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学英:“娃儿读书最要紧”
于全兴(“幸福工程”志愿者、天津师范大学教授)
2006年4月,我只身前往西部,继续用相机记录贫困母亲的生存状态。此行的目的地是贵州纳雍县猪场乡。云贵高原“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山高坡陡,从乡里到各村,基本上都是土路;当地多雨,道路泥泞,车子根本走不了,我和其他几位同行志愿者只能靠两条腿进村。
这次,我的第一个访问对象是倮(音同“裸”)保鸠村的贫困母亲祝学英。
40岁的人看着像年逾花甲
我第一眼看到祝学英时,她正在把自家院子里沤好的肥往背篓里装,准备背到地里。“你们好!”祝学英用生硬的普通话跟我们打了个招呼,然后领着大家进了她家的茅草屋。
看到眼前的一切,我的鼻子一酸。这哪里称得上是家啊?!床是用几块木板搭成的,地上放着两袋苞谷,靠墙边的炉子上烤着几个土豆,旁边放着锅碗和盛饭的小木桶。除此之外,再无其它摆设。
我们坐在床边上,和祝学英聊了起来。她穿的衣服早已洗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脚上是一双破旧的球鞋,脸庞黝黑而粗糙,额头和眼角布满了皱纹,看上去像60岁的老人。
“我今年44岁。”祝学英笑了笑,有些无奈。哪个女人不希望自己年轻漂亮?她顿了顿又说:“活着不想岁数,我已经不在意这些了。”
祝学英和丈夫有一双儿女,一家人一辈子都没离开过倮保鸠村,就靠从2.4亩沙地里刨食维生。一年下来,她家只能收获200公斤苞谷和1000公斤土豆。
命运似乎专门要和祝学英作对。1996年的一天,她身患重病的丈夫用留恋的目光看了一会儿妻子和儿女,然后慢慢地停止了呼吸。那天,村里的人都听到了她撕心裂肺的哭声。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邻居们都能看到每天她红肿着眼睛出去打牛草、侍弄苞谷苗,有时还打些零工。家里没了男人,祝学英只能用自己瘦弱的身体撑起这个家,供两个孩子上学。
“很多人家里条件不好,就不让孩子上学了。你这样想过吗?”我问。祝学英摇了摇头:“我自己就没有读过书,一辈子都在这了……宁可自己饿一饿,也得让孩子们学习。”
2005年开始,中小学学杂费全免了,这让祝学英松了一口气。那一年,女儿杨丹读小学四年级,儿子杨坤福也参加了中考。
半走半爬给孩子送煤
中考成绩公布了,杨坤福以全乡第九名的成绩,考入县重点中学三中高中。县城距倮保鸠村65公里,杨坤福只能住在学校。每学期600元的住宿费,再加上学费和吃穿花费,一年至少需4000多元。祝学英咬咬牙,卖了丈夫留给她的那头牛,得了1200元,又向别人借了600元。靠着这1800元,杨坤福总算把第一学期念完了。
“以后还要花更多钱,你从哪里去弄啊?”我担忧地问。祝学英“嗯”了一声,然后喃喃自语:“牛也卖了,能借钱的人家也都借了,以后怎么办啊,真没钱啊!”她也曾萌生过让孩子辍学的念头。“可娃成绩好,周围的人都来劝我:‘让娃学,让娃学。’”
儿子上高一的第一个学期,一次学校要开家长会,祝学英为了省钱,天还没亮就背着一瓶水和几个土豆上路,走了几乎一整天才到县上。
“娃儿的衣服简直不像样子,其他同学的都干干净净。” 祝学英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母子俩抱在一起,痛哭失声。家长会结束后,老师特意找到祝学英说:“你儿子学习不错,要把他供出来呦。”
回家后,祝学英想了一夜。老师对儿子的肯定,“逼”得祝学英又咬了咬牙——“一定要让娃读出来。”于是,她一有空就到外边捡破烂,捡到一点卖一点,卖的钱都攒起来。“捡破烂换来的钱也不敢买化肥了,总是娃儿读书要紧。”
“娃儿读书要紧”,是丈夫死后祝学英最大的人生信念。她向我讲述了2003年的一件事。当时,儿子还在乡里读初中。她每个星期给儿子送一次煤,一次背60斤,供他生火做饭兼取暖。为了省钱,儿子经常舍不得去食堂吃饭,而是在宿舍里的炉子上烤个土豆或弄点简单的饭充饥。
一个周末,她像往常一样独自一人去给儿子送煤。为了省时间,她没有走大路,而是登上了山上那条她常走的小路。走小路近一些,但山势很陡,走一趟也要两个多小时。
这次,祝学英走到半路时,天空忽然暗了下来,转眼间就下起了瓢泼大雨。雨水让她连眼睛都睁不开,但她仍然佝偻着身子,费力地往前走,只想着尽快赶到乡里。不料一不小心摔了一跤,整个人顺着山坡往下滑,尖利的石块在她身上划出了一道道口子,一条小腿更是变得血肉模糊。看到背篓里的煤一块块掉了出来,顾学英顾不上流血的腿,赶紧扑过去抓住剩下的煤。
“得先把煤赶紧送去,不然娃儿可要受冻挨饿啊!”祝学英心想。她站了起来,擦擦脸上的泪水、雨水和腿上的鲜血,把剩下的煤分成两堆,背起其中一堆继续赶路。就这样,她手脚并用,半走半爬地赶到了学校。后来,她又跑了一趟,将剩下的煤全部背回。
那天,祝学英一瘸一拐地回到村里时,已经是后半夜了。
不过,在祝学英对2003年的回忆中,不全是苦难。这年冬天,她得到了“幸福工程”2000元的帮扶款。谈到这件事时,她的眼里满是感激。
政府资助翻新房屋
2007年7月,我第二次来到倮保鸠村,并见到了祝学英的两个孩子。放暑假了,儿子在家看书,女儿打草刚回来。本来在“幸福工程”帮助下添置了头牛,可为了儿子上高中,祝学英又将牛卖了。
2009年暑假,我带着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幸福工程西部探访团”的5名学生再赴贵州,第三次来到倮保鸠村。
祝学英的儿子杨坤福领着我们去田里,找到了正在割猪草的母亲。她的样子没有太大变化,看到我们很是高兴:“欢迎你们啊!”
在“幸福工程”的帮扶下,祝学英家新添了一头母牛。但由于两个孩子上学需要不少钱,她家的日子依然过得很艰难。“去年,俺家翻盖房子,政府补助了2000块钱,俺也卖了牛,但还是吃紧,到最后连请帮工吃一顿饭的钱都没了。村长就动员全村的干部,硬是帮着俺把这个茅草房改成了现在的水泥瓦房。”
我们这次来访,杨坤福刚参加完高考,考了405分,他的妹妹杨丹也上了初二。祝学英渴望儿子能考上大学,走出大山,改变一家三口的命运。可是,大学高昂的学费,冷冷地横在了她的面前。
“大学学费得好几万,你怎么供他读呢?”我问。
听到这话,祝学英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借也借不了这么多啊!光靠一两头牛咋行?我也想让儿子继续读书,可家里真没钱了。”她如今快50岁了,沉重的负担和繁重的农活,使她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望着儿子,她眼神中充满了沮丧。“实在没办法,就只能让娃儿不读了,让他在家喂牛、种庄稼。再上大学的话,我实在扶不了他了……”
“有时我也想干脆别再读了,就这样了。可一想10多年都坚持下来了,还是有些不甘心。”面对这样的现实,杨坤福跟母亲一样有些失落。
后来据我了解,因为凑不够学费,杨坤福没有去上大学,祝学英让儿子再复读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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