了他们很多人的命。

　　一边亏钱 一边送钱

　　其实，刘璇的生意在今年一直很糟。“首先是大雪，然后藏独捣乱，接着就是这次地震。”据她介绍，西藏“3·14”打砸抢烧事件发生后，团队至少取消了一半；这次地震后，他们为了客户的安全，又主动劝退了其他客户，“上半年就一直是入不敷出，下半年业务肯定会更加清淡。”

　　一方面他们现金流的亏空在迅速增加，但另一方面，刘璇又在为手中的一笔钱发愁，那是他们出发前朋友们送来的，但在这次活动中没能用完。现在仍然有朋友不断送东西过来，甚至有人送了水库救险用的皮划艇。她希望都转给能用得着的其他志愿者。

　　此外，从地震开始到回到成都后，刘璇他们仍然不断地把公司的帐篷和很多户外活动装备免费借给甚至送给灾民与志愿者，“反正也不会有什么生意了，我们总得做些什么。”这是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听到的最多的一句话。

　　谈到对这次救灾活动的总体印象，她坦言，尽管还存在一些不足，但已经是做得非常好了，正如马强所说，中国毕竟在这方面很多还是“刚起步”，曾参加土耳其地震救援的马强说，四川地震震级更大，地形更复杂，但军队到达的时间却早得多，“中国军队真的很棒！”

　　记者最后一次采访刘璇，是5月20日的晚上，当时刘璇和马强牵着他们的小狗一起来到成都的天府广场，广场上仍然有很多人在“散步”。

　　成都人很喜欢“散步”，上一次集体“散步”，是两个月前为了抗议一个污染项目落户成都。这一次，他们一边集体“散步”，一边喊着“四川挺住，中国加油”的口号，并一起唱起国歌。

　　尽管没有人组织，但这么多中国人，甚至包括很多外国人，却能够在不同的地方，同喊一个口号，同唱一首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