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乞讨文化”让他们“十人九讨”（世象）

　　为什么来西安乞讨的多是甘肃岷县人？是什么原因令他们甘愿忍受卑下甚至屈辱的生活？难道仅仅是由于贫困才促使他们选择了乞讨？为了解答这众多的疑问，记者随一家乞丐来到了他们千里之外的故乡进行深入探访。

　　全村十有八九都讨饭

　　走进虎龙村，几乎全是黄土夯筑的土屋，寒碜，贫穷，荒凉。

　　后俊文的家，四壁生尘，像是很久没有住人了。屋里呆不成，记者只好随他到父母家坐。炕烧热，后俊文的父亲拍着手上的土邀大家上炕。一张炕褥子既脏又破，连炕沿也盖不住。一盘端上桌的干馍，泛出青黄色且发出酸味，嚼来难以下咽。坐在一旁的邻居后文彦叹息着说：“村上大部分是坡地，天气又凉，收不了多少粮食，一年到头，节省着还能够吃，要是家里人多，填饱肚子就难了……”

　　虎龙村隶属小寨乡，共10个村组，其中5个组没有电，大部分组没通公路。后俊文所在的10组，337户人，人均一亩三分地，由于路的缘故，平时要进乡入城，只有在海拔近3000米的山上打来回。路不通制约了经济的发展，但最让村民苦焦的是雹灾、水灾。灾祸一来，不仅庄稼受损，就连原本蜿蜒崎岖的道路也会被冲毁。加上海拔高、气候冷、木柴少，村民们只好用干牛粪烧水、做饭和取暖。为了节省，村民们把三顿饭减成了两顿，不是菜面饭（有限的面条和青菜烩成），就是洋芋条稀粥。因为条件差，一次外地来乡上巡视的领导感叹地说，要能在这个地方坐下来都算了不起了。

　　记者发现，村子里很多人都有过要饭的经历。有的村民甚至说，“全村人十有八九都要过饭”。另一位村民说：“按照较为保守的估计，外出要过饭的村民也在60％以上。”而他们去的地方，近则兰州、西安；远则长沙、北京；再远些，连黑龙江也有人去。一说起乞讨，被采访村民要么毫无顾忌，要么便一笑置之。

　　可怕的行乞论

　　“村里太苦了，可以说就是穷山恶水。”2月19日记者与县上包村干部苟魏林谈到小寨乡的问题，他把乞讨的原因归结为贫困。但调查中记者发现，乞讨并不仅仅是因为贫穷。

　　随着外出乞讨人员的增多，小寨乡的风气也发生了变化。那些拖儿带女出门乞讨的，手里多多少少有了些钱。而没有出门的，或者说坚决不出门的，相比之下，反而成了村中较贫困的。于是，在现实面前，逐渐生成了一种较为普遍的想法：反正不在本地乞讨，外面的人又不认识我，等乞讨有了钱，就可以回家过好日子。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许多人对出去乞讨见怪不怪，可以说，几近“笑贫不笑娼”。尊严是无价的，可在一些人看来，只要手里有了钱，即使丧失了尊严，反正在外又没有人知道。

　　抱这种态度的不在少数。而这也是近3年来乞讨行为激增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岷县的自然条件差，而很多具体农活，则要女人来做，与其极艰辛地劳动而收获不大，不如妇女带着孩子外出乞讨，这样即使丢些脸面，却不费力。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很特别。在很多家长中流传着这样一种看法，即孩子在家里呆着，还不如外出乞讨，因为出去至少孩子可以见世面、开眼界，否则，一直让孩子在家里待着，以当地家庭的条件，可能一辈子也走不出大山。甚至有人认为，过早地让孩子在乞讨中体验人生，过早地学会屈辱地面对生活，其社会适应力会越好……正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小寨乡乃至县上的一些做法才遇到了无形的“抗拒”。

　　乞儿将向何处去

　　为了改善自然条件，发展经济，摆脱贫困，县上采取了很多有力的举措，其中将小寨乡部分村子外迁玉门就是一条主要的措施。可是，外迁工作开展已有3年了，效果却不如人意。“目前收容制度已被废止了，对于他们，被动遣返的可能性很小，而且由于他们主要都是妇女、儿童，根据妇女儿童保护法，既不能对他们采取强制限制措施，又不能依照一些法律规定，对其实施人身控制。”曹座城副书记认为，只有在立法上有所突破，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否则，光靠宣传是不行的。

　　其实，管理还有其他方面的难题。针对那些眼皮底下外出的乞讨村民，村干部有时想阻止，出面劝说，也往往会被村民以出门探亲或外出打工“顶”回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大量乞儿从岷县涌出，流向外面的城市。

　　应该说，贫困和自然条件恶劣是造成岷县小寨乡部分群众外出乞讨的一个原因，但深层的原因，恐怕也有好逸恶劳的因素存在。如何解决这一问题，不仅对岷县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考验，同时也给整个社会出了一个难题。

　　（摘自《华商报》）

　　《华南新闻》 (2005年09月20日 第二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