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张颐武：我们已告别悲情英雄的时代
作者：■采访整理：人民论坛记者 杜凤娇
百年来，中国人心中的成功典范经历了很多变迁，这些变迁的一个根本线索就是中国人将对未来梦想的追逐，投注到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之中。国家发展目标的变化、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等都影响了时人心目中的成功典范
成功不是独木桥，让“中国梦”的内涵更加丰富和更加美好
人民论坛记者：在您眼中，什么是成功？
张颐武：所谓“成功”就是追求个人价值的实现。任何社会中的人都会对成功有强烈的渴望。随着中国经济的成长，中国社会的富裕程度和发展水平在相当程度上已经不再是满足人们的温饱和基本的生存需要。一般公众过去经历的普遍的匮乏已经结束，中国的发展已经为人们追求成功提供了新的平台。但“成功”的标准在相当程度上难以量化和统计，其选择和可能也是多样化的。如成功的概念是否就等同于拥有更多的财富和更高的社会地位？显然答案不可能是肯定的。它的答案相当多样和丰富，在不同的社会和文化中也有不同的理解，不同的人也会有不同的理解。
但现在我们社会中的焦虑感往往来自对于这些相对主观和多样的价值的一种简单化的诉求。如对于成功的概念，人们常常就把它理解为有名有利。虽然这些并非社会价值的主流，人们在公开的空间中对于这样的表达也多有异议和批评。但它也随着消费文化的盛行和生活的复杂化而潜移默化地形成了一种相当有影响力的存在。因此对于社会关于“成功”的观念应该有更为明智和丰富的观念。如“成功”这一观念其实就有极为丰富的内涵。作出重大的成就是成功，但在自己的平凡工作中坚守岗位，受到尊重也是成功。社会应该让个体知道，成功的路有千条万条，这就可以让“中国梦”的内涵更加丰富和更加美好。
百年中国与“中国梦”的变迁
人民论坛记者：百年来，中国人的成功典范有哪些变化？
张颐武：百年来，中国人心中的成功典范经历了很多变迁，这些变迁的一个根本线索就是中国人将对未来梦想的追逐，投注到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之中。国家发展目标的变化、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等都影响了时人心目中的成功典范，影响了他们实现自身价值的路径。
从帝制时代到民国这一段时间，青年们把自身的成功、自身价值的实现与国家政体的改变捆绑在一起，热血青年都投身到政体的革命当中。无论是康有为、梁启超还是孙中山以至于黄花岗七十二烈士，都是在追求政体的改变，认为推翻帝制，打造共和，就是救国之道。可以说，那个时候的成功典范就是在变革国家、变革社会中所涌现出的先进分子。
到了五四运动时期，当时的有识之士如胡适、陈独秀等又转而从思想文化层面入手，寻求社会的革新。五四以前，可以说热血青年还在寻找救国之道的阶段，而到了五四运动时期，五四运动的先驱者们已经开始从思想文化入手来进行变革。
在具有现代政府雏形的国民政府建立之后，虽然社会上层出现了一些变化，但是当时的有识之士发现社会生活依旧没有进步，中国的下层即一般社会，依旧是死水一潭。于是革命逐渐深化，出现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从1927年到1949年，出现了新的英雄，来探索如何建立一个新的社会、新的国家。抗战激发了中国一般社会的革命意识和爱国意识，涌现出了无数的抗战英雄。在传统的中国社会，县以下的乡镇一般是由乡绅来管理的，是现代化最薄弱的层级。而抗战则把变革深入到乡村，把最草根的人民凝聚起来了，连一些大字不识的老太太都深明大义，都具有强烈的爱国精神。也因此出现了很多平民英雄、草莽英雄，如贺龙、彭德怀等，都是贫苦农民出身。
人民论坛记者：为什么会有文化英雄到平民英雄的转变呢？
张颐武：这是因为当时的社会迫切需要转变，而这种转变是彻底的，要深入到基层，是上层与基层的全面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之中，就理所当然地出现了平民英雄。
1949年以后，中国进入了一个建设的时代，平民英雄有了转变，变成了建设国家的英雄，变成了善意帮助别人的英雄，于是就出现了雷锋式的人物。这些平凡的小人物，在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为社会建设添砖加瓦，为举国上下的人们所熟知、所敬仰、所学习。
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进入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阶段，学知识文化成为人们最热门的话题，知识报国成为当时的主流，青年们用知识改变命运、创造国家未来，既实现个人价值，又为社会作贡献。张海迪就是当时青年崇拜的成功人物之一，虽然身残志坚，但坚持学英语、搞创作，实现自身价值。当时除了一些知识精英外，还有一些体育精英，如李宁等，他们都是用自己的专业能力来报国、实现个人价值。
到了今天，很多企业家已成为人们眼中的成功人士，如马云、李彦宏等。在国家需要新的转变的时候，他们以财富报国、实现个人价值。在这些成功的企业家中，出身草根的刘永好等人，以其奋斗拼搏的精神得到了社会的推崇。还有一些人，他们有知识、有能力，如马云、李彦宏等网络精英，他们成功的特点是通过财富创造价值，成为很多年轻人的偶像，拥有无数的粉丝。而同样财大气粗的房地产商等社会争议人物，一般来说很少有人拿他们当做成功的典范。
总体来看，20世纪的中国英雄基本上都是孤胆英雄，把自己的命、自己的一切拿出来，献给国家。如今中国已经上升到一个新平台，我们已经告别了悲情英雄的时代，出现了很多更加有能力、更加有智慧、在为国家奉献的同时也实现了个人价值的成功人士。
寄语“90后”：首先要吃苦耐劳，其次要有国家认同
人民论坛记者：在您眼中，“60后”、“70后”、“80后”的成功有什么不同？您对正在陆续进入社会的“90后”有何建议？
张颐武：“60后”、“70后”都是受过穷、挨过饿的人，都经历过资源匮乏的年代，也因此都养成了坚韧、吃苦耐劳的性格。但是他们在成功路上，不好的一面是容易急功近利，因为穷怕了，所以会迫切地想要脱离穷日子。“80后”这一代就有了改变，他们可以说是独生一代、是成长在中国比较富裕的时期，国际经验更加丰富，出现很多网络明星、娱乐人物，但是也出现很多志愿者，如鸟巢一代等。和其父辈相比，他们不是那么急功近利，很多都是关爱社会的好公民。
“90后”和“80后”差不多，是有延续性的，但是他们是物质条件更好、更自我的一代，见的世面更多。我觉得他们在追求成功的时候，首先要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其次要有国家认同。
如今“80后”、“90后”不约而同地出现一种抱怨文化，并在互联网上放大他们的声音。他们对社会的要求很高，同时却放低了对自己的要求。比如年纪轻轻就要求家里、要求社会提供优越的住房条件等。社会可以给你更多的关爱、去想办法帮你解决困难，但实质性的问题还需要个人去面对，去奋斗。这是社会应该提供的，但不是你应该要求社会的。你有社会责任，你要对社会作出相应的贡献之后，才能对社会有更高的要求。追求公平正义是指社会起跑线的公平正义，但所到达的终点必定有所不同。社会应该对每个人公平，提供平等的成功机会，但是每个人都有天生的不平等，所以要对社会有责任、有承诺，同时对自己的命运有清醒的认识。
平民卿相与大唐盛世
作者：■张耐冬
在唐代以前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士族门阀作为社会和政治中的核心力量，成为几百年间中华大地执牛耳之阶层。而唐代，出身平民者日渐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政坛上如此，文化艺术界也是如此。对此现象，很多史学家们有所关注，他们有一个大致相似的看法，那就是唐代开启了社会流动的大门，让平民能够在各个方面发挥才能，实现自身的价值。
但是，如果我们站在历史当事人的立场上，就会感觉到压力：在士族占据了主流几百年之后，平民是否真的有能力驾驭时代之车？平民们，是否能够推动唐代一步步走向全盛的局面？
还好，历史给出了完满的答案。
张九龄：平民出身而成就事业的主流
开元时期的宰相张九龄代表了平民出身而成就事业的主流。
张九龄同样出身于非士族家庭，他的祖父因担任韶州别驾，所以全家迁居到该地，成为被视为“瘴疠之地”的居民。他的祖父是中下级官员，他的父亲没有做官，因此张九龄完全是靠着个人的才能拼搏出来的。
张九龄的文学才华出众，他13岁就曾经写信给广州刺史王方庆，王方庆十分欣赏他的文学才华，认为他必将一鸣惊人。果然，他参加进士科的考试，然后入仕做官，被任命为校书郎。校书郎虽然没什么实际权力，但文采出众者往往都是在这个职位上得到进一步升迁的。张九龄就是如此，当时的太子李隆基选拔那些文学之士，考察他们的政治能力，张九龄所写的对策被评为最高等级，顺利地通过这次选拔，被任命为右拾遗。
凭借着过人的文才和对人物的品鉴能力，张九龄曾多次被任命为科举考试的“阅卷”官员，以公允著称。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升迁并没有出现飞跃，而是按照当时的升官序列，一步一个脚印地靠着才干得到提拔。就这样，他先后做到了吏部的司勋员外郎和中书省的中书舍人。
当时的文坛巨子、宰相张说十分欣赏张九龄，他认为张九龄必将是日后的文坛领袖，因此对他十分照顾。后来张说被同僚倾轧而罢相，张九龄也受到牵连，被外放为地方刺史。他本来要去东部任职，但考虑到母亲年老，他便主动请求到南方去，因此先后在洪州、桂州一带为官，增加了地方管理经验。后来，唐玄宗召他回京，任命为秘书少监、集贤院学士，而后又升他做中书侍郎。至此，他才真正从一个文学之士转型为中央的政务官员。他针对当时的政策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若干改进措施，唐玄宗多有采纳。
到了开元二十一年，张九龄正式被任命为宰相“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当时唐朝已经进入最鼎盛的时代，他则站在历史的高峰上，对唐代未来的发展进行了规划。当然，文学之臣的出身，让他对于各级政务机构的工作并不完全了解，所以他提出的畅想在落实上总有问题。可是，应该看到，在以经验主义为基础的古代官僚体制下，张九龄能够做全局、宏观的考虑，对国家的未来提出发展思路，是非常难得的，如果那些精通行政工作的官员能够予以配合的话，唐朝可能不会转向衰乱，而是应该出现一波又一波的高潮。
但是，当时以具体、务实的行政能力而著称的“吏治”派代表李林甫因为个人的私欲，处处针对张九龄进行非难。同时，唐玄宗李隆基也觉得张九龄的想法虽然好，但从短期来看不易实施，也就渐渐疏远了他。开元二十四年，张九龄罢相，不久后因病去世。
张玄素：没有任何家庭背景的地方官员
武德九年，李世民刚刚做了皇帝，在处理国家政务之余，召见了一位没有任何家族背景的地方官员——景城都督府录事参军张玄素。张玄素在隋朝担任景城县户曹，深得百姓爱戴，隋末义军领袖窦建德在攻占景城后本打算将他处死，在几千名百姓的请求下才释放了他。这使他赢得了极高的名望，毫无治国经验的李世民，就想向他请教如何才能让百姓安居乐业，让国家长治久安。
张玄素直言不讳，他用隋朝灭亡的例子来分析，认为皇帝不宜对具体的行政事务干预过多，因为以一人的心智不能做到每件事都处理公允。治国就应该“广任贤良，高居深视”，让官员们依法行政，发动百官们的聪明才智，自己去思考一些如何让社会安定、百姓幸福的原则问题。这一观点被李世民视为座右铭，不仅奉为圭皋，而且还经常讲给其他大臣。正因为提出了这项治国原则，张玄素先被任命为侍御史，而后又升迁为给事中，成为朝廷的中高级官员。
在此后的十几年间，张玄素不时校正李世民的政治方向。贞观四年，社会经济与对外局势都取得了重大成就，松了一口气的李世民打算修建洛阳的宫殿，准备在日后巡游使用。张玄素极力反对，他提出了五条反对的理由，核心观点就是修建宫殿劳民伤财，很容易将几年来凝聚起的民心和简朴的作风葬送。这次，他同样是以隋朝灭亡的教训提出警示，让李世民大为震惊，并采纳了他的建议。就连一向以犯言直谏而著称的魏徵都赞叹：“张公论事，遂有回天之力。”
他的清醒，他的坚持原则，让李世民对他十分器重。于是先后任命他做太子少詹事、太子左庶子，负责帮助太子处理府中的事务。他在任期间，多次对太子李承乾的行为进行劝谏，可惜李承乾不听告诫，反而对他采取激烈的手段报复。最后李承乾被废，张玄素以其刚正不阿的立场没有被牵连，这也是不幸中的大幸。
可以说，张玄素靠着他的才干与耿直，赢得了唐太宗李世民的信任与青睐。唐太宗对他事迹的留意、对他意见的采纳、对他的破格提拔，给了他施展自己抱负的空间，而他也用自己的表现，回报了唐太宗的知遇之恩。
启示：一个社会对待人才的态度
张九龄的一生虽然以政治失意而收场，但他对唐代的未来所提出的规划，却在日后被逐渐实施，而他作为科举入仕而拜相的楷模，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科举士子们。而且，唐玄宗罢免他的宰相，是出于政治考虑而非才能的估量，就在张九龄被罢免后，只要是有人向他推荐宰相和高级官员的人选，他都要问一句：“此人风采能够比得上张九龄吗？”可见，无论政治上的功过如何，张九龄的文才与人格魅力，在唐玄宗的心中是永远无人能够取代的。
科举考试给了无数和张九龄同样出身、同样经历的平民以机会，让他们能够成功通过选拔成为国家的建设者，并将自己的政治诉求表达出来。所以，虽然表面上看是各阶层的人被官僚机构所“降伏”，实际上则是他们进入官僚机构后，逐渐改变着这个机构的整体风貌。到了宋代，范仲淹、欧阳修等一大批朝气蓬勃的政治家，正是通过这样的形式步入政坛，发挥出自己的实力的。因此，王亚南先生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认为，官僚政治在中国古代之所以如此发达，就因为科举制和两税法这两大杠杆的存在。所以，尽管此时的张九龄政坛失意，但日后的科举士子们会一次次将与张九龄类似的社会诉求与政治主张再次提出，于是有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士人情怀，有了一代代推进古代中国向前进步与改革的动力。
其实，张九龄也好，张玄素也罢，通过科举考试做官也好，被皇帝重视而提拔也罢，这些具体的个例和成功的形式背后，都体现着一种原则，那就是一个社会对待人才的态度。
实际上，唐代历史上还有一些出身于官员子弟而在政治上大有作为的人才，只不过显得没有张玄素和张九龄这般传奇，所以才容易被人所忽视。应该说，唐代对官员子弟、平民这种一视同仁的公平态度，以及不以出身作为评判标准的原则，才是张玄素和张九龄们能够脱颖而出的根本原因。只有将才能作为第一标准，才能让那些真正有才能的人享有机会，在他们获得事业成功的同时，社会也会随之充满活力、充满希望。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