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想把关于“父亲”的话剧搬上舞台

　　而今，万方的生活是清静的，用她自己的话就是一个普通人，“早上七八点起来先给它弄吃的”，“它”是一条四岁多的小京巴串儿，名叫“乖乖”，在丈夫因癌症去世的这四年多时间里，“乖乖”陪着她度过了很多孤独时光。

　　今年，29岁的儿子亦开始从事导演工作，如果儿子不忙的话会很乐于下厨，万方也很乐于到同住一栋楼的另一单元的儿子家中蹭饭，“他比我手艺好”。

　　万方毫不讳言很佩服那些从事纯文学创作的人。她说，在心里，自己永远不会满足于写剧本——那不是在说自己想说的话。

　　2006年，万方的话剧处女作《有一种毒药》在北京人艺上演，这个曹禺担任首位院长、也是和万方同岁的剧院，对她而言有太多的意义，自己的作品能在这里连演30场并获得好评，让万方体会到从未有过的欣喜和满足。

　　《有一种毒药》，万方酝酿了2年，最早她想写成小说，开了几个头都觉得不好，而又不确定写成电视剧本的话能不能拍出，直到她最后选择了话剧这种形式。《毒药》写的就是“人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儿”。创作灵感来自于万方看过的一首小诗“如果你不能做自己喜欢的事，那就不要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面对记者再次念起时，万方还依然是“血往头上涌的感觉”“我想这种决绝的生活态度在我心里永远存在，这种生活态度永远能让我激动。”

　　“我觉得写得不错。”以前有人问过万方，爸爸是曹禺对她有没有压力？她一直都说没有，因为觉得没有办法与他相比。但直到写话剧的时候，万方才发现这种压力其实一直都在，而且是无形的。“为什么我到现在才写话剧，是因为我一直都不敢写。爸爸没有写过小说，我敢写；他没写过影视剧，我也敢写；但一想写话剧就不敢下笔。做话剧很难，它要在限制中做文章，既要让观众很快弄清楚剧中人物的关系，又不能一览无余，和盘托出，同时还要让剧中人物的感情与观众共鸣。记得父亲告诉我，《雷雨》是他想了5年才写出来的。当时我觉得不可思议。而我要写话剧时才明白，并不是所有的东西最终都会成为戏剧，它需要特殊的材料和深刻的思考。”

　　如今话剧创作成了万方“最过瘾”的事情，新作《关系》已经在去年交给北京人艺；而她最大愿望就是能把80年代写的话剧《谁在敲门》搬上舞台，这是以父亲曹禺一类的知识分子文人为原型的两幕话剧，第一幕写文革中，第二幕写文革后。

　　“他晚年写不出东西一直很痛苦，我在想是为什么呢？他们这一拨人精神被扭曲，灵魂的沉沦，文革是一种外力把它打下去完全压垮，当然文革后也有些自身的因素；第二部分更加复杂，现在再看觉得第二幕写得不太好，将来再改改。”万方决定，一定要把这部话剧弄出来，不管能不能演。 ★

　　我慢慢跟生活和解了

　　中国新闻周刊：作为一个以描摹都市女性情感见长的作家，你的感情经历在其中有多大分量？

　　万方：自己的经历是一把钥匙，如果没有这把钥匙，很多门都打不开。当你经历过，就能体会到对方的痛苦。我是一个挺会倾听的人，受父亲影响，我心里对女性是一种宽容的态度。

　　所有人生活中做的任何事都是有理由的，写作其实就是找出这些理由来，而不是来评价其中的对错。我从来不会在倾听中评判别人的对错，一方面我认为无权去评判，另一方面我会提供一些切实可行的意见。不要用道德标准准则来衡量，对陷入困境和痛苦中的女人，这些都没有意义，除了真正设身处地替对方着想。

　　中国新闻周刊：为何你惟独对都市女性情感题材情有独钟？

　　万方：我真正了解透彻感受到的还是女人，因为我是女性，更喜欢写女性也更爱女性。女人更贴近自我，能观照内心，永远对感情有渴望。

　　我认为婚姻永远是灰色的，没有黑白分明对错分明，夫妻双方的样子彼此映照。我借罗想说“不要对婚姻期望太高，但是要真诚”，这不是消极，反而是一种积极，因为生活中永远没有十全十美，真诚足矣。

　　中国新闻周刊：作家王海鸰评论你的作品变得更宽容更温馨了。

　　万方：我以前的小说特别狠，情节里面都有死人，人物也是绝不妥协，那种决绝而矛盾的极端生活态度特别吸引我。从《空镜子》是一个转折，它把我拉回到身边的生活了，而以前是需要距离的。

　　我想这是因为年轻时对生活有不妥协的挑战心态，希望改变，尤其是写作的人，容易激愤不平；但后来知道很多事情是你无法改变的，越来越知道无奈的滋味，开始慢慢妥协，对生活“缴械投降”，就慢慢跟生活和解了。 ★《中国新闻周刊》广告热线010-88395566转195、010-88398031，发行热线010-88395566转157、010-395171，客服热线800-800-9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