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毅：人生中的第一次斗争
《环球》杂志记者/焦东雨 驻巴黎记者/彭梦瑶
“刚到法国，觉得是到了天国一样，社会秩序安定，城市清洁繁荣，对法国文明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是，实际生活打破了我的这种迷信”
“现时国库奇绌，在法学生之无钱无工者，惟有将其分别遣送回国，责成公使馆办理。”
1921年2月下旬，巴黎，北洋政府驻法公使陈在学生的责难之下给当局拍发的电报终于等回了复电。但勤工俭学学生的困境依然没有改变。
2月28日，中国勤工俭学生再次来到公使馆。蔡和森、陈毅等11名学生代表进馆与陈谈判，其余学生在附近公园等候。
从早晨到下午近两点钟，谈判无果。
代表们请公使去公园面见学生。没想到，到了公园，陈一开口就大倒苦水。这一举动惹怒了众人，几十人围上去将其猛踢一顿，直到法国警察赶来才得以收场。
陈毅等500多名赴法学生所参与的“二·二八”运动，轰动了巴黎，成为留法勤工俭学史上一次著名的斗争。
而1919年至1921年两年的赴法经历，则成了陈毅整个人生中的第一次斗争。
风风光光出城
1919年6月1日，成都牛王庙罗家院子的几间草房里，租住在那的陈毅一家天没亮就起床了。平时不怎么碰家务活的陈毅和哥哥陈孟熙一起扫地、挑水、抱柴、生火，里里外外忙了一个遍。
那一天很特别，是母亲的生日，当天，陈毅兄弟俩也要踏上赴法留学的远途。彼时，陈毅不过18岁。
陈毅出生于耕读世家，自小功课就好，善写文章，关心时事。然而辛亥革命后，国内军阀混战，陈家的生活开始日见拮据。最终，1917年一个大雪纷飞的日子，因交不起学费，陈毅告别了成都省立甲等工业职业学校。
未来的出路在哪？他甚至想过去当兵。
当时，成都街头招聘、招生等各种启事、广告繁多。其中，“免费、学工、留洋”几个字吸引了陈毅，这是一则中国留法勤工俭学会成都分会留法预备学校的招生启事。陈毅兄弟报名参加了考试，双双考中。
“他当时选择留洋，是满怀着向往和憧憬，希望能探寻到使国家强盛的道路，同时也找到个人生活的出路。”陈毅长子，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陈昊苏告诉《环球》杂志。
1918年3月成都留法预备学校开学，1919年年初举行选拔考试，前30名可官费赴法，陈毅兄弟再次双双考中。
留洋这件事轰动了整个成都，在夹道欢送和鞭炮声中，来自成都留法预备学校的学生坐着竹轿，风风光光地出了城。
生死赴法路
然而，等待他们的未知前程，丝毫谈不上风光，甚至不乏生命危险。
留学生们从成都转至重庆，然后乘轮船沿长江而下，于1919年6月27日抵达上海。此时，“五四运动”已爆发一个多月了，到了上海，陈毅才听闻席卷全国的罢工罢课、拒签《凡尔赛合约》等消息，他也读到了大量的《新青年》杂志，初步领受了“科学与民主”。
一个半月后的8月14日，陈毅等人终于登上了开赴法国的轮船。历时近两个月的苦旅正式开启。
他们乘坐的“麦浪号”改自货船，正经用途乃是法国政府用来运载瑞士、意大利和德国战俘的，另外还有一些在上海法租界当巡捕的安南(越南)兵。陈毅他们被安置在船尾的四等舱，留学生与德国俘虏住在一起。
船舱唯一的光线来自几个圆形的小舷窗，头顶上则是装载牲口的货舱，舱内又暗又臭。四等舱的伙食均为战俘标准：粗硬的面包，怪味豆汤，膻味奇重的烧牛肉，日日如此。而早餐则充斥着浓重的咖啡焦糊味，饼干是生了虫子的仓库陈货。
饮食差，加上风浪大导致船身颠簸得很厉害，很多人呕吐起来。腥膻味弥漫了整个船舱，致使更多人吐了起来。陈毅也未能幸免，后来干脆病倒了，四肢乏力、站立不稳，上厕所都得有人扶着。
一天，隔壁船舱的安南兵死了一个，夜色中被偷偷抛尸大海。有同学哭了起来：“巴黎就是天堂，也不去了。”
等船进入孟加拉湾，暑热难当，情况更为危机，很多人出了毒疮、水肿。陈毅又染上了脚气病，脚背和小腿都肿了起来，并逐步发展到大腿、腹部。
尽管如此，陈毅还不忘安慰病中的同乡，“前面就是苏伊士运河了，过了苏伊士，进入地中海，天气变凉，我们的病就没啥可怕了。”
“天堂”里的劳工
1919年10月10日，“麦浪号”抵达法国马赛，陈毅被背下了船，和其他几个生病的同学一起被送去了军队医院。
去医院的途中，马赛市看起来市容整洁、车水马龙、路人精神饱满。
“刚到法国，觉得是到了天国一样，社会秩序安定，城市清洁繁荣，对法国文明佩服得五体投地……”1963年8月20日，陈毅曾对陈昊苏回忆，“但是，实际生活打破了我的这种迷信。”
在军队医院住了一个星期后，陈毅等人被转移到了殖民地医院，这里由于华工多，也被称为华工医院。在那里，吃黑面包，喝凉水，医疗条件极为恶劣，两个月后陈毅才得以康复。他们“深切地感受到了中国的孱弱，中国人在海外不受重视。”陈昊苏说。
而这期间，华工们还告诉陈毅，他们在法国根本没有基本的人权和生活保障，干最苦、最危险的活，拿最低的报酬，稍有反抗，还会遭受到当局的野蛮刑罚。而法国的普通工人家庭同样遭受着倾轧，这个国家同样存在着男盗女娼。
出了医院，乘车来到华美的巴黎，陈毅等人住进了华侨协会的地下室。尽管那里昏暗潮湿、拥挤不堪，但没能减损年轻人的兴奋之情。1920年新年之际，他们畅游了巴黎，访问了巴黎圣母院，登上了埃菲尔铁塔。
很快，陈毅和兄长被安排去了距离巴黎百公里之遥的蒙塔日公立中学补习法语。对此陈毅极为珍惜，逮着机会就找法国人聊天练口语。这期间他还从中译本读起，阅读了大量的法国文学名著。
在中国学生合租的校外的房子里，课余时间有人针砭时弊、也有人无聊八卦，但别人再怎么吵闹，陈毅也能静心读书。
在蒙塔日中学，陈毅还结识了随后到来的蔡和森，两人成了好朋友。与蔡和森的交往也使陈毅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
专事法语学习、课余讨论国是的日子持续了三个月后，勤工俭学的学生们终于得到了工作。
陈毅等人兴冲冲地去了巴黎近郊施耐德公司下属的工厂。但岗位是全厂最低级的杂工，甚至连工人都可以对他们呼来喝去，装卸、搬运、清理，什么脏什么累就干什么。工资一天十法郎。
为这十法郎，陈毅每天累得腰酸腿疼，一下班就一头钻进出租房，把自己丢到床铺上。
“几天以后，就感到难以忍受……当了工人，听人使唤……不甘心长此下去，决心还是要搞一点积蓄再去读书。”1956年8月20日，陈毅对陈昊苏回忆早年经历时的谈话，或许更贴近他当时的心境。
1921年7月10日，陈毅曾以《我两年来旅法的痛苦》为题对工厂做工时的心情予以了描述：“我学无根底，又无求学经费……我受的痛苦，就是不能求学的痛苦……工余之暇，便煮饭吃，与洗缝等事，至少要费三句钟(小时)。一天又作八句钟的工，及入厂归店一句钟，一天差不多作了十二句钟的工了。除睡眠而外，余下只有两句钟，再治休息整理通信诸事，二句钟当然算了。所以工余求学，是梦想了。”
陈昊苏对《环球》杂志说，陈毅当时“满怀着幻想，到了国外要上学，读个学位，以后也好找工作”，但陈毅自己也说，“两年时间也没上什么学，实际上就是个工人”。
“因为感受到了无产阶级的痛苦，不少人自己组织起来学习马克思主义。”陈毅也曾对陈昊苏回忆，“我们这个地区鼓吹马克思主义最力者是蔡和森。我们在一起讨论问题，我很赞成他的主张，并开始读了《共产党宣言》。”
1920年的五一劳动节，陈毅和同学们甚至加入了法国工人的罢工游行队伍。
失败的造反
到工厂三个月后，陈毅被提为技术工，工资也增加了，没有什么额外的负担，开始有了点积蓄。然而好景不长。一战后法国经济萧条，导致很多工厂大量裁员，外国工人首当其冲。有的留法学生遭到解雇，有的在化工厂中毒身亡，也有人堕落丧乱。那时，已经当上了钳工，工资提高到每天18法郎，依然怀着博士梦的陈毅，也因勤工俭学群体的遭遇而备受打击。
恰恰此时，陈毅父亲又写来一封家书，告诉他妹妹要出嫁，让他寄点钱回去给妹妹办嫁妆。陈毅原本攒下来准备读大学的积蓄，转眼又没了。
没钱寸步难行。为了生存，1920年冬，陈毅加入了蔡和森等组织的勤工俭学青年互助团体“工学世界社”。该组织实际上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武器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预备组织，当时的具体奋斗目标就是推动北洋政府对勤工俭学学生的窘境予以解决。
1921年1月2日，时任北大校长蔡元培抵达巴黎，却对勤工俭学群体的困境无能无力，只好躲着学生们。陈毅曾三次登门，还给蔡元培留了封信，均无果而终。随后便发生了留法勤工俭学史上的“二·二八”运动。
“二·二八”运动后，为解决勤工俭学问题，中法当局经过交涉成立了“留法青年监护处”，双方各自拨付了一些经费，给不少同学安排了工作或学校。陈毅去了巴黎圣·日耳曼中学读书。
后来法国政府效法美国用“庚子赔款”办清华大学的模式，筹办了里昂中法大学。该校计划1921年9月份开学，然而学生们却不是这些已经在法的勤工俭学学生，因为国内重新招收的几百名学生已经启程赴法。
在法留学生再次组织起来，发起了“争回里大”运动。在新招收学生即将于9月24日入校的消息传来之后，学生们紧急决定于24日当晚行动，进驻里大。蔡和森、陈毅等30余人作为前期代表开赴里昂，最终，从各地赶到的学生汇集在一起，人数过百。
学生进驻里大之后，校方很快通知了法国警察。学生们被困在校园之内，与外界的联络被切断，随后更是被警方骗走了居住证。
意识到形势不妙之后，陈毅立刻牵头起草制作了一批传单。25日下午，6辆卡车运来了二三百名警察，迅速将学生们押离了学校。
卡车经过里昂市区时，陈毅等人将制作好的传单从车厢缝隙里塞了出去。里昂《进步报》就曾根据传单内容对此事做过报道。
一百多名学生被关押进了一个军营，期间学生们还于10月10日-12日进行了为期3天的绝食斗争。13日下午，他们被押上了遣返的归程，罪名是“布尔什维克罪”。
“这是一次失败了的青年人的造反运动。”对于“进驻里大”一事，陈昊苏如此评价。
1921年10月14日，押送学生们的“波尔特加”号从马赛启程，于同年11月23日抵达上海。至此，陈毅结束了他的两年旅法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