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嫖娼教授”就不能够讨还个公道吗？

　　上访群体，好多人的感觉是衣衫不整、满面沧桑的工人或农民形象。然而，2005年秋天以来，上海的上访洪流中却多了张令人感慨万千的面孔。他，不到50岁，清瘦，戴副眼镜，一看便知是个学者。每个关心国家大事的人，立马就可认出他就是先被警方认定为“嫖娼”，接着遭到校方“双开”，后又引起媒体炒作，现在声明狼籍，赋闲在家的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前院长陆德明。

　　如果说，由于种种原因被边缘化而不得不上访的人们是弱势群体的话，那么这位学者则属于弱者中的弱者。平日，在一些党政机关的前后左右，总有上访者的身影。他们，好多人早已经做好了一旦警察来制止就甘愿被拘的准备。鉴此，有人说他们“不懂法”，甚至称为“刁民”。但是，身为经济学家的陆德明，同时也懂得上访的规矩，表现出的就是温顺和文明。不过，这一文明的上访，可害了他，等来是冷水浇头。

　　“嫖娼教授”、“教授嫖娼”……成了舆论的热点词汇之际，陆德明选择的是把自己关在家里。只要一出门，就会觉得有千千万万双毒辣的目光注释着他，并且很鄙夷。这种不见阳光的日子，他称“死亡状态”。这期间，陆德明丧失了依法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的机会。按理说，任何公民在受到行政处罚之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期限未过，就都不应算作铁案，即最后结论。可恰恰就是，复旦依据公安机关尚且带着余热的《行政处罚书》对陆德明作出了开除党籍、行政撤职和留校查看的处分，接着媒体又一轰而上，轮番炒作。

　　丧失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机会，陆德明剩下的就只好上访了。而之所以说他的上访是文明上访，还在于他没有找以前的关系，包括北京高层，而是依照《信访条例》一步一步地来。

　　从“死亡状态”醒来的陆德明，2005年10月第一步向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申诉，第二步向上海市公安局申诉。但是，两级公安采取了相通的态度，不但不改变原来的定论，而且在原来基础上“锦上添花”，尽量把它描绘成铁案。无法容忍事实与认定的巨大出入和与法律依据相悖，陆德明第三步又向上海市委、市政府信访办申诉。其实，在好多地方，人们都把信访办称“邮局”，只会转信，而无力解决问题。然而，这么个“常识”，陆德明却不知道。直到信访办的人对究竟12日还是15日搞不清，就说“不算1号，不算30号，就15号吧”和“我没有接你电话的义务，你要（指信访处理的回单）吗？不要，就撕掉”，根本惹不了公安局时，才感觉暗无天日。

　　事实上，这起轰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教授嫖娼”事件，并不难搞清，只要有关的机关和部门认真负责，而不是推诿扯皮甚至不作为，很容易。在这起事件中，至少有两点疑问：

　　第一，“嫖娼结论”与事实不符。对方女孩，陆德明是作为异性朋友接触的，根本不知道她是“小姐”。当时，陆德明见她没有工作，生活很困难，就接济了她一些。又由于自己的婚姻早已有了危机，这时有个女孩闯入，最终出现了陆德明称为“性道德错误”的错误，难道不值得理解和原谅吗？恋爱和婚姻，人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一个人，当婚姻名存实亡，就不可以对别的女子产生好感并相处？可是，杨浦分局殷行派出所的办案人员尽管没有抓到他们“现行”，且已经事隔半年多，还是认定为“嫖娼”。

　　不仅如此，就连办案人员的取证手段还违法呢！“严禁用引诱、欺骗等手段非法收集证据，用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不得作为定案处罚的依据”，应该说是每一位执法者的最起码的常识。可是，审理陆德明的这几个人，当陆德明澄清是2004年1月寒假里与那女孩有过接触，然后就再也没找过时，他们竟咬定2月，似乎与那女孩交往的不是陆德明而是他们，并且说“这不重要，无所谓。”一个学者，半辈子和学生打交道了，见那阵势一时不方寸大乱，才怪？

　　第二，处罚没有法律依据。当时尚在施行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十八条明确规定“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六个月内公安机关没有发现的，不再处罚”。也就是说，即便嫖娼了，但六个月内公安机关没有发现，而六个月后发现了，也不能处罚。陆德明，住“锦雪园”宾馆的时间，与杨浦公安《处罚决定书》的日期，整整差了六个多月。更何况，人家是不是嫖娼都有待商榷！

　　如今，复旦校园内少了一个活跃的身影，莘莘学子们听不到他的课了。《南方周末》曾经引用一名本科女生的话说，“陆德明是个好老师，很为学生着想，他上课思路清晰，思维很活跃”。我在网上搜索到的他的档案是：早在1993年陆德明就已功成名就；因对“后发展经济学”和“当代中国经济发展”颇有研究，一直享受着国务院特殊津贴（不知道现在还享受没有，否则怎么生活？）；从2001年开始便是上海市政府的决策咨询专家，还是云南省政府经济顾问，建设银行、民生银行和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等咨询专家委员；香港——上海发展联合研究所所长等；在学院内部，给本科生讲《发展经济学》，给研究生讲《当代中国经济研究》，给博士生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专题》……就在被警方和学校曝光的前几天，还就央行加息一事接受《华尔街日报》的采访，“中国用加息来减轻需求压力是正确的做法”。就是这样一位对国家和人民有重大回报的人物，在他的婚姻出现危机时，组织和社会非但没有替他分忧，反而把他个人私德的问题归结到“嫖娼”和上升到“道德败坏”。对此，无论怎么把陆德明往坏想，我都看不到这是一个天天高喊“尊重知识”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人们的明智之举。

　　目前，法律程序上，陆德明已经走完了上访道路，并且事实上上海的公安已无自己改正错误的觉悟，校方在警方不改变错误结论之前同样不会纠错。因此，我认为，惟有外力的介入，即更强大的监督介入，方能还陆德明，也还世人一个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