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不平静的东洋之旅
《环球》杂志记者/刘娟娟 驻东京记者/王小鹏
很多年后，章士钊回忆他和李大钊的友谊时写道：“盖守常乃一刚毅木讷人也，其生平才不如识，识不如德……”这是对一个人相当高的评价
“钊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乃赴天津投考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卒业后我仍感学识之不足，乃承友朋之助，赴日本东京留学，入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1927年4月，李大钊曾在他的《狱中自述》里写下这样一段“自白”。
1913年冬，24岁的李大钊登上了开往日本的轮船。
后来，他在《警告全国父老书》中描述了在船上对甲午战争的感悟：“过黄海，望三韩故墟，追寻甲午复师之陈迹，渺不可睹。但闻怒潮哀咽，海水东流，若有殉国亡灵凄凄埋恨于其间者。”
如今，早稻田大学仍保留着李大钊当年的学籍卡和学费卡。学籍卡上记载着李大钊“光绪十七年十月六日”出生、所学学科为“政学”、退学事由为“长期欠席除名”……
《李大钊传》中记载，在日本被退学的原因是他“不平静的学习生活”。
在东京，学英语
赴日留学前，1907年9月至1913年夏，李大钊曾在天津的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学习了6年。
北京行政学院教授、北京李大钊学社社长侯且岸告诉《环球》杂志，当时的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相当于现在的中国政法大学，由袁世凯创办，是专门培养法政人才的高等学堂。
但当时中国与法律相关的政治、经济等学科教育发展尚不健全，6年的单一法律学习并不能满足李大钊，要想更深入地学习新思想，必须得到国外去。
于是，李大钊在进步党人孙洪伊、汤化龙的支持下，为了“深研政理”远赴日本早稻田大学。
1914年1月李大钊抵达东京后，距早稻田大学开学还有好几个月。这段时间，他一直住在位于东京牛込区下户冢町520号的早稻田大学基督教青年会。这座三层的小楼是留学早大的中国学生经常聚集的地方。
虽然李大钊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时期曾学过日语和英语，但是初到日本，语言还是存在一定的障碍，他自己觉得还有待提高。于是他就找了青年会一个名叫瓦卡·阿瑟·鲁宾逊的美国人学习英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大钊生平史料编年》的作者张静如介绍，为了练习英语写作，李大钊还用英语写过一篇《我的自传》，被这位美国教师精心保存了下来。
“I was born on the sea shore from Pei Tai Ho about one hundred miles，in 1890.”(1890年，我出生在离北戴河大约百里的海滨。)《我的自传》的开头，李大钊如此写道。
“其实李大钊不仅自己勤学英语，还辅导资助他留学的汤化龙的儿子汤佩松学习英语。”张静如告诉《环球》，在李大钊到达日本后不久，汤化龙的妻子带着女儿和未满11岁的汤佩松来到东京。李大钊为汤佩松找了一位青年会的干事作英语老师，并约定每个星期六的下午汤佩松到青年会学习两个小时，然后向李大钊汇报一个星期的学习情况。
后来成为著名植物生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的汤佩松在回忆中说，李大钊检查他的功课，由开始的“并没有过高的要求”逐渐变得“越来越严厉”，“每周六的学习汇报，竟成了我身上的一种不胜重负的压力。”
被李大钊痛斥致哭过一次后，汤佩松决定不再向他汇报学习情况，周六上完课后跑去看电影了。可当又一个星期六来临的时候，汤佩松被李大钊堵在了门口。尽管这次李大钊没有痛斥汤佩松，而是语气平和地教导他。但是年少的汤佩松上完课后还是没敢敲开李大钊的门，静悄悄地溜走了。
当年相遇即相知
初到日本住在青年会时，李大钊有幸见到了他仰慕已久的著名学者、报人章士钊。
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章士钊逃往日本，于1914年5月出版了《甲寅》月刊。李大钊在国内时就十分爱读章士钊创办的《独立周报》。当他在日本见到《甲寅》即将出版的广告后，随即做了一篇题为《风俗》的文章，又写了一封信给章士钊。
据张静如介绍，章士钊在来稿中读到署名“李守常”的《风俗》一文，“惊其温文醇懿，神似欧公”，便立即询问朋友中有谁认识这位“李守常”。因为这是李大钊第一次署这个名字，没有人知道是谁。于是，章士钊按照来稿的地址给李大钊回了封信，约他前来会面。第二天，李大钊按信赴约，两人14年的友谊从此开始。
很多年后，章士钊回忆他和李大钊的友谊时写道：“盖守常乃一刚毅木讷人也，其生平才不如识，识不如德……”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朱志敏在他的《李大钊传》中，这样评价章士钊这段话：“章士钊并不是说李大钊才识短浅，而是说他的见识比才学要高，而他的品德又比见识更高。这是从传统儒家的价值观出发，对一个人做出的相当高的评价。”
除章士钊外，李大钊在日本与陈独秀、高一涵、霍例白等人也相交甚厚。
1916年1月，霍例白曾在李大钊回国前赠诗一首：“当年相遇即相知，掌谈心恨见迟。今夕离别却无语，独吟风雨一楼诗。”
李大钊回国后的第二天就用明信片回诗一首：“一轮舟共一轮月，万里人怀万里愁。正是黯然回首处，春申江上独登楼。”
留学并不是为了拿学位
1914年9月8日，李大钊进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本科一年级。根据早稻田大学的规定，新生入学应先读预科，预科期满通过考试才能读本科。而李大钊因为具有在北洋法政专门学校的6年基础，被允许直接进入本科。
然而1916年2月2日，李大钊被退学，事由为“长期欠席除名”。
李大钊被退学的原因是他“不平静的学习生活”。
1915年1月18日，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2月11日下午，3000多名中国留学生在青年会召开大会，成立了中国留日学生总会。李大钊被推举为文牍干事，撰写了《警告全国父老书》。
《李大钊传》记载，这篇文章饱含民族主义感情，准确分析了有关历史与事实，有着极为强烈的感染力和号召力。
住在青年会时，李大钊曾去参观过靖国神社内的“游就馆”，看到很多从中国掠夺去的战利品陈列其中。
《警告全国父老书》中他就此写道：“鼎彝迁于异域，铜驼泣于海隅，睹物伤怀，徘徊不忍去。盖是馆者，人以纪其功，我以铭其耻；人以壮其气，我以痛其心。惟有背人咽泪，面壁吞声而已。”
张静如说，这些掠夺品在日本人看来，是国家的荣誉和骄傲，而在李大钊看来，则是一种耻辱。
1915年7月，在李大钊为反对“二十一条”而编印了《国耻纪念录》、撰写了《国民之薪胆》之后不久，他不得不接受校方规定的十一门课程考试。根据成绩单记载，他的各科平均分为66.90分，名次在106人中排第40，成绩丙等。
“其实李大钊是有选择地学习。”侯且岸分析说，他感兴趣的古典经济学原著研究、国家学原理等，分数就很高；而民法要论和刑法要论，他在北洋法政学校的时候就已经学习过了，在早稻田就没有认真学，分数就很低。“李大钊去留学并不是为了拿学位，而是真正想学对自己有用的东西。”
就在李大钊完成学年考试，准备稍事休息后开始新学年之时，国内涌现起恢复帝制的喧嚣之声。经过几个月的铺垫，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正式接受推戴，并于次日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
这段时间，李大钊积极投身于反袁斗争中。1916年1月底，李大钊由日本横滨乘船回到上海，为支持讨伐袁世凯的云南“护国军”，他奔走呼吁，筹募军饷。在上海停留两个星期后，李大钊匆匆赶回东京。
然而，一个坏消息正等待着李大钊：因为他一段时间里很少去课堂上课，早稻田大学于2月2日以“长期欠席”为由，将他除名。
也就是在这段时期，中国留日学生总会组织机构正式建立起来。李大钊被推举为文事委员会的编辑主任，主编留日学生总会的机关刊物《民彝》杂志。他在这一时期的一篇重要论文《民彝与政治》就刊登在《民彝》杂志的创刊号上。
“一声炮响”之前的思想基础
张静如和侯且岸都表示，在早稻田大学的众多教师中，对李大钊影响最大的就是安部矶雄。
安部矶雄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兼具社会主义、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多种思想。他在早稻田大学用社会主义观点讲授经济学，注重从精神方面理解社会主义，主张“以人类爱为中心，使宗教与社会主义在我的心中浑然融合一体”。
张静如说，李大钊听过安部矶雄的选修课“都市问题”，还经常到他的住处去请教。安部矶雄对社会的关注和多元化思想对李大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除安部矶雄外，李大钊在思想上还深受河上肇的影响。河上肇是日本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哲学家。李大钊在课外经常阅读河上肇的著作。
“但李大钊在日本时期读的河上肇的著作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张静如解释说，河上肇1919年才开始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那个时候，李大钊已经回国了。
而李大钊于1919年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引文，是先由河上肇翻译成日文，再由其他译者翻译成中文，最后被李大钊引用的。同时，李大钊的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也是参照河上肇的。
“在日本留学的这段时间是李大钊思想产生巨变的一个时期。”侯且岸说，他在日本感受了多元化的思想氛围，而在当时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这样的巨变是不可能产生的。
“正是在日本接触了多元化的思想，为李大钊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之后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打下了基础。”张静如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