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老记者有段空白记忆

　　在大学新闻系，讨论到战争和侵略话题时，老师们都避而不谈

　　卓南生(新加坡)

　　对于上世纪50年代、60年代最早的几批亚洲留学生来说，要走上“留日”这条道路，并不是那么容易。一方面，是战争的阴影犹存；另一方面，是各方对日本学术的评价及留日后的出路多持悲观的态度。而笔者到东京后，就遭遇了文化冲突。

　　老师向我说“对不起”

　　那年笔者从新加坡转到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院新闻学系，成为二年级的插班生时，就和日本的同学们一同选修了一门据说是非常著名的新闻工作者酒井寅吉老师的课。这位老师究竟著名在哪里，当时的我不是很清楚，只知道他曾是《朝日新闻》的大牌记者，还在新闻传播学界颇有名气的《综合新闻事业》季刊当主编。

　　上完第一堂课，我和酒井先生打了个招呼。先生听说我是来自新加坡的留学生，似乎感到有些突兀。他愣了一阵，然后恭恭敬敬地向我鞠了一个躬，说了声“对不起！”即悄然离开课堂。

　　我一时转不过来，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往后仔细打听，才知道他是当年新加坡沦陷时，因亲自目睹并报道了山下奉文劝降英国将军白思华而驰名天下的《朝日新闻》“从军记者”(即随军记者)。他曾在《大阪朝日新闻》夕刊连载长达33篇的《马来战记》。酒井在返回日本之后还四处演说，介绍东南亚人对日军热烈欢迎的情景，成了当时报界的红人与“演说记者”。

　　不难想象，作为“大东亚圣战”的随军记者，酒井先生当时所写的“战记”报道及其“演说”有着怎样的内容。问题是,在战后，作为一名自称颇有“反骨(造反)精神”的新闻工作者，酒井到底怎样看待自己战争时期的战地报道，及如何总结与评价其“从军记者”的作用与影响？很遗憾的是，在整整一个学期他的授课中，我没听到任何这方面的话题。

　　酒井并未“客观报道”

　　笔者是在1942年4月，也就是日军攻陷新加坡并将之易名为“昭南岛”的两个月后诞生的。对于日军占领下三年零八个月的恐怖日子，我虽未留下什么记忆，但孩提时从亲历其境的长辈的谈话中，从小学时期同班同学丧失父兄、亲人的具体例子里，可以肯定日军的南侵行为与“大检证”的屠杀事实是铁证如山的。

　　在日军侵占新加坡时担任“从军记者”，高举《朝日新闻》报旗冲入新加坡的樟宜监牢，比日本侵略军还抢先一步“解放”被关于监牢的日本人的酒井先生，当时是怎样记载这段史实的，他在战后又是如何总结这段历史的呢？在战后的大学讲坛上教授《现代新闻事业论》，强调要“客观报道”与传达真相的新闻学者，其内心的真正看法是什么？我是非常感兴趣的。

　　有一天，笔者在神田的旧书店看到了酒井先生战后写的有关马来战线当记者的回忆录。笔者阅毕不禁震惊不已。口口声声强调“客观报道”与传达真相的新闻学老师，在战争结束已逾十余载的50年代末期，对于自己美化战争的旧著《马来战记》，居然还持以“同样的心情”。他写道：“我并不存在着诸如对战争的‘罪恶感’之类的心理压力。”

　　从酒井先生的上述看法，以及他战后一字不提“新加坡大检证”事件，不难看出战后的酒井先生对“大东亚战争”的基本态度依然停留在战前和战争期间。

　　避谈战争侵略话题

　　在上世纪60年代末期与70年代初期我所接触的著名新闻学者当中，与“亚洲”和“战争”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老师，还有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的殿木圭一教授和战前任职于东京帝国大学新闻研究室(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的前身)、战后在立教大学任教的小山荣三教授。

　　殿木教授在战争期间曾被日本同盟通信社(日本共同社的前身)派往马来半岛，小山教授在战争期间则曾著有《战时宣传论》，是积极主张加强对亚洲占领地展开“宣传和言论对策”工作的著名新闻学者。殿木先生对留学生非常亲切。我曾表示要研究有关日本占领新加坡与马来半岛时期的新闻史，他说那得去打听是否有足够的资料。一个星期后，殿木老师告诉我这方面的资料已不存在，建议我换个研究题目。在谈及他在马来半岛的经历时，殿木老师谈的都是一些轻松的话题。从他口中，我从未听到有关日军统治马来半岛的真相及日军当时的新闻方针和政策，有的只是日常生活的趣闻。

　　在立教大学的研究生院上博士课时，修小山荣三教授必修课的学生只有我一个人，这些课大都是在大学附近的“吃茶店”(日式咖啡店)上的。我曾多次表示想了解战前日本思想界和舆论界的状态及他对其战前著作的看法，但都被引到其他“开朗”的话题并提前下课。

　　从殿木教授和小山教授的反应中，我知道，要从与战前的“亚洲”及“战争”关系颇深的日本新闻学者口中获得相关的信息，是不可能的。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政治土壤与气候，战前、战时日本“从军记者”、“报道员”的“战记”及当时新闻理论家们的舆论宣传活动和理论，在战后也原封不动。

　　这样的情况当然不仅仅发生在殿木和小山身上。就我所知，在战后的日本新闻传播学界，不少颇有名气的学者也有着类似的情况。其中包括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第二任所长千叶雄次郎教授和庆应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米山桂三教授。他们战后的新闻学术研究活动中，对于其战前、战时的活动，同样都一字不提而留下“空白”。

　　由此可见，日本战后的新闻界与新闻学界和战前似乎没有“连续性”，但实际上却是有“连续性”的。

　　卓南生，1942年生于新加坡。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政经学部新闻系，后获立教大学新闻学博士学位。现任日本龙谷大学国际文化学部教授、新加坡《联合早报》特约评论员、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等高校客座教授。

　　《世界新闻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