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国放：用宽广的心胸看待复杂世界

　　专访外交部原部长助理、新闻发言人沈国放

　　沈国放《世界知识》出版社总编辑、外交部原部长助理、新闻发言人

　　据新华社报道，应日本首相福田康夫邀请，国家主席胡锦涛将于7月7日至9日，出席在日本举行的八国集团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对话会议。

　　中国是否参与G8，以及以什么方式参与，近年来一直备受关注。有观察者认为，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在于中国以什么姿态与西方世界对话、相处。而这一命题，最近频频凸显在国人面前：几个月前，奥运火炬传递受阻以及西方媒体对西藏问题的不客观报道，引发了国内民众大规模抵制和抗议，对此，有人担心中国人因情感上受伤而不再“拥抱世界”，重新“闭关锁国”；此后不久，汶川地震，中国官民齐心救灾，赢得了西方媒体和政府的高度扬，中西方“蜜月期”似乎再次到来。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反差？国人该以怎样的心态，看待中西方文化冲突，以怎样的姿态，融入世界？中西方之间，是否存在普世价值？为此，本报专访外交部原部长助理沈国放先生。

　　本报记者　李静睿 北京报道

　　长期以来西方人是戴“有色眼镜”看中国的，我们改革开放只有三十年的时间，世界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全面认识中国。

　　等待世界认识中国不意味着消极被动

　　新京报：西藏拉萨事件和汶川地震只相隔几个月，为什么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态度会有这么大的差异？

　　沈国放：西方的舆论对于拉萨事件报道不客观，甚至使用一些移花接木的手段来妖魔化中国，这最主要是意识形态的问题在作怪。虽然西藏问题表面来看是关系宗教与民族，实际是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问题，但当一些西方人士以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那么不管是宗教还是民族一切都会变样，就会出现敌视的态度，就会以种种借口干涉我们的内政。同时也有一些外国媒体对于没有能够让他们第一时间进入拉萨报道有所不满。

　　新京报：为什么意识形态的鸿沟在地震时没有成为障碍？

　　沈国放：西方舆论对汶川地震的报道比较客观，起码态度是正面的。首先因为这是灾难，无法用意识形态来看待，全世界的灾难都是一样的。此外地震后中国政府的反应很快，国家领导人在第一时间去第一线，指挥抗震救灾。这个大家都是看到的，有目共睹，我们的新闻反应也很快，涌现了海量的报道，信息量极大，这样让编造或者妖魔化的余地很小，可以说几乎没有。

　　新京报：中国驻英大使在亲历伦敦火炬传递的骚乱后，曾经在英国媒体发表文章说，“世界曾等待中国融入世界，而今天中国也有耐心等待世界认识中国。”她还疑问，“我不禁要问：为什么在涉及中国的问题上，一些媒体一概而论地随意批评能够被西方公众不加思考地接受，为什么没有人质疑，这样的批评到底涉及哪些具体问题，确切情况如何？为什么一些报道，包括数字，能够在毫无事实依据的情况下连日登载在新闻里面？”世界看待中国的眼光到底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沈国放：傅莹大使的话很有道理。长期以来西方人是戴“有色眼镜”看中国的，我们改革开放只有三十年的时间，世界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全面认识中国。

　　我以前出访，发现一些西方人还是把中国看成一个神秘的国家，一些西方国家看待中国主要还是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外国公众也主要是从媒体上认识中国，再加上我们的文化输出，也就是软实力还很弱，所以我们的确应该有耐心。

　　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要被动等待，还是要用各种方式实事求是地来推介中国，并且是以外国人可以理解的语言、乐意接受的方式。这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去研究方式方法和效果，要改进我们的对外宣传。

　　新京报：这种推介应该怎样开展？

　　沈国放：我讲一个例子。我在联合国期间，一个美国人在一个宴会中大讲西藏问题，他的语言还是“你们汉人进入西藏”这种。我问他去过拉萨没有，他说没有，他只去过香港。我就说，我不想和你多纠缠，我送一套书给你。

　　后来我买了两本书，一本是西方人自己写的，是一本公认比较客观地描述西藏的书。还有一本是中国人自己出版的英文书籍，介绍西藏的历史和现状，还有一张光盘。过了一个星期，他给我打电话说，他对西藏的看法大大改变，他想自己去看一看。我说，随时欢迎。

　　新京报：前中国驻法国大使吴建民说过，我们有的时候讲道理，原则太多。外国人往往是从具体到抽象，但我们就是从抽象出发，具体的东西。你的感觉是不是也是这样？

　　沈国放：的确如此。刚才说的那个美国人，如果我只是给他一本中国出的书，他可能首先是怀疑，跟他说大道理，他也不会认可，因此工作要具体化。在中西方的政治鸿沟暂时还不能跨越的情况下，换一种沟通语言和方式是有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