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若麟：法国媒体何来对中国的深度敌意

　　作者：郑若麟

　　一本法国杂志《月刊》约我写了一篇文章：《媒体独裁》，将在五月号发表。我写了4月7日这一天作为一个在巴黎的中国人的感受：

　　4月7日是我巴黎十几年来度过的最为漫长的一天，也是最为黑暗的一天。这一天，巴黎的天空散发着一股种族主义的陈腐气味。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也属于被奥运圣火所吞噬的人之一，当然是以人权的名义……

　　当我听到记者无疆界组织的支持者们高喊“打倒中国”时，我的心碎了。对于我和千千万万中国人来说，代表着人类理想的法国，在这一刻，失去了光彩。我不由得想起了罗兰夫人的名言：“自由啊，多少罪恶是以你的名义而犯下的……”

　　罗贝尔·梅纳尔正在将记者无疆界组织改造成一种媒体无疆界独裁组织，它在封杀一切与之不同的声音。两周以来，我一直在追踪记者无疆界组织的梅纳尔，想当面质问他，你是否谴责在“3·14”事件中无辜遇难的汉、藏难民，特别是那五位花季少女？为什么“自由世界”对此不置一词？相反却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大肆使用“屠杀”、“血腥镇压”等词？

　　罗贝尔·梅纳尔成功地在自由的法国构筑了一种精神恐怖，使得所有不同意他的人都不得不选择了沉默……

　　文章发表后，很快，一位法国《解放报》的朋友给我发来了一封信。一方面他表示理解我的愤怒，另一方面他也认为记者无疆界组织的很多做法确实“过分”。法国媒体、特别是他供职的《解放报》在圣火接力前后发表的文章，特别是4月7、8日所做的恶毒攻击中国的头版封面，他也是不赞成的。他也认为这样的封面已经使报刊成为一种“宣传”而不再是信息的传递者。据当时他告诉我，如果他在报社，肯定会反对这样来攻击中国的。他说，在法国国内政治报道中，报社发现越是采取一种激烈的立场，报纸的发行量就会越大。现在报社看来是将这种策略用到对国际新闻的报道上了。

　　尽管这样，这位朋友却对“没有证据”一说很不以为然，认为我“故意”在“为中国政府辩论”，因为很简单，这与西方流行的“僧侣和平示威、军队开枪镇压”的固定观念是不符的！在这种时候，西方人就忘记了应该提供证据的恰恰是原告而非被告。这就是“政治正确性”在法国媒体和政界深入而广泛的影响的一个最佳写照。

　　一旦逾越“政治正确”的界限将会身败名裂

　　西方的“政治正确”是一道看不见的火墙，是制造传媒恐怖主义的“暴君”。它不仅规范着西方媒体自由的“度”和“界线”，而且规范着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是杂合西方中心主义遗产和冷战意识形态的敌意，是一种最为可怕的僵化和禁锢。这种禁锢正在摧毁法国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自由精神，这也是法国曾经伟大的文化今天日益趋于单一和褪色的主要原因。它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法国和西方的媒体、政客这次在西藏和奥运问题上会择边而站，选择不顾事实而强烈反对中国的原因之一。

　　“政治正确”起源于美国19世纪的一个司法概念，主要是指在司法语言中要“政治正确”，即“吻合司法规定”或“符合法律或宪法”。然而这一司法概念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却逐渐演变成为“与占压倒性优势的舆论或习俗相吻合的语言”。也就是说，在日常生活谈话中，凡不符合占压倒性优势的舆论或习俗的话，就被视为“政治不正确”。

　　大约也在这个时期，这个概念传到了法国。很快，在政界和大众传媒界，这一概念便逐渐演变成一个政治概念，即在某些领域，存在着一道看不见、但却不可逾越的红线。这条红线究竟在哪里，哪些概念是“政治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谁也说不清楚。但这条红线却成为政治领域和思想领域的一道界线。一旦越界，将会身败名裂。

　　举例说明：21日巴黎市政府授予达赖以巴黎荣誉市民称号，这对于中国人来说，明显是一个性质严重之至的挑衅。就连法国国家电视二台的新闻节目也意识到这一点。而且在市政府投票表决时，巴黎市府议员对此争论非常激烈，反对者不明白为什么巴黎要如此抬高一名类似中世纪政教一体那样的神权领袖。巴黎市政府负责文化事务的市长助理克利斯朵夫·杰拉尔就反对授予达赖“这个反动分子”以巴黎荣誉市民的称号。

　　于是，二台便播出了一则名为寻求真相、实则为达赖“正名”的报道，试图说明达赖已经不再是奴隶主，而是个“民主派人士”。耐人寻味的是二台节目主持人的一句话：“尽管这是‘政治不正确的’，但我们还是不得不追寻一下达赖喇嘛在过去和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位领导人，他主张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制度……”也就是说，达赖已经进入了政治正确的领域，他无论做什么说什么，都是———不仅仅是对的，根本就是不容怀疑的！连追寻一下他的过去和今天的政治主张，都是“政治不正确”的。

　　这篇报道对达赖流亡之前其治下的政治体制———僧侣神权加农奴制只是一笔带过，却大谈今天达赖流亡“政府”如何“民主”；对达赖政教合一的神职身份与民主政治政制根本上的不相容却只字不提。因为这是政治不正确的。相反，对同样政教合一的伊朗霍梅尼、阿富汗塔利班等政权却再三抨击。这种对同一类事物出现两种明显不同的评价标准，均因“政治正确”在起隐性作用。以此可见，这种“政治正确主义”的无形禁锢是多么的强大、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