置身于杀戮“游戏”中的儿童兵，心灵往往被扭曲。他们常被命令执行最危险的任务。许多儿童兵在战乱中被打死。即使在战场上侥幸生还，也难逃在疾病和饥荒中丧命的厄运。一旦战争结束，他们很难适应正常的社会生活，一些儿童兵甚至重操就业，从事暴力和犯罪活动，给社会带来极大危害。

　　纽约，5月的一天。

　　格瑞丝·阿卡罗(Grace Akallo)来到联合国总部，她眼前的人似乎都一样：都穿着西装。她穿的也是西装，而且脸部没有笑容，严肃的神情与其28岁的实际年龄不相称。她曾是乌干达一支反政府武装的儿童兵。

　　1996年10月9日深夜

　　儿童兵闯入学校绑架139名女孩

　　上午9时，格瑞丝走进会议室，坐在为她准备好的发言台边。正式演讲前，她不吐一字，只是用手理了理头发，将话筒稍稍压低了一些。这时，她用眼睛将整个会场扫了一遍，脸部顺带有了一丝笑容。

　　她演讲的题目是“乌干达儿童兵身处的地狱”。“首先请允许我感谢你们能邀请我，替那些在战争中不能发出声音的孩子们发出微弱的声音。”演讲以此“开篇”。常年呼吁联合国解救儿童兵的行动，使其成为乌干达儿童兵的“代言人”。

　　格瑞丝原本是一名普通的乌干达少女，15岁那年就读于该国北部阿博克地区的圣玛丽女子学院。1996年10月9日深夜，乌干达最主要的一支反政府武装组织袭击了阿博克地区。圣玛丽女子学院未能幸免，包括格瑞丝在内的139名女孩被反政府武装组织绑架。

　　格瑞丝回忆说：“当时我在酣睡，什么都没听到。我的几位朋友告诉我她们当时被外面的吵闹声惊醒了。不，确切地说，应该是叫喊声、枪声，还有鸡鸣声，就是没有皮鞋声。”这些反政府武装组织的成员，虽然手持AK47等装备，但是一个一个的都是“赤脚大仙”。

　　当晚袭击圣玛丽女子学院的人全是孩子，“15岁左右，甚至有的比我还年轻”。她们未对女孩子们开枪，只是向屋子内扔石块，大声叫嚷着让女孩子们出来。此时，格瑞丝醒来发现，满屋子的女孩都在尖叫，发抖。她一下子跳起来，也开始大喊：老天爷，救救我们吧！

　　那帮儿童兵闯进女生宿舍时，很多人手里拿着砍刀。他们将格瑞丝等人拖下床，命令她们排成队，跟着他们走。

　　1996年10月10日凌晨

　　副校长追上叛军，109名女孩获释

　　意识到糟糕的事情发生后，圣玛丽女子学院副校长罗彻莱·法赛娅修女一边向上苍祷告，一边做好了深入虎穴的准备。次日凌晨，她徒步进入叛军走过的丛林，追上他们后苦苦哀求其释放遭绑的学生。或许是被她的真诚所感动，这些习惯动刀动枪的儿童兵们同意释放其中的109名女孩，不过，格瑞丝的运气很糟糕。对此，法赛娅修女已尽力了。

　　儿童兵强迫剩下的女孩跟着他们走，每天供给她们吃喝，当然，达不到一个正常人的伙食标准。行程中，儿童兵为女孩们“洗脑”。其间，格瑞丝穿越丛林，渡过险滩，来到乌干达边境地区，这里是叛军的老巢。一天，一名看起来年纪稍大的男孩递给格瑞丝一只枪，并教她如何射击。这时，她明白了，她必须入伙，成为和他们一样的儿童兵。

　　身处叛军阵营中，“第一件事是你要被打，这是加入反政府武装的成人礼；第二件事就是你要被迫杀人。”除了被打，堪称噩梦的是女性儿童兵常遭强暴。

　　1996年10月10日之后

　　格瑞丝饿得吃老鼠、树根和树叶

　　格瑞丝的家原本在乌干达北部干旱地区的一所小屋内。不上学时，她每天的活儿就是提水、烧柴，为家人做饭。她说自家的生活在村子里算不错的。每逢周末，她要与家人步行3英里(1英里约合1.609公里)，前往圣奥古斯丁教堂做礼拜。

　　得知自己有机会到圣玛丽女子学院学习，格瑞丝一夜未眠。在乌干达，并不是所有女孩都有机会接受教育，一方面是因为性别歧视，另一方面是学费昂贵。只是没想到会遭叛军绑架，所以格瑞丝对叛军头目约瑟夫·科尼恨之入骨。

　　这支叛军的“一线战士”几乎全是儿童兵，最小的只有9岁。他们按照指令，袭击村庄、抢劫物资、杀死或绑架平民。据一个儿童权利组织透露，自该武装成立以来，共有2.5万名儿童被绑架。对于这些儿童而言，“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加入，要么找死。”

　　在格瑞丝看来，最恐怖和最难以获得原谅的事是对平民施暴。作为“培训”内容之一，叛军头目要求所有女孩都要杀死一名儿童。此外，格瑞丝被“分配”给一个年纪大得足以做她祖父的叛军高官充当第五任妻子。由此，她成为“发泄的工具”。

　　格瑞丝认为那种痛苦无以言表。事实上，“高官妻子”完全是有名无分。在袭击村庄抢夺粮食后，格瑞丝自己连肚子都填不饱。于是，她开始吃老鼠，吃树根，吃树叶，若是幸运，就是吃野果。

　　她亲眼目睹叛军施暴后，平民流离失所的悲惨遭遇。她虽然手握枪支，但是良知告诉她，“不能轻易杀人”。和格瑞丝有着同样心态的人，在叛军中还有其他人。

　　做逃兵，死路一条。圣玛丽女子学院的一名女孩试图逃跑被发现，叛军头目下令所有女孩狠狠打她，谁下手轻也要被打，结果那名女孩被活活打死。尽管如此，格瑞丝其间试图自杀，但是还是坚持活下来，最终找到了逃生的机会，从而终结了七个月的儿童兵生涯。

　　1997年4月9日

　　叛军和政府军激战，格瑞丝逃生

　　1997年4月9日，多亏乌干达政府军的“帮助”，格瑞丝重获天日。这一天，乌干达政府军与叛军在该国北部地区交火，后者失利。参加战斗的格瑞丝最初心态是听天由命。她靠着一棵大树，不放枪，只是闭上眼睛等待子弹打入头颅的那一刻。可是，自始至终，政府军的子弹没有一颗击中她。战斗结束，身旁无人。此时，她决定“逃跑”，越远越好。

　　最初的3天逃亡历程中，格瑞丝未遇一人。直到随后发现几个同样逃离叛军的儿童兵，一共八个人开始“相依为命”。“那些孩子叫我妈妈。”格瑞丝至今难忘那些稚嫩的声音。

　　为了躲避藏身密林的叛军成员，她们不得不绕着小路行走，穿过荒滩、山野和沙漠。在度过了两天一夜，只以树叶为食的日子后，奄奄一息的她们终于来到一处村落。村民们将格瑞丝等人留下，好生照顾。当日，她们回到各自的故乡，格瑞丝在不久以后回到圣玛丽女子学院，读完初中课程，随后转到另一所学校继续学习。

　　平时，格瑞丝将这七个月的经历藏在心底，不轻易说出来。这时，她又经历了人生的一个痛苦时期。在乌干达，所有人都知道叛军强迫孩子入伙儿，也有很多人错误地认为那些入伙的孩子都是嗜血成性和偷窃成风的“犯罪分子”。在新学校就读时，有人甚至侮辱性称呼格瑞丝为“科尼的老婆”。格瑞丝很难受。读完高中，她进入乌干达基督教大学，不久被派往美国波士顿戈登学院继续研究。从此，格瑞丝开始了在美国的生活。

　　2009年5月

　　格瑞丝联合国演讲，潘基文“心碎了”

　　如今的格瑞丝在美国既为求学，又为谋生。她的头衔又多了一项，是总部位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北乌干达战争中儿童”组织的发言人。在联合国演讲时，她就是以此身份亮相。

　　“我觉得这是一种光荣，同时也是一种悲哀。我只是千百万幸运儿之一，想想现在还有同胞受难，我必须用这种方式为他们祈祷和呼吁。”面对联合国外交官们，格瑞丝不紧张，相反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

　　格瑞丝拥有慈善组织为其开设的网站，其上刊发大量关于乌干达反政府武装和内战的信息，当然更多涉及当地儿童的悲惨遭遇。在乌干达国内教会学校就读时，格瑞丝曾利用假期到儿童兵康复中心做义工，希望以此表达爱心。

　　“除了叛军，每个人都是受害者。”这是格瑞丝在联合国演讲的结束语。随后，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率先鼓掌。5月13日，潘基文在另一个场合提及人口贩卖和伤害的问题时，又将格瑞丝的经历再一次展现在世人面前。他用格瑞丝的故事开始了陈述，台下静声聆听。

　　“让我用一个故事开场吧。你们可以将这个故事看作是一个幸存者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如此，但这同时也是一个任何人都能利用信念和勇气，积极行动的故事。”潘基文如此陈述。

　　谈及格瑞丝在联合国的演讲，潘基文表示：“我用沉重的心情听完了她的发言。当听到她讲自己被强迫杀人，并被反复强暴时，我的心碎了。”(张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