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对华战略：构架并未完成
印度对华战略：构架并未完成
赵伯乐
几年前，一位名叫苏巴什·卡毗拉的印度国际问题研究者发表了一篇文章，“印度需要一个对华大战略”，他认为，独立后的印度没有一个协调一致的、稳定的对华大战略，而现在是制定这一战略的时候了。
这一观点道出了一个有些出人意料却又无可争议的事实——虽然与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交往历史，但印度独立之后，在如何处理与自己最大邻国关系这一重大战略问题上，却长期处于看一尺走一步的状况，缺乏长远和全局考虑。
印度国际战略的三个支点
早在印度独立之前的1942年，后来成为开国总理的尼赫鲁就在写给妹妹的一封信中设想过与中国的关系，“我所梦想的未来是同印中两国团结友好并结成某种接近于联盟关系的前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他甚至提出建立一个包括印度、中国、缅甸、锡金、阿富汗和其他国家在内的“联邦”。但他对印中关系的构想是将印度建设成“有声有色”的世界一流大国整体战略目标的一个部分，其中包含着深刻的英印殖民当局“亚洲中心”的痕迹。
独立之后，印度的对华政策体现了尼赫鲁的思想：一方面成为最早与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在一些重大国际问题上给中国以支持；另一方面又不愿放弃英印时期的对华政策，为保留利益和特权不惜干涉中国的内政，侵犯中国的主权。1962年边界武装冲突爆发后，印度长期对华持敌对立场，经济交往降到低点，甚至一度出现空白，双边关系处于咫尺天涯的状态。
印度对华关系的这种状况实际上是印度国家总战略的一种反映。独立之后，印度的国家发展整体上表现出浓厚的内向型色彩。尼赫鲁主导建立的混合制经济实际上演化为游离于世界经济体制之外的封闭体系；在万隆会议和不结盟运动中的活跃表现，一度给尼赫鲁带来很高的国际声誉，但在冷战格局之下，印度逐渐倒向苏联，不自觉地成为两霸在南亚争夺中的一枚棋子。这导致印度陷入了经济低速增长的怪圈，国际地位明显下滑，逐渐沦为一个“被世界淡忘”的地区性国家。包括对华战略在内的印度国际战略，也处在一个边缘化的位置之上。
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之后，一系列对印度影响重大的事件相继发生：在国内，以应对当时严重的金融危机为契机，一直蹒跚前行的经济改革全面提速，开放和全球化成为这一改革的关键词，印度实现了经济发展的持续快速增长，并获得21世纪“最具活力的经济体”，“最具发展潜力的国家”等一系列美誉。在国家综合实力迅速增长的同时，印度的经济利益链条也延伸到海外，在真正意义上融入到了世界经济体系之中。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冷战的结束，依附霸权大国的老路不能重蹈，而多极化的趋势也日益明朗，这一切都直接影响着印度进行新的战略选择。与独立之初所不同的是，现在印度要实现的战略目标是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复兴，是在走向世界的同时实现大国崛起。
1997年，在独立50年的庆典祝词中，时任印度总理古吉拉尔指出：“冷战已经结束，不友好的力量之间如今正变得友好。”他的这一带有世纪总结意义的观点表明，印度的对外战略包括对华战略已有了一个新的认知起点。在世纪之交担任印度总理的瓦杰帕伊则对对外政策原则作出了这样的描述，“从全局着眼”，“既符合我们的原则，又考虑到国家的长远利益”。国大党联盟2004年的竞选纲领提出，“促进多极的国际关系”，“在所有地区和国际问题上维护印度的独立自主外交地位”。
可以说，国家利益、大国诉求、和平目标构成了当今印度国际战略的支点。
对华：从“俯视”到学习
也许现在还无法找到印度政府权威的、正式的有关对华战略的准确表述，但大量证据表明，对华关系已经被印度的决策者置于战略高度来考虑，而且其内容也日渐清晰。
印度俗语说——邻居是不会搬动的。对印度而言，中国这个最大邻国的存在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如果说在过去，自然环境的阻隔、经济发展的独立以及国际格局的制约还能维持某种“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的话，那么在今天，这两个毗邻而居、充满发展活力和潜力的新兴大国再也不可能相互视而不见了。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印度习惯于以一种俯视的眼光来看待中国。中国改革开放，经济腾飞之后，印度人才从英印时期就形成的自大中开始逐渐摆脱。许多印度学者特别注意到，中国的经济改革早印度13年启动，使两国间出现了发展水平上的差距，印度已经明显落后于中国。这使得印度对华态度出现了微妙的改变，曾鼓吹“中国威胁论”的前印度国防部长费尔南德斯到中国访问后甚至提出了“向中国学习”的观点。
上世纪末，时任印度外长的纳特瓦·辛格就在《印度斯坦时报》上撰文强调，印中关系的核心是“我们如何制定与处理我们的外交政策。”有中国学者解读这段话时认为，它道出了印度对华政策的要害。而2009年6月15日印度总理辛格在会见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时更清晰地表达了这一观点：“印度政府将把印中关系置于最优先的地位，致力于在过去取得进展的基础上推进双方各领域的合作。”
辛格的这段话还包含着另一层含义，就是印度对中国的基本判断和选择。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特别是边界冲突之后，印度一直将中国视为敌手，视为对它最大的威胁。如今，虽然仍有一些印度人持这种观点，但很难说其占据着主导位置。辛格明确表示，“中国不是竞争对手，全世界有足够的空间让印中两国实现发展。”前印度外长、现财政部长慕克吉也说，“我们两国在地区及国际事务中拥有诸多共同利益。”这表明，推进合作已成为印度的对华战略选择的核心。
印度对华战略合作最重要的领域是经济合作。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中印两国先后进入经济快速增长期，两国间经济发展的互补互利性日益显现，在双边贸易额的增长上创造出了一个奇迹。1991年，中印双边贸易额仅为2.64亿美元，2001年达到了36亿。2002年时任中国总理朱镕基访印时提出2005年达100亿美元的设想，当时有不少人认为这个目标过于大胆、难以实现，可是2004年中印双边贸易就突破了136亿美元。到了2008年，这一数字跃过了500亿美元的关口。辛格总理将经贸关系定义为“两国全面关系的重要支柱”。
近年，印度对其他领域的合作也表现出了越来越大的积极性。在军事合作方面，两国先后成功地在对方国土上进行了联合反恐演练。在能源问题上，双方的协调与合作得到加强。在全球气候变化、粮食价格等问题上，两国从共同利益出发，密切磋商与配合，力图步调一致以维护良好的发展条件。两国还在建立更合理的国际秩序方面相互理解和支持。印度明确宣布，承认中国对西藏拥有主权，不允许西藏流亡分子在其领土上从事分裂中国的活动。特别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炬海外传递期间，印度政府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显著的“两面性”
但是，印度的对华战略构建中也存在其他一些值得关注的动向，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基于历史原因的防范心理挥之不去，竞争乃至对抗因素在对华战略中无法消除。中印两国至今未能解决多达12.5万平方公里的有争议领土的归属问题。印度一部分军政人士仍然将中国看作是现实和潜在的威胁，甚至中国的经济发展也被贴上了“会危害印度发展”的标签。印度常处于一种执政党弱势，战略制定过程中牵制因素复杂的局面，比较极端的立场反而比较容易产生扩散的效应，以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一些政治家从不掩饰对中国的防范、担忧甚至敌对态度，并利用这种观点鼓动民众情绪。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印度政府始终没有摈弃“中国威胁”的立场，从1999年的核爆到现在的自制航母和核潜艇，每一次在加强武力的时候，都会把应对“中国威胁”作为一个重要的借口，甚至在发展经济、增强软实力以及扩大国际影响等领域，也常常拿中国说事。这种两面性不可避免地渗入到其对华战略之中。(作者系云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