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态危机显化三大成因
■胡建国 《 人民论坛 》
需要引起思考的是：为什么是在当前，而不是这之前，社会心态出现危机？换言之，是否与中国当前所处的社会发展时期密切相关联？
近年来，社会心态危机显化，并对社会秩序稳定产生越来越明显的冲击。对此，需要引起思考的是：为什么是在当前，而不是这之前，社会心态出现危机？换言之，是否与中国当前所处的社会发展时期密切关联？
如果按这一思路思考的话，不难发现，社会心态危机的显化是当前中国进入新的发展时期的一个特征。从以往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验来看，在由发展初期向中期迈进时，往往伴随大量社会矛盾与社会问题的出现，社会心态危机随之显化。当前，中国所处的正是这样的时期。就中国而言，这一时期引发社会心态危机的机制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在客观方面，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有增长，无发展”引发公众对经济增长的合法性置疑，进而导致社会心态危机出现。
一般来看，在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初期阶段，由于贫穷与落后，主要任务发展经济，这使得经济发展优先于社会发展，所以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在这一阶段有其客观性与合理性。但是，进入发展中期阶段以后，随着生产力落后状况得到显著改善，人们温饱问题解决，对物质生活以外的精神文化需求和全面发展的需求越来越迫切。于是，加大社会发展比重，使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成为进入发展中期阶段的主要任务。
从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以及拉美许多国家的发展道路来看，一个共同的特征都是在发展的初期，为了摆脱经济落后的状态，将经济建设置于重中之重，这使得这些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建设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同时也导致了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增长的局面。例如，人们工资增长低于经济发展，社会保障福利供给滞后于人们需求，社会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加剧。然而，随着由发展初期向中期迈进，一些国家或地区及时调整经济社会发展关系，适时加大社会发展比重。由于政策把握得当，这些国家顺利闯关，成功迈向现代化的更高阶段。但是，也有一些国家没有协调好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出现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的脱节，发展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
就当前中国而言，在过去三十余年间，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是基本发展特征。从经济建设诸项指标来看，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9万亿元，居世界第二。但是从社会发展指标来看，我们还处于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尤其是近年来由于公共物品的市场化，使得住房、教育、医疗等于民生需求呈现恶化的态势 。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增长与民生需求满足二者之间日益呈现出“有增长，无发展”特征，例如依靠高房价拉动的GDP增长，使面临住房民生困扰的公众越来越形成“经济增长与我无关”的心理感受，从而对经济增长的合法性产生置疑。与此同时，加之社会分化的加剧，资源与机会的配置越来越封闭，这使得社会冲突显现和社会心态危机显化。
从主观上看，近年来相当部分公众从发展中受益的程度开始出现下降，导致对社会问题的心理承受呈现下降的趋势。
社会问题是否会引发公众心态危机，公众对社会问题的心理承受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需要强调的是，改革与发展必然会导致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是改革与发展也带给人们更多的资源与机会，从而改变自身的命运。所以，只要从改革与发展中受益的程度大于出现的社会问题，公众对社会问题就具有较高的心理承受。
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公众从改革与发展中受益是绝对需要肯定的。人们的生活有了显著的改善，大多数人获得了向上流动的资源与机会。但是，近年来在经济保持快速增长的同时，公众从发展中受益的程度却开始出现下降了。一方面，人们的收入的增长滞后于经济增长速度，但是民生的支出压力却越来越大，幸福感受开始下降。另一方面，社会流动的资源与机会开始出现了集中的趋势，“富二代”与“穷二代”的出现，表明社会流动空间出现闭合趋势，相当部分公众失去了向上流动的空间，典型的就是在过去十年中社会底层的规模不是缩小了反而扩大了。这表明，越来越多的人没能继续从发展中受益，反而是利益受到了损害。
在这样的背景下，公众对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的心理承受能力必然受到削弱，抱怨与不满开始显化，社会心态危机成为了现实。与此同时，随着社会分化的加剧，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强化。劳资矛盾、房地产商与公众之间的利益冲突、地方政府中的官民矛盾成为引人关注的社会现象，社会心态危机多数时候会表现为“仇富仇官”心态。非常典型的就是近年全国发生多起所谓宝马车、奥迪车撞人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原本普通的交通事故为什么会引发群体性事件？原因就是撞人的是宝马车和奥迪车，在公众的心目中，宝马车是财富的象征，奥迪车是权力的化身，而行人肯定是普通老百姓。因此，宝马车、奥迪车撞人便被赋意为财富阶层和权力阶层对普通老百姓的侵犯，加之在同情弱者的心态驱使下，那些心怀抱怨与不满的公众便会自动的参与到这种“非直接利益”的群体性事件中去，而并非“受少数不法分子挑唆”。
当然，就当前来看，“仇富仇官”现象，并不是阶层与阶层间的冲突与对抗。在许多公众心目中，对那些依靠自己的智慧和拼搏，勤劳致富的人，多是佩服；同样对那些公正无私、清廉执政干部，多为拥戴。当前的“仇富仇官”心态，更多折射的是公众对富而不公、贪污受贿的憎恨，尤其是有些底层公众，联系自身的利益受损处境，这种心态会更强烈。
从政策调整上看，面对当前已经发展变化了的形势，我们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明显滞后，相关政策调整不及时，使得社会问题与社会心态危机没有得到及时化解。
抓住主要矛盾，确立主要任务，是我们党革命与执政的基本逻辑。改革开放之初，面对贫穷与落后的国情，我们党重新确立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要矛盾，由此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三十余年来，经济建设成就斐然，极大地改变了贫穷与落后的面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
但是，三十余年过去了，我们在取得经济建设巨大成就的同时，社会问题却层出不穷，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问题日益突出，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与此同时，社会利益冲突不断显现，社会心态出现危机。这些新的问题是生产落后不能满足人民群众需要的矛盾所导致的吗？显然这样的解释是不能让人信服的，也是不利于社会问题治理和社会心态危机化解的。
事实上，我们必须得面对这样一个现实，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绝不是静态的阶段，而是从贫穷落后不断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动态进程。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呈现出从发展初期到中期，再到现代化基本实现的若干个不同发展时期。这些不同发展时期串联起来，就是中国实现由贫穷落后逐步迈向现代化的总体进程。因此，在这样的动态过程中，我们必须与时俱进，把握住各个发展时期阶段性变化的特征，抓住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的变化，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当前，我们面临的社会主要矛盾不仅仅只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发展性矛盾，同时也包括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社会建设滞后于经济建设的结构性矛盾，但是由于对矛盾判断的滞后，导致相关政策不及时。例如收入分配政策调整不及时，没有有效地抑制贫富差距的扩大。民生政策调整不到位，导致公众面临巨大的民生压力，社会福利保障政策调整不全面，导致相当部分公众并没有实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由此引发人们的抱怨与不满，当这种抱怨与不满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必然引发社会心态危机。
总之，社会心态危机的显化，折射的是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的显现，这是当前中国所处发展时期的特征，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超过合理的度的必然结果。对此，需要准确抓住社会主要矛盾，调整经济社会发展关系，加大社会发展比重，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是化解社会矛盾和治理社会心态危机的根本之道。
(作者为北京工业大学副教授)
“非理性狂欢”的真正根源
■赵万里 《 人民论坛 》
或一次王朝更迭之后才需要，社会的每一次变迁都意味着旧文化的解体与新事物的出现，意味着对新环境的适应，需要留下抚慰伤痛的时间和恢复力量的空间
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当代中国人最典型的行为特点，或许“急躁易怒”比较恰当。有一篇题为“中国人为什么丧失了慢的能力”的网文，曾列举了种种“不耐烦”现象：上网，经常狂点“刷新”；跟帖，要抢“沙发”；寄信，一定得特快专递；拍照，最好是立等可取；坐车，首选高速公路、高速铁路、飞机，而且最好是直达；做事，当然要名利双收；创业，最好能一夜暴富；结婚，必须有现房现车。一旦遇挫，就会表现出愤怒甚至“抓狂”。而宣泄这种愤怒情绪的最常见方式就是骂人，所谓一触即骂，从低俗直白的骂骂咧咧，到含沙射影的伤时骂世，全没了那种小心翼翼地进行印象管理的“小资”形象。
负面心态根源于急剧而持续的社会变迁
许多学者认为，“骂人文化”盛行反映了一种社会负面情绪，而这种负面情绪源于利益分配不公和贫富差别扩大。这当然有道理。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社会结构特别是利益结构得到重新调整，社会分层呈现出两极分化的趋势。效率优先的发展模式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再分配制度的改革滞后使得共同富裕的合理预期未能实现。那些承担了较多改革代价的个人和群体，或某些劣势积累的“不赶趟儿”者，就会产生相对剥夺的失落感。虽然绝对生活水平也在逐步提高，但相比那些财富增长更快的参照群体，特别是依靠灰色收入或非法手段一夜致富的群体，难免产生强烈的心理不平衡。加之诸如就不了业、买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学等生活境遇问题，遂使负面情绪日积月累，一遇导火索，便会酿成群体性事件。因此，社会管理改革应该从抑制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入手，让每一位社会成员都能分享到改革发展的成果。
上述观点虽然不谬，但不免有些就事论事，最多只能解释部分社会负面情绪的来源。古今中外的大量事实表明，利益均沾即使可以实现，也是一把双刃剑，利益分配的相对公平并不能消除社会负面情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状况不断改善，国内生产总值连续4年以两位数增长，人们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民主法制建设也在持续进行，公共参与机制逐步建立，意见表达渠道越来越多样化；一切似乎都在有条不紊地发展着。但与此同时，各种不满情绪却不断滋生，而且似乎越来越不满意。为什么每个人都烦躁易怒，为什么有钱人也不快乐，为什么有权者会战战兢兢，为什么会有“人人开骂”的现象？尤其是，为什么很多人“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显然，这并非某个制度的设计出了问题，而是一种时代的焦虑症。这种焦虑症产生的真正根源在于急剧而持续的社会变迁。
“全球化”和“技术化”让我们高度不确定
美国社会学家奥格本(W.F.Ogburn)曾在其著作《社会变迁》(1922)中，提出了一个叫做“文化堕距”(culture lag)的概念。这个概念意指，在社会变迁过程中，非物质文化总是滞后于物质文化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快于观念和制度的变革，因而我们总是生活在不适应状态之中。我们这个时代大概和美国人一百年前所处的时代有几许相似之处，至少社会改良和科技进步都是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许多人喜欢用“全球化”和“技术化”来概括当代人面临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其中全球化反映了这样一种广泛认识，即在经济力量和技术力量的推动下，世界正在被塑造成一个共同分享的社会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一个地区的发展能够对另一个地方的个人或社群的生活机会产生深远的影响。而技术化则意味着以信息技术为中心的技术革命，正在加速重构社会的物质基础。
由于全球化，我们一直处于现代化的紧迫之中，使得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张力被放大。我们紧盯并庆幸于GDP造就的高速增长，我们担心落后就要挨打，我们在乎世界民族之林中的大国形象和话语权。强大的外部压力转变成内部改革的动力，我们等不及检视一次改革的成败就启动另一次改革。改革成就了我们的经济奇迹，也造就了一种深入骨髓的改革心结。各种新奇的洋观念和洋制度被引入，一些久远的旧价值和旧文化借改革话语而复兴。我们追求持续不断的除旧迎新，不惜朝令夕改。我们无法停下来反思，哪些是真正需要的改革，哪些只是为改革而改革。中国正在成为一块巨大的试验田，在播种越来越多的希望的同时，也收获越来越多的失望。我们拿自己的落后对比美国的先进，我们因为欧洲的优点而发现自己的缺点。日本是发达国家，韩国已经崛起，周边的“小龙”们都在跃跃欲试，我们压力无限，需要“只争朝夕”。
与此同时，科技进步不断裹挟着我们走进全新的世界。许多新技术，我们来不及惊诧就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来不及消化就被更新的技术所替代。正如《美国国家知识评估大纲》指出的：“近几年来，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世界运行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长途电信价格下降，计算机的普及，全球网络的出现，以及生物技术、材料科学和电子工程等领域的发展，创造出十年前根本不可想象的新产品、新服务系统、新兴行业和新的就业机会，这就是当今人们称之为的知识革命。”我们刚刚习惯在家里装固定电话，手机和互联网已经呈普及之势；我们的现代工业体系尚未完善，知识经济的浪潮又席卷而来。我们一边发展公共交通，一边应对私家车的“车满为患”。信用卡替代了现金，多媒体替代了板书，视频聊天替代了面对面交流。每个普通人的每一天生活，都有大量的“高科技”相陪伴。我们在各种大型技术系统——工厂、银行、交通、商场、医院、学校等——之间来回奔波，陷入各种“被便利”的不自主状态。
和谐社会建设同时需要丰裕的物质生活和优雅的生活情调
快速而持续的社会变迁让我们面对社会、经济、政治的高度不确定性，使我们的生活失去了从容和安全感。我们担心落伍，担心被竞争者超越，担心社会不公平，担心被抛到社会的主流之外，因而烦躁不安。所谓社会负面情绪，正是这种风险社会心态的集体表达，是人们丧失“本体安全”感的结果而不是原因。很多时候，社会负面情绪并无明确的指向，而仅仅是以“非理性狂欢”呈现出来的一种无意识宣泄。尽管我们知道无法让社会变迁暂停，改革的车轮还要继续向前，但人非机器，我们需要喘息，需要调适，需要享受改革的成果也需要消化改革的阵痛。著名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Thomas S. Kuhn)已经令人信服地指出，历史上的科学进步并不是连续的，而是以短暂的科学革命与更长时期的常规科学的相互交织构成的。“休养生息”并非只有在一场战争或一次王朝更迭之后才需要，社会的每一次变迁都意味着旧文化的解体与新事物的出现，意味着对新环境的适应，需要留下抚慰伤痛的时间和恢复力量的空间。套用一句电影台词，我们需要“让子弹飞一会儿”。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不仅需要进行社会分配制度的改革，也需要对效率优先的价值进行反思；不仅需要重建公平的再分配机制，更需要塑造正义的道德伦理。民生问题需要靠进一步发展来解决，而民意的凝聚则需要以人为本的改革步调。无论如何，和谐社会建设同时需要丰裕的物质生活和优雅的生活情调，鱼与熊掌要兼得。这才是考验管理者智慧的地方。正如英国思想家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所说，进步的艺术在于在变化中维持秩序和在秩序中保持变化。或如笔者在拙作《中国社会管理引论》(1995)中所说：“社会平衡就像一个跷跷板，政府的社会管理就是这个板两端的显在砝码。”
(作者为南开大学社会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