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冰封60年

　　“如果60年前你家有电话就好了，我就不会把你丢掉了。”

　　爱，冰封60年

　　-本报记者 柳 洁

　　我生于1926年，一路走来，真正觉得人生如梦，仿佛只是一眨眼的工夫，82年的岁月倏地淌了过去。

　　2008年农历大年初一零点刚过，家里的电话准时响起，接起来，电话那头是毫无悬念的新年祝福：“小许，过年好啊。”那个声音，从年轻到苍老，从声如洪钟到喑哑浑浊，我听了这么多年，仿佛是一个记号，印在心底的最深处。

　　2001年，我先生过世后，每年的第一个新年问候，总是来自他，而且总是在零点的时候打来。我有时候想，他一定是在11点59分半的时候就开始拨电话号码了。

　　我后来问过他，他说：“不是这样的，我是很早就把电话号码拨好，然后挂掉，等零点的时候拨‘重拨’键就可以了。”

　　遇见

　　我有一个幸福而快乐的童年，父亲是一家医院的院长，母亲是温柔和气的家庭主妇，我和弟弟在严父慈母的家庭里长大。抗日战争开始后，战火蔓延，哀鸿遍野。父亲所在医院的任务就是抢救在战火中受伤的战士。随着军队的后撤，医院也不停地向远方迁徙——浙江、湖北、陕西……最终辗转来到“陪都”重庆。

　　我们一家人，也终于落脚在山城。

　　18岁的时候，父亲被牵扯进医院内部利益小团体之间的纠纷，并因此被抓进大牢。这时，弟弟也因为急性阑尾炎被送进医院抢救。等忙完弟弟的病，母亲带着我再去监狱探望父亲时，竟被告之：“此人已死。”

　　顿时，我的脑子轰的一下，连怎么回的家都不知道。

　　家里的顶梁柱没了，我们只好想尽各种办法回到南京。回南京后，我上了无线电学校，每天从中华门的家步行去新街口念书。好在毕业后，顺利找到了工作。这时，我认识了他——肖铭。他是一位工程师，人品很好，工作也好，只是我对他的第一印象不太好：大鼻子，不好看，像个外国人。

　　肖铭很热情也很正派，我们经常通信，周末的时候，他来看我，给我带了很多女孩子喜欢的头花啊、零食啊，还给我的母亲和弟弟捎礼物。

　　我们一家人都很喜欢他。

　　离别

　　肖铭的老家在天津。1949年，那时南京已经解放了。他回老家探亲，我带着弟弟把他送到火车站。临走的时候，他还笑嘻嘻地对我说：“等我回来，我带天津大麻花给你吃。”那个时候，男女之间表达情感的方式都很含蓄，在当时，他的话几乎就算是承诺了。

　　我一直等到快过年，他始终没有回南京。我不好意思去他单位问，只好央弟弟跑腿。弟弟少不更事，马马虎虎去了一趟，回来告诉我：“他们同事说了，回家结婚，哪有这么快就能回来的。”

　　我听了又急又气，竟一病不起，在家里养了两个月，身体才慢慢恢复。

　　病好了，我下决心忘记他，每天都在练习写大字，弄得家里报纸上全是墨，一边写一边想，我一定要把他忘了。感觉自己的心情平复得差不多了，就把他送的几件小玩意用手绢包好了，装在大信封里，差弟弟去他们单位还给他。弟弟去了，很快又回来了，说没找到人，调走了。

　　这次的感觉比听到他结婚的消息更加怅然若失，本来憋着一股劲，想做出一个了断的姿态，可连这个机会都没有，仿佛一拳打空了，心里也跟着空落落的。

　　这时候，正好有去上海工作的机会，我就立即报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