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国放：抵制和制裁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抵制和制裁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新京报：与国际社会对待中国的态度相对应，国人特别是年轻人对待国际社会的态度也非常不稳定，比如“抵制”家乐福事件，这当中的原因是什么？

　　沈国放：我们一些国民有时情绪一激动，对问题的深层次分析和考虑很少。比如地震捐款中说一些外企是“铁公鸡”的事件，其实很多企业都有捐款，只是数目不同。实际上中西方对待慈善的态度是不同的，他们比较低调，觉得这个是隐私，也是一个长期的事情，你一定要让他宣布捐了多少款，他觉得不理解。

　　总之，很多中国人都有强国心态，但我们只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如果心态不成熟，就会盲目高傲，看问题和处理问题都会简单化、情绪化，如果了解世界多了，心态自然就平和了，就会用一种成熟的方法来处理问题。

　　新京报：那我们应该以什么态度面对国际评论？

　　沈国放：首先要定好位，我们是一个发展中国家，综合国力远需进一步提高，不能过分夸大自己的实力，还需要谦虚谨慎地发展，谦虚谨慎地对外交往。二是要有清醒的头脑，要看到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以及意识形态差异还会长期存在下去，伴随我们发展壮大的全过程。第三要避免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我们不要看到恶意中伤的、批评的就反感，看到赞扬的就高兴，对批评和赞扬都要加以分析，批评不一定不好，赞扬后面也许会有恶意。中国公民要用宽广的心胸来面对复杂的世界，要更多了解西方人的行事规则和思维逻辑。

　　对于恶意的攻击，我们要反击，但要反击得理性到位，而不是情绪化，不能过激，不能让极端或者狭隘的民族主义来阻碍一个正确的解决问题的办法，不问青红皂白地抵制和制裁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关键是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新京报：官方可以做的是什么？

　　沈国放：现在中国官员在出访的时候不善于和媒体打交道，不善于主动向他们介绍中国，介绍自己的地区，更不愿意到国会去和议员打交道，推介中国。因为大部分官员觉得没有这个必要，或没有这个意识。政府官员必须具备善于面对媒体的素质。

　　接受现有规则然后参与制定新规则

　　新京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伊堪拜里在2008年1月的《外交》发表文章说，“目前的世界游戏规则是容易进入，而难于推翻的。因此对于中国来说，积极融入的成本会小得多”。你是否认可这一说法？

　　沈国放：应该是这样，现有游戏规则大多是西方大国制定的，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迅猛，对我们冲击很大，我们的机制还不适应，应不断地完善机制。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国际游戏规则是应该遵守的，尽管当中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地方，但是我们不可能推翻，也不可能一概拒绝，因此最好的办法是积极参与进去。

　　现在世界形势在不断变化，一些新的游戏规则在制定当中。中国必须参与其中，才有可能成为新游戏规则制定者的一方，甚至提出新的方案供国际社会讨论。最好的例子就是WTO，中国并不是全面接受它的规则，而是进行磋商、讨论，争取到了应有的权利。再比如G8、APEC、联合国的改革，现在中国都有参与，所以在参与制定游戏规则上不能韬光养晦，那样对我们的长期损害是很大的。

　　新京报：中西方到底有没有可能跨越意识形态的差异，找到合作共存的空间？

　　沈国放：意识形态是可以部分跨越的，比如反恐，尽管美方有双重标准，但总体上合作是好的。现有的经济战略对话都应尽量避免受到意识形态的负面影响。不以意识形态划线，合作就会顺利，关系就会和顺，也有别于建立和谐世界。实际上，我们现在和许多西方国家的合作面在不断扩大和深化，意识形态的干扰越来越少。

　　新京报：在意识形态差异之上，是否存在中西方都接受的普世价值？

　　沈国放：有一些价值从表面来看的确是可以跨越意识形态的，比如人权、法治、民主等。

　　但是西方人如果利用这个干涉我们内政，或者是以他们的理解去推行时，又会出现问题。所以需要沟通，需要对话。

　　我的意见是，中国要认真研究全球化背景下主权、安全、民主、人权等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在继续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政策的同时，要辩证、发展地认识什么是真正的“独立”、什么是真正的“自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