奋斗中的贫困母亲

　　6月25日，北京王府井步行街，一道别致的“风景”吸引着熙来攘往的人流。

　　“为了母亲的微笑——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十五周年主题摄影展”正在这里举行。2000多幅图片和简约的文字说明，记录了“幸福工程”15年来的风雨历程和各项成果。

　　“幸福工程”是一项由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等单位发起的公益活动，旨在以贫困母亲为救助对象，帮助她们发展家庭经济，脱贫致富。此次展览由“幸福工程”组委会主办，摄影作品都是由“幸福工程”志愿者、天津师范大学教授于全兴花了10年时间拍摄的精品。他共用相机记录下820位贫困母亲的真实生活瞬间。

　　“八百母亲”的故事告诉人们，无论生活多艰难，她们都没有忘却自己的责任。她们的眼神中，充满对子女的爱和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她们的泪水和笑容，饱含着苦与乐，那一段段非同寻常、感人至深的经历令人震撼和感动。

　　一位在北京某外企上班的小伙子告诉记者：“我从小生活在大都市，很难看到这样的图片，也是第一次关注‘幸福工程’，有必要让更多的人知道它，有钱的出钱，让贫困母亲早日脱贫。”

　　来自河南的王女士说：“我来自农村，也是一位孩子的母亲，但与相片里的这些母亲相比，我生活得要好一些。我真想见见每位母亲，告诉她们要坚强。希望社会多帮助她们。”话说至此，她的眼泪夺眶而出……

　　其实，在摄影师镜头的背后，还蕴藏着“八百母亲”更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近日，本刊记者专程奔赴一些偏远地区，对其中的几位母亲进行了采访，亲身感受和目睹了她们的奋争与变化。

　　那里需要我举起相机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  刘畅

　　“820位贫困母亲是怎样和您这个大学教授联系在一起的呢？”

　　“我原来不是老师，因为那些贫困母亲我才改了行。这样我每年至少有两个假期能去关注她们、拍摄她们……”

　　参观“幸福工程”摄影展后，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在北京采访了摄影师、49岁的于全兴。他讲述了自己与“八百母亲”之间长达10年的交往故事和不平凡经历。

　　没有最难，因为一切都很难

　　2001年初，于全兴还在天津《家庭报》做记者。他受“幸福工程”组委会委托，去西部拍摄采访贫困母亲。“这正好能捡起我多年前的爱好——摄影”，于全兴二话没说，收拾行囊就上路了。

　　元旦刚过，青海大部分地区还笼罩在漫天风雪之中。白的天，白的地，白的房屋，狂风“呼呼”刮过，寒气钻人骨髓。于全兴站在海拔4300米的高原上，有些摇摇欲坠。强烈的高原反应，使他只能拼命呼吸，“脑子一片空白，不知自己还能撑多久”。

　　“我不是第一次去青海，但却是第一次感受到如此恶劣的环境。”于全兴走访了很多乡镇，那种强烈的反差一直刺痛着他的心。“在城里，每次下雪，我女儿都欢天喜地，盼着出去玩。但在这里，一场大雪，就能埋葬一个孩子的童年。这里的雪太大了，冻得那些拾牛粪的孩子手肿胀、发紫；更可怕的是，如果牲畜被冻死，就断了全家的生活来源，对他们就是场大灾难。”

　　在青海平安县寺台乡窑洞村，于全兴见到一位叫王生花的妇女。她当时30岁，有两个小孩。她的丈夫在1996年因中风丧失了劳动能力，生产和生活的重担，全压在了王生花身上。她家有两头骡子，给丈夫治病卖了一头，换回600元钱。2000年，丈夫的病情刚刚有所好转，另一头骡子却丢了。

　　那天晚上，王生花饭也没顾上吃，就钻进山里找骡子去了。对于这个贫困家庭，牲畜是最值钱的财产。骡子丢了，是塌天的大事。王生花在大山里四处寻找、呼喊她的骡子，天都亮了，还是不见骡子的踪影。她没回家，继续在找。老天总算有眼，第二天中午，骡子终于找到了，可是王生花却受了风寒，右臂因此瘫痪。不久，王生花的公公也因中风倒下了。

　　“从此她要用独臂支撑全家五口人的生计。”听着王生花痛苦的讲述，于全兴环顾王家，粗算了一下全部家当，价值不足百元。他将身上所带的一个煮鸡蛋给了王生花。她转身将鸡蛋掰碎，塞进孩子嘴里……于全兴按动了快门。

　　这组照片发表以后，王生花得到了一笔特殊的捐助。捐助她的是平安县寺台乡的王孝柏。王孝柏也曾是个贫困母亲，最困难时曾欠债2000元。1996年8月，“幸福工程”给王孝柏提供了2000元的资助，她用这笔钱买了4头猪，搞起了生猪育肥。2001年，有了本钱后，王孝柏又瞄上了药材种植项目，当年就获利近万元。王孝柏富了，更想帮助处在困境中的姐妹。王生花得到王孝柏1000元的资助后，搞起了废品收购……

　　于全兴知道这个信息后，非常高兴。他意识到自己拍的小小照片，竟能发挥如此大的作用，能给一个家庭带来不小的变化。此后3年，于全兴又去西部采访拍摄了6次。2004年，他决定干脆改行，调入天津师范大学做了一名老师，这样便有更多的时间拍摄。10年里，他从天津往返西部贫困地区21次，走访了64个贫困县、267个村寨，拍摄了820位贫困母亲。

　　眼泪都流在了西部

　　回忆起这些往事，于全兴说，每次整理拍摄的照片和采访日记，就仿佛重新踏上了西行的路，看着看着便会泪眼模糊。

　　800多个母亲的名字，于全兴几乎都能记住；谈起每一位母亲，都能讲出许许多多难忘的故事。说到采访，他说：“我一边拿着相机，一边和她们谈，触动我自己的地方，就举起相机。很多照片是我在落泪的同时按动了快门。我曾说过，我活了近50岁，眼泪都流在了西部。”

　　“这个母亲叫覃纯菊，是重庆市城口县棉纱乡一个山村的。”于全兴指着一张照片给记者看。覃纯菊的家住在半山腰上，9年前丈夫因为耐不住贫困出走了。从此，这个母亲带着两个孩子独自抵抗贫困。一次山洪暴发，把她家唯一的茅草房冲垮了。覃纯菊没有被吓倒，她把两个女儿寄养在别人家里，自己盖一块塑料布，靠着剩下的一面残垣断壁睡觉。

　　后来，政府救助覃纯菊3000元钱，让她盖房子。于是，她每天到山下的河边去筛沙子、背石头。于全兴掂了掂，那沙子或石头一筐100多斤，自己根本背不起来。更难的是那里根本没有路，全是山。“你想想，一个女人就这么一趟一趟地背，一天背两趟，不到3个月，硬是在山上背出一栋房子。她给我看她的背，那真不是女人的背，脱了很多层皮。”覃纯菊说：“我只有靠这双手，养活女儿，供她们读书。”于全兴向覃纯菊表示，愿意资助她的大女儿上学。大女儿感动得跪在他面前，他含泪把她扶起。

　　于全兴每次出行，身上穿的摄影马甲里，前后都塞满了钱。“一般前面是准备给这些贫困母亲的，后面是我此行的生活和交通费用。”但有好几次，于全兴都把钱“花”得精光，只好向当地政府借钱才能回到家。

　　于全兴常因没钱给那些贫困母亲感到“很不是滋味”。“开始我拍一些母亲，她们躲着我，害羞、害怕；后来知道我能给她们希望，每到一个村子，很多母亲都抢着让我拍。我每次带去的‘幸福工程’资助款有限，很多母亲都拿不到。当我坐车离开村子时，她们围着车，追着，那种期盼的眼神，你真的不敢看……”

　　不容易拍到她们哭

　　于全兴说，拍摄贫困母亲10年，他经常流泪。但在他的镜头里却很少能捕捉到眼泪。“这些母亲很少抱怨她们的生活，很少因为谈到贫穷而掉泪，只有谈到孩子时，才会有泪水。她们更多的是一种对苦难的坚忍和对幸福的执著。”

　　环球人物杂志：作为女人，她们也有梦想和愿望吗？

　　于全兴：当然有。她们也很爱美，家里的墙上挂着捡来的破碎镜片；她们的愿望就是“我想有头牛”，很简单。

　　环球人物杂志：我国的贫困人口很多，有没有人劝过您，您个人的力量太有限了？

　　于全兴：太多了，朋友家人都有，他们也是出于对我的关心。但你们没有进去，不知道那种感觉。我还想说个例子，在云南丘北县一个村里，有位26岁的母亲叫顾彩莲，她有两个孩子。顾彩莲后来疾病缠身，但她还是每天不停地编竹箩，好让丈夫去换回几个零钱贴补家用，她自己却舍不得看病。当顾彩莲向我诉说家里的情况时，没有掉一滴眼泪，甚至是那样的平静，如同讲述别人的故事，可我端着相机的双手却在不停地颤抖。顾彩莲的照片在媒体发表后，3万元来自各界的捐款飞向这位坚强的母亲。这也是我为什么不愿放弃做这件事的原因吧，毕竟它能改变一个家庭的命运。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您觉得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于全兴：是体力吧。50岁的人了，有时候也会发憷，特别是快到暑假的时候，想着又要爬山了，每次至少也要爬三四个小时。因为没有路的地方，才是真正贫困的地方。现在我开始带我的学生们进去，希望他们能够继续我的工作。

　　环球人物杂志：您下一步有什么打算，还准备这样拍下去吗？

　　于全兴：我还会继续拍下去，但是我也开始思考怎样更科学有效地资助这些贫困母亲。下一步，我想能否将我拍摄的上万组照片，通过拍卖或其他形式，使其产生更大的影响力和捐助效果。我希望有点子的朋友们，也能给我们一些好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