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摄影需要与国际接轨

　　柴选：刚才各位老师都在发言，我们这边张宏伟在华商报做多年摄影记者，他可能也有一些想法跟各位记者交流。

　　张宏伟：各位老师，各位朋友大家下午好。

　　说到今天这个对话，这种困惑也是困惑了两三年，今天我想谈两个问题，一个是我两三年的困惑。今天这次来的平遥，平遥这次感受也是更深了一些，满大街都是拿相机的，对我们摄影记者的转型，像前年英国伦敦地铁爆炸，当时有很多手机拍的照片，对我们摄影记者来说，我们要么就是看着各位老师的书成才，要么就是课班出身的，最终有一张照片是有一个游客拿着手机拍下来的，在我们都市报当中现在这样的情况越来越多，对我们职业记者来讲怎么转型？刚才大家也提到了一些，包括自己的修养，关注人性，但是对于摄影记者来讲是不是还更多的渠道来改变我们摄影记者，让我们的摄影记者生命力延续的更长，这一块怎么做的更好？这是一个问题，还有这次到平遥今天仔细看了很多展览，看完展览坐下来休息的时候，我想起小时候，小时候有一个印象最深得就是想起了尼龙袜子，这个数字不是很准确，应该99%以上都是喷绘的，不是说喷绘不好，对于所谓的艺术摄影，这个不好严格区分，我没看到手工制作的，后来我跟其他同志聊天，比如这个桌子完全可以拿楠木做，为什么价格不一样，再比如假唱，实际上假唱的声音也是他本人的声音，但是为什么要拒绝假唱，对我们艺术照片，有的喷的好的，可能看着好一些，但是版图都比较粗糙，这些东西可能跟新闻没有关系，在摄影这一块来讲拿出这样的东西作为展览的话，尤其不是很精细的东西拿出来展览，对于摄影给予别人的感受是不是门槛降低了？有一句话我记得不是很清楚，就是门槛的高低决定他是否成为艺术，当然摄影大众化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如果像这样的大众化，那我们的职业摄影师将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或者职业摄影师在大众当中，本事外界就有一些说法，就是摄影很容易，就跟汽车司机一样，过去20年前作为一个司机，职业司机拿的工资比一个县长拿的高，现在满大街都是司机，那现在满大街都是摄影记者，这个怎么解决？

　　还有这次到平遥今天仔细看了很多展览，看完展览坐下来休息的时候，我想起小时候，小时候有一个印象最深得就是想起了尼龙袜子，这个数字不是很准确，应该99%以上都是喷绘的，不是说喷绘不好，对于所谓的艺术摄影，这个不好严格区分，我没看到手工制作的，后来我跟其他同志聊天，比如这个桌子完全可以拿楠木做，为什么价格不一样，再比如假唱，实际上假唱的声音也是他本人的声音，但是为什么要拒绝假唱，对我们艺术照片，有的喷的好的，可能看着好一些，但是版图都比较粗糙，这些东西可能跟新闻没有关系，在摄影这一块来讲拿出这样的东西作为展览的话，尤其不是很精细的东西拿出来展览，对于摄影给予别人的感受是不是门槛降低了？有一句话我记得不是很清楚，就是门槛的高低决定他是否成为艺术，当然摄影大众化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如果像这样的大众化，那我们的职业摄影师将来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或者职业摄影师在大众当中，本事外界就有一些说法，就是摄影很容易，就跟汽车司机一样，过去20年前作为一个司机，职业司机拿的工资比一个县长拿的高，现在满大街都是司机，那现在满大街都是摄影记者，这个怎么解决？

　　王文澜：我到平遥来，嗓子疼，牙疼，心疼(笑)。

　　刚才张宏伟说的，我觉得确实是代表了我上个世纪末的困惑，当然我们现在基本解决了一些吧。当然你刚才提的“职业”这个词，用的非常准，因为你没说专业，因为现在没有专业和业余的区分，业余也可以专业，专业也可能有些业余水平，而职业就是你干什么，就是你干这份工作，而我没干这份工作，这就是职业和非职业区别。这个职业也可能在于你在哪儿工作的问题，但是有很多不干摄影的，他可能也能去拍新闻了，有很多没在电视台他也能拿DV拍很多好东西，这都是电视台的人所不能解决的，也不能胜任的。

　　我是2000年悉尼奥运会那会儿，从暗无天日一下就到光天化日的。我在那儿之前，对这个数码是非常抵触，觉得数码是非常冰冷，不如胶片，我从小就喜欢胶片，觉得它还是很丰富，而且有感情。到了悉尼奥运会的时候，所有人在电脑上发稿了，一下就处理完了，所以对新闻记者来讲，确实是很明显的这种革命，新闻的革命，互联网一下传出去了，所以数码就你不得不用，你必须得用，你要不用的话，你就完成不了任务。

　　所以从那时开始，我就开始用数码，所有摄影记者也都对数码非常欢迎，这种变化给他们带来了这种便利、感受，但是从奥运会回来，我马上就跟我们部门人说，说各位爷，你们还有三四年的时间。因为那会儿是每个版的编辑都来求我们嘛，到哪儿给我拍个什么，我需要什么，全都来找你们，这日子过的比较好吧，但这种日子也就三四年的时间，然后可能就会被边缘化，当然他们是不以为然的，说那怎么可能啊，还得需要，因为中国日报是从80年代初开始，那会儿就讲究培养名记者，本报的独家，大幅照片，而且给你在头版上就准备好了，我那时候采访什么新闻，人家就等着你回来，你是横的竖的，先定你的，再定标题，再定文章，划版都是这样。慢慢到现在呢，就是演变成你比如说小徐，老武他们去拍照片，然后编辑说他们拍中央新闻什么什么，什么时候回来，编辑就说你们拍去吧，实际上已经从网上把其他的什么各大通讯社都找来了，人家可选择的非常多，而且也不一定是你拍的好，但你平常比较什么一点儿，就用这些，而且眼光也都不一样，所以也都先划好，你晚上回来我想用就用，不想用就不用，所以多少次多少次都是这样。

　　慢慢的，问题就是从中央新闻到社会新闻的上稿非常难，实际上我们每一个记者定额也就10张照片，但是都很困难，为什么呢？就是上报很难，人家已经不需要你了，而且头也，因为我儿2000年那会说过，我说我要是报社的头，我就把摄影部解散。当然我不是，所以才又坚持了三四年嘛，然后到前两年的时间这个头就开始说了，说你们还不知道嘛，地方已经被边缘化了，那些人还不明白什么边缘，后来我说我再加一个词吧，叫有可有无，告诉你们，有你们也行，反正你们也没退，40来岁，50来岁，反正养着吧，但是没你们我们这儿也照样，尽管胡武功老师三天到，现在三天到行吗，他马上就来了，所以这样的方式就是算定是他会把钱花到网上去买照片，而不对人，我养你我多复杂啊，我还得给你买器材、工资、职称、住房，一系列的东西，所以养一个人不如把这个钱花在照片上。

　　所以现在头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中央的综合性大报，像

人民日报、中青报等等，你们看摄影部都在萎缩。对编辑部的影响力，刚才贺延光说了是制度不确定，就是制度要把你给除掉了，因为你已经过了井了，确实不是摄影的时代了。而且确实就是我有没有这张照片，我不管它好不好，我要有，我是不是独家，是独家我就钱多一点，不是独家我就便宜一点。所以我就看网上，我上次去新京报他们有50人，那么一层啊，热热闹闹的，我说你们怎么那么火啊，后来我想可能也还有那么四五年的时间吧，因为他们有很多都是招聘的，花钱我觉得很多，负担很大，我不知道京华怎么样啊，反正我就那么想。

　　如果按照这样的速度，很可能带来一种革命性的变化，刚才提到的手机，手机又是一个革命性的东西。在哪儿？因为它和照相机不一样，它是人人都带着的，照相机可以不带，但是手机都得带，有300万象素足够了，我们那会儿去奥运会就200万象素，这个手机，我想确实这样的东西不能小看，就是每个人如果来掌握摄影，他确实是非常容易了，他碰到了一个时机他按下来了，那对我们很难的照片他也能掌握，所以这样的现状呢，加上照相机、摄像机的普及，在每一个角落今后突发性的事件我想都能够获得影像，对于他们的主要对象就是都市报。如果都市报的老总他转换一个观念，就是我要有一个平台，或者我借助一个平台，比如新浪或者什么的，你完全可以不养十个二十个记者。

　　当然这种转变得有一个过程啊，这个过程因为我2000年的时候提出综合性大报的时候，那时候我是基于互联网的出现，有网了，全国性的东西，你比如说新疆啊、沿海那块出了事我们还坐飞机去，从此以后根本没那个必要，都市报可能在一个城市里面，记者还能够去弄。但是恐怕很多的媒体，比如说新华社，原来我想新华社受到的冲击恐怕还不大，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平台，它发稿。但是最近我一问，新华社发稿最多的是招聘记者、特约记者签约的、通过网站发稿的、实际上不是他的职业的这种记者，所以职业记者的发稿是非常低的。像它这个模式也是在变。

　　所以，以后一个都市报如果摄影成本特别高的话，我想随着其他环境摄影因素不断的丰富，作为常河这样的不会不考虑这个问题。他可能现在副总，等他扶了正以后，他把图片怎么怎么。

　　常河：这有一个总编辑。

　　王文澜：他还不能做代表，他现在处于对钱不用考虑，他们很富有，所以我想对于都市报这种体制的东西啊，我想应该是慢慢的，但他提出转型这个我觉得非常对，今后选择摄影记者来当饭碗，我觉得不是最理想的。

　　贺延光：我不同意这个观点，我养着你何必呢，我可以用别人的，我可以用别人比你拍的更好的照片，我要节省多少费用啊，所以我觉得要是对我们这种体制墨守成规，是不行的。但是都市报招聘这种体制，干好，生着存，干不好你就走人，他逼着你必须干好，逼着你拿起照相机的人更职业化，更专业化，包括刚才小张提的手机，伦敦爆炸案我认为这个例子不足以说明问题，为什么？太个别的例子，突发事件全球瞩目，恰巧地铁里又没有专业摄影师在，他们手机，顾客的手机，当事人的手机录的像，一下值了钱了，传播的很广。同时手机商又借这个事忽悠，忽悠的我们晕头转向，当天晚上我值班，几个小时之后照片就过来了，我就选了路透社的照片。这个例子太极端，太个别了，大家都用手机了，就录像了，就逼着你拿摄像机人不能掉以轻心，你必须拍的更好才有饭碗。

　　所以我们把这种手机的普及，数字化的普及作为一个动力来讲，我觉得对我们是有好处的，就是你只有更专业化，更职业化，你(才)一定有饭碗，因为大家都需要有照片。

　　王文澜：贺延光刚才说的也是我的意思，就是换了一个角度来表述，他说的一个是对的，就是招聘。这个要没有招聘，当然这些照片都没有用，因为你们就变成少爷，当然我都是老爷，你们就是少爷。当然招聘呢，我为什么说还有四五年时间呢，目前招聘这个可能也会跟不到很长时间，第一个延光不同意我的，我还不同意他的呢，延光说偶然事件，但是这个偶然里面有必然。我的书及叫《偶然》，长期积累偶然得之，有决定性瞬间，也有偶然性瞬间。

　　所以你比方说他和华塞那个也是偶然的，还有王刚那个，但是我觉得我跟他的观点有分歧，就是什么啊？我觉得不是偶然的，因为三个人嘛，你想，还有张涛的那个，他的那个拍法也是一种非正常的拍法，但是比较贴他那个题材，常河那个严格意义来说，在中国他每年为发稿来拍，所以不是新闻照片，他也没按新闻照片去拍，包括王刚我也问他了，他也不是，他是去采风，去拍。他觉得华赛是最有影响的，所以他跑那儿去。所以这些例子使我们长期投稿没有收获的人，也反应了一个偶然性，但是这个偶然性里面揭露了必然因素，我在拍摄我国的照片，我用我语言的时候，我就在想新闻摄影可能在21世纪会有新的语言，新的形式来表现新闻，但是我想象不出是什么东西。常河他们想象出来了，是吧，当然我仔细的分析他们，你比如说他用这个突破四角暗，神秘的，非正常的东西，换一个机器可能效果上不是这样。然后用的过期胶片，你也是歪打正着，因为增加了那种灰暗的，正好让外国人觉得他是故意这样的，摆了动物的无奈，孤独这些东西。

　　但他是被新闻比赛所肯定的，我们就得研究这个，包括他这张照片我觉得都有新的变化，都有新的语言，而且都不是那种我们经常拍摄的这种新闻的东西，你说它是观念，是前卫，是什么啊，反正是我不那么去拍的东西，我就感觉到这是可以研究的，而且可以用到我的瞬间里来，我努力去用，但是我也努力在排斥，这就说明呢，你战胜自己是最难的，你可以说别人这个那个，但是你修正自己一点儿都是非常难，可是也要不断的去修正。所以刚才的问题就是说，一个是体制上的东西怎么转型，一个是在瞬间把握上是怎么变化。

　　孙进：我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新文化报的孙进。刚才他说的这个问题，包括王老师刚才提的问题，我有自己的想法，因为很少跟大家在桌面上沟通，我认为不是报社在养记者，是记者在养报社，为啥呢？你一张照片就给报社提升的知名度，你获了奖，我们新文化报在全国获了奖，然后你是养了报社，你是提高了报社的知名度。相反如果记者的水平不行，我们用招聘这种方法就淘汰了，我认为好的摄影记者就六个字，“简单、重复、专注”。真正的画面是靠记者去掌握的，如果记者没有这种境界，他无异拿着傻瓜相机，我现在看了好多展览都是这种水平的，那么就是说他不专注。比如王文澜老师等等就是说，他拍了一些好作品。我认为应该倒过来看，相反来说，现在最便宜是什么？就是劳动力，一个记者3000块钱工资，我们东北也好，长春市平均3000块钱多一点，华商报也就是5000、6000块钱，这个获奖作品都要人去拍，我认为完全划得来，我们华商报一等奖是8万块钱，我们有制度来奖励的，所以我认为任何时代再改革，就是好摄影记者永远不会被淘汰，而且是香饽饽，都会去抢，我就说这么多。

　　柴选：刚才各位老师，包括我们新锐视觉联盟做的比较好的总编、记者也好，都做了一些交流，我想朱宪民先生，在这里面年龄也是最长的，德高望重的，所以我想请朱老师给大家做一个总结性的发言。

　　朱宪民：很高兴，很高兴，今天这个对话是新锐，我一听新锐我心里就发毛，因为30年前我也是新锐。所以你们刚接过来这个接力棒，你们是最年轻的，最有希望的，我觉得你们这一代生长在这个影像时代，你，你们是最幸福的，比我们。

　　我觉得你们是大有希望的，因为当今这个图片的影像时代，我觉得不完全统计，在中国每天有几百万张图片和读者见面，这需要大量的职业、业余的摄影人来劳动，在我们那个时代，那就是说我从32岁做编辑，一直做编辑工作，在这儿呢，就是我嘱咐大家就是千万千万不能忘记编辑，这个编辑很重要。

　　我的上面是袁一平，这个名字你们可能都不知道了，这些人在中国培养了一大批的摄影的优秀人才，包括今天小波同志用她的智慧，用她的眼光，选择我们这个十个人推到这里来，没有小波同志我们不能这么对话，所以这个编辑在这个行业里是最受尊重的人，没有他们去发现，去发表你们的照片，你们永远出不了名，永远也问世不了，在咱们国家是一个畸形的，这么一个社会，我可能早就被淘汰了，被人们忘记了，然而还有一些编辑同志想起来这些老同志，这些影像，我觉得这个编辑是相当伟大的一个职业。

　　作为我们年轻人也要感谢你们的部门的编辑，也要感谢社会上的编辑去发现你们，去发表你们的作品，这是很重要的。昨天晚上对我教育很大，一个大理论家当今最著名的理论家，他说你就歇了吧，你现在拍照片肯定拍不过30多岁20多岁，你就休息吧，说你们的照片有一个编辑让写前言，那些照片我看烦了，不写。我们要去研究他们，在他们身上我们有很多的教训，起码有很多教训，是促使我们进步的一个力量。

　　我要讲的还有一点，我不能我这个话说的对不对，我刚从荷兰回来，我参观了6个摄影博物馆，包括欧洲最大的荷兰的摄影博物馆，我呆了6个小时，我研究了一下他们的资料馆。刚才说日常的新闻，我看的那个资料馆里几乎是没有，都是重大新闻。日常的纪事，包括纪实，日常的撞车了，碰了腿了，这儿着火了，几乎在那个资料馆都没有。

　　所以大家在今后的创作中要和国际接轨，一定要认真研究，国际上的资料也好，作品也好，认真去研究，对我们年轻人今后的创作道路是很有帮助的，就不要走弯路。但可能我这个说法是错的，大家可以借鉴，在当今这个社会都是存在很多的矛盾点嘛，你包括在美国、法国有很多年轻人，在美国搞展览有一个座谈会，全部否定，我也不见怪，这个东西就是有矛盾才在进步嘛，所以说在我们研究创作过程中，一定要研究国际和国内的一些你前面接力棒，哪些人的一些教训一些经验。1964年童书行给我写了一封信，到今天我还保存着我现在还保存着，中国摄影他收到我的稿子以后，给我提了一个建议，这个东西对我一生的创作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说在今后的创作中，研究过去，展望未来，看到国际，这有助于我们年轻人新锐们今后拍出更多更好的、流芳百世的、走向国际的、摄影博物馆里存放的我们的作品，谢谢！

　　柴选：刚才朱宪民先生提到小波老师做编辑的重要性，小波老师是一直很优秀的编辑，包括今天这个活动也是小波老师，还有崔波，崔波现在已经走了，他们两个人策划的。我想请她说两句。

　　陈小波：这个会我和崔波我们想的是开一个半小时，我提出我们一定不要发生争论，我们要平和的，好好的交流，但是今天出乎我们的意料，我们真的是好好的交流，好像时间远远超过一个半小时，非常感谢大家，我觉得这样的交流可能还是太少，如果明年我们还有机会来，如果新锐联盟还在这儿，我希望我们明年还有新的谈话，新的课题，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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