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错乱综合征”该治治了
“二元错乱综合征”该治治了
文/邹东涛 《 人民论坛 》(2011年第6期)
近半个多世纪以来，西方某些政客、政客式学者和记者，对独立自主的中国犯了某种“二元错乱综合征”。比如，在毛泽东时代，一方面把毛泽东描述为世界恶魔而赌咒；另一方面，又以能见到毛泽东为荣耀，当得到毛泽东接见的时候，就好像学生拜访恩师一样谦恭有礼。近30多年来，一方面，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不得不承认和赞扬；另一方面，又总是把中国的制度看做是世界上最坏的制度而指责和谩骂。只要中国一天不照搬和实行西方的制度，就一直要骂下去。这就出现了严重的逻辑紊乱：一个世界最坏的制度创造了世界上最辉煌的发展成就。国人中也有中国版的“二元错乱综合征”者：一方面承认和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巨大实惠，一方面骂着造就改革开放成功的制度，恨不得马上就把西方制度全盘移植到中国来。
近几年来，世界和中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大大冲击了“二元错乱综合征”。 成功开展汶川大地震的抗震救灾工作，成功地平息了西藏骚乱，成功举办了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上海世博会，成功应对金融危机……这一系列“成功”震惊了世界，纷纷以全新的角度审视中国：中国为什么能够经济持续高增长30余年？中国为什么在世界金融危机中稳如泰山？中国为什么能够成为美国的最大债权国？于是“中国模式”又在全球叫响。而这次叫响“中国模式”与20世纪末“叫响”不同的是，越来越多的人赞扬、肯定。世界上的许多有识之士对中国作了大量深刻的、肯定的分析，开始从制度上探索中国成功的原因，力图发现中国的“制度优势”。
不少人说，中国的制度优势是“集中力量高效办大事”。但“集中力量高效办大事”只是制度优势的结果，而不是制度优势本身。
社会心理学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也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国民心理往往是离散的。这客观上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在前面引导，这对国民的团结奋斗具有心理上的强化和凝聚作用。
中国半个多世纪以来，历史地形成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中国统一和稳定的坚强政治力量。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尤其改革开放30多年来，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国内情况错综复杂，如果不是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统一、稳定、发展是不可思议的。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已经被中国历史所证明，也被越来越多的西方人认可。我们要理直气壮地坚持和宣传中国的制度优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我们自己的一些人对此却“理直气不壮”、甚至“理不直气也不壮”，往往羞羞答答，躲躲闪闪，说一大堆不痛不痒、模棱两可的话。这大可不必。我们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宣称：“中国共产党是能够集中力量高效办大事、急事、难事的政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以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更证明了这一点。
(作者为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发展和改革研究院院长)
研究中国政治模式，有一个前提问题必须解决，这就是终结“历史的终结”理论。这是基于中国政治模式的探索性、开创性得出的结论
对西方的政治民主模式到底怎么看
文/刘熙瑞 《 人民论坛 》(2011年第6期)
西方主流文化对中国政治模式历来持批评态度。归结为以下几种意见：
1 完全否定说，把它说得一无是处，恨不得一棍子打死；
2 待变说，认为它肯定会被改变，只是等待时机；
3 先经后政说，认为中国经济已经市场化了，将来肯定会搞政治民主的；
4 路上说，认为中国正走在向西方民主前进的路上，只不过步子太慢。
这些批评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民主只有西方一个标准——自由民主，其他的都不算。而政治发展就是走向自由民主制。其实，这也正是“历史终结”理论的一种表现。
“历史终结”理论显然是非科学的
“历史的终结”理论是美籍日裔社会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首先提出，曾风靡整个西方世界。他力图回答两个问题：一是，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政治体制是否具有普遍性的意义，它是不是最好的；二是，人们是否已完全认可了这种政治制度的历史价值。他的答案当然是肯定的。
那么，对西方的政治民主模式到底怎么看？它是否已实现了“历史的终结”？除了这种政治模式外，还有无其它的现代民主模式？不弄清这些问题，中国的政治模式讨论就没有可能。
首先，其最大问题就是否定社会发展理念。该理论自称是源自于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辩证法，但恰恰是黑格尔、马克思两个人最强调历史的发展。在历史上，任何社会制度也包括政治制度，都是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由后者决定并为后者服务的。当后者发生变化并使矛盾累积到一定程度时，新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就要产生。所以，社会与政治制度总是与社会生产力乃至生产关系共同发展的，这已为各国的历史事实所证明。而生产力和经济制度的发展是无穷尽的，因而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发展也是无穷尽的。从发展的无限性这一点，足以看到该理论的谬误。
其次，从西方政治民主模式的缺陷上看，它也没有终结人类历史的资格。
研究中国政治模式，有一个前提问题必须解决，这就是终结“历史的终结”理论。这是基于中国政治模式的探索性、开创性得出的结论。
西方的政治民主模式的本质缺陷明显
西方的政治民主模式，是在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基础上，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乃至新经济生产方式的需要而产生的。在当时的条件下，它起了促进社会发展的作用，也使当时的人获得了最大限度的解放。其生命力就在于此。即使现在，这种生命力也还是存在。但是，其本质上的缺陷也是明显的。主要是：
第一，它实际上依然是精英的权利。这一点，不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一直坚持并多次指出，而且也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理论家和西方正直的理论家所认定。我们这里只举出美国最近出版的《政府失灵：公共选择的初探》一书的观点。我们知道，1863年林肯在盖茨堡演说中首次提出了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该书作者就非常肯定地说：“林肯若还在世，现在的他将不会视政府为全民所‘有’、所‘治、’所‘享’，而是某种人所‘有’、所‘治’、所‘享’”，即“忙碌(政坛活跃人士)所有、跋扈(政府的管理者)所治、欺凌(游说活跃人士)所享”。这样的结果就是，被人民以选民的身份选出的“代表”，“提供着身为使用者或消费者的人民可能最不喜欢的财货与服务”。
第二，以竞争为核心的民主机制在带来社会发展动力的同时，也会带来社会的掣肘力量。一般说，在民主的选举制度中，“争”字体现得最充分。一方面，它使得个人意志得到了充分表达，积极性得到了很大发挥。但另一方面，它的成本非常大，大量耗费资源不说，不同意见之间的“争”还往往变成“斗”，严重时必然导致社会撕裂，以至在选举后也不能弥合。当政党一旦变成“选举机器”，这种“由争到斗到撕裂”的副作用，就更其明显了。而且争的结果是“多数决”，即赢者通吃，少数人的意见会被无情否定，因而最后，少数人的利益并不能得到较好保护。至于某种情况下造成的动乱，其副作用就更大了。
第三，西方政治民主模式的哲学基础，即个人主义，也是不无问题的。在选举中体现的“争”字，肯定是个人主义的；就是扩展开来的市场机制，也是凭借个人主义来运转的。而个人主义的极端形式，则又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扯上了关系。我们知道，达尔文1859年发表了《物种起源》一书，揭示了“物兢天择、适者生存、不适者死亡”的生物进化逻辑。但他并不认为人类社会也必须遵循这一逻辑，其证明就是他1871年发表的《人类的由来》一书。该书揭示的是人类社会的另一种伦理和道德。他在该书中强调：“同其它动物相比，人在身体上有很多弱点，这些弱点使人不可能在斗争中存活下来”；“人的生理弱点大概也是他的最大财产，因为这些弱点使得个人与个人之间必须保持一种高度的合作关系，因而导致了人类社会的形成——这便是人能适应成功的最主要原因”；人类“使得自己胜出的最主要手段就是团体意识，这正是人类形成自己道德感的基础”。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我们要按照团体意识，或曰集体主义的精神，来构建我们的社会秩序，包括社会民主秩序，而不能一味地强调个人主义。绝对地尊奉个人主义，不仅是反达尔文主义的，甚至是反历史抑或反人类的。
中国政治民主模式的质的规定性
从以上可知，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制度。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一定要让它来终结人类社会，而不容许再有新的探索呢？
特别值得欣慰的是，“历史终结”理论的代表性人物福山，最近已经开始纠正自己的某些观点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在中国发展的巨大成就面前，人们已不得不改变已有的成见，而开始重视中国模式了。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中国政治民主模式的质的规定性。第一，它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人民的民主，而不是表面上全体公民共享，实际上仍是少数财富阶层的民主；第二，它必须是与发展同步并促进社会发展的民主，而不能是否定、破坏社会发展的民主；第三，它是强调社会和谐，而不是互相争斗、互相拆台、互相掣肘的民主，更不是社会撕裂的民主；第四，它应是落实共享发展成果的民主，而不是连人民的生存权都不顾，却在那里空喊政治权力的民主；第五，它应是能对市场恶行进行抑制、对市场失败进行补救、政府权力相对较大的民主，而不是在尊奉市场口号下，对市场忽悠老百姓行为视而不见而使恶商大肆聚敛钱财的民主。
(作者为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
知识链接
“历史终结论”
有哪些主要观点
●自由民主形成了“人类意识形态进步的终点”与“人类统治的最后形态”并构成“历史的终结”；
●民主理念在世界上颠覆了共产主义政权的正统性；
●共产主义的极权主义在社会演进的自然有机过程中打下了休止符；
●极权主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东欧国家也都失败了；
●与苏联一样，要确保政权的正统性相当困难；
●西方的自由主义已没有任何其他的对手；
●除了自由主义，人类再找不到更高形式的社会组织方式了；
……
“历史终结论”
代表性人物福山的新观点
近年来中国这一“负责任的权威体制”的发展表明，西方民主可能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2009年9月，福山在接受日本《中央公论》杂志采访时表示
“中国模式”有其显著的特点，这些年中国作为大国所进行的外交努力和承担的国际责任，让任何人都不能忽视中国的发展。——2010年12月，现任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的福山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采访时说
“美国人以宪法的制衡原则自豪，……这种体制确保了个人自由和私营部门充满生机，但现在却变得两极分化、思想僵化。”与此相反，“中国的政治体制的最重要优点就是能够迅速做出众多复杂的决定，而且决策的结果还不错，至少在经济政策方面如此。”——2011年1月17日，英国《金融时报》网站发表了福山《美国民主没什么可教给中国的》一文
忘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体”不行，贸然改变政治体制之“体”，会导致社会发展转向、变色、换天；但把政治体制中的“用”当做“体”而对政治体制改革畏手畏脚，不去改、不敢改，问题就更大
分清政治体制的“体”与“用”
文/辛 鸣 《 人民论坛 》(2011年第6期)
现在好像整个社会都在谈论政治体制改革，但大家对政治体制的理解却各不相同乃至很不相同，以至于很多讨论看似热热闹闹，其实是在鸡同鸭讲。我们梳理一些政治体制的理论性问题，厘清政治体制赖以产生的基础，考察政治体制演化变迁的路径，明晰政治体制所应肩负的功能，对于理解进而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很有益处的。
政治体制有“体”的属性也有“用”的内容
政治体制，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一个社会政治运行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谈到政治体制时，也往往是把它当成一个不可分割的制度总和来使用。其实政治体制是有“体”与“用”之分的。
所谓“体”，是指政治体制的制度属性。政治制度属于上层建筑范畴，从属于社会的经济基础。政治体制作为一个社会政治制度的现实形态与具体体现，更是要由一个社会的经济形态所决定。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政治体制显得高高在上，其实它只是一个社会实现其发展的一种制度安排，是为社会发展服务的。所以，一个社会的政治体制既不可能随心所欲去指定，更不可能心血来潮去否决，而是应经济基础的需要而产生，随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变化；因社会发展的道路而被选择，为社会发展的目标而被运用。
一言以蔽之，政治体制耸立于经济社会形态之上，政治体制又服务于社会发展道路的需求。由于中国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所以中国社会的政治体制中必然要具有社会主义的属性，体现社会主义的要求，反映社会主义的价值。我们不能动辄在任何问题上问姓“社”姓“资”，但政治体制的姓“社”与姓“资”是客观存在的，也不会因为不去问就没有了。
以故，政治体制从来不能离开其社会环境而被抽象地评价好坏与优劣。政治体制是好是坏、是优是劣完全取决于该社会的经济基础状况及其发展道路的要求。胡锦涛主席接受美国媒体书面采访时讲：“中国政治体制是符合国情的，总体上适应经济社会发展要求。”就是因为我们的政治体制保证了中国经济长期快速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有这样的作为，自然当有这样的评价。
所谓“用”是指政治体制的实现形式。研究制度学的同志都知道，制度与体制既相联系又有各自侧重。制度更多侧重于理念与价值。一项制度之所以赋予“基本”的地位，不是其内容有多关键，而是其所体现的理念与价值有多核心。那么这些价值与理念如何体现出来并在实践中得以施行呢？要靠体制来保障。所以，政治体制是政治制度及其理念价值的展开与具体化。这就决定了政治体制的形成是一个过程，是一个不断丰富新内涵、充实新内容的过程，政治体制不是一蹴而就，不会一劳永逸。而且由于同一个理念可能会有多种方式去体现，同一个价值也能用不同的手段来保证。所以政治体制的形式就会多样化，服务于同一发展目标的政治体制的内容可以各不相同。
当我们从“体”与“用”的角度分析政治体制诸问题的时候，就会发现政治体制改革中什么可以改也必须改、什么不能改也改不了，其实是很明确的，并没有什么说不清楚的地方。
政治体制之“体”不能变也变不了
那么什么是中国政治体制之“体”呢？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中国政治体制“体”的层面的要求；人民民主，同样是中国政治体制“体”的层面的要求；社会主义法治，当然也是中国政治体制“体”的层面的要求。这些要求是中国政治体制的本质属性，不能变也变不了。
对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可以再多说一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现在其政党宗旨信仰理论的领导上，而不仅仅是、甚至不主要是政党成员的领导；是政党通过信仰它的成员来实现政党追求，而不是政党成员拉大旗作虎皮以政党的名义谋自己的利益。
至于说目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行为是不是已经尽善尽美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成员是不是已经真正共产党员化了，这不尽然。在现实的执政过程中还有很多不适应的方式方法，有很多不应当的行为做法，我们的一些政党成员思想上并没有真正入党，其对共产主义的信仰甚至还不如党外的同志。这些都必须改，但这就进到了“用”的层面。
再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有些人士对西方民主体制顶礼膜拜，就是看不到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所蕴含的实质性的人民民主。与那些排斥最广大群众在外的、少数精英群体自娱自乐的制度安排不一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证了让中国社会最大多数的人能掌握这一制度、能使用这一制度来保障自己的权利、行使自己的权力。
现代社会，社会群体正在分化。一些群体比较适应现代社会的游戏规则，比如像知识阶层、工商阶层、权力阶层，可以运用自身的资源在社会中游刃有余；而另外一些群体则会被边缘化，客观上成为社会进步的工具，比如城市化导致的失地农民，建筑业制造业吸纳的体力工人。
但是，所有这些中下层的民众，他们依然有着神圣的求生存与求发展的权利。政治体制改革只能去增进他们本已经贫困的权利，而不能去掠夺之。“马太效应”在西方可能理所当然，在中国绝对是逆天道而行不通。中国有句古话，“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
我们就拿保障权利为例。现代西方社会在保障权利方面可圈可点，以至于我们的一些改革不免或隐或现地向其看齐。但问题是真能看齐吗？
让中国3亿人过上美国人的生活，中国现在已经做到了，甚至这些人过得比美国人还要好；但是要让中国13亿人过上美国人的生活，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甚至到目前来看好像还没有哪个制度框架敢于承诺，至少在现有的美国制度框架内是不可能做到的。那么，对于一个自认为在社会中永远只是处于普通人地位的群体来说，他会希望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改革？
有人会说为什么老要把目光放在普通人身上。只要给予机遇，普通人一样可以飞上枝头变凤凰，一样可以成为社会精英。这一判断没有错，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也正是要扩大这种可能性。但不论在怎么扩大，社会存在普通群体是一个客观事实，尤其在中国社会，在我们可预计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普通群体的数目仍然会是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体现了国家一切权力来自人民、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原则，这是最大多数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制度，我们为什么要改？
至于说社会主义法治，反映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体现的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保护的是社会最广大群众的权利与利益。改变了社会主义法治的性质就破坏了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与生产关系，这怎么能改？
我们一定要记住，改革不是全盘否定，改革更不是连根拔起。完善也好，健全也罢，如果改革改到最后连中国社会近百年奋斗的发展道路、宗旨信仰都否定了，这还是改革吗？
政治体制之“用”可以改也必须改
忘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体”不行，贸然改变政治体制之“体”，会导致社会发展转向、变色、换天；但把政治体制中的“用”当做“体”而对政治体制改革畏手畏脚，不去改、不敢改，问题就更大，会让我们的发展目标落空，发展进步停滞。中国禅宗有个比喻，以手指月，其意在月不在手指。不去看月亮而只盯住手指就大错特错了。毕竟其它什么东西同样也可以指月亮，比如筷子。
政治体制之“用”就好比手指。手指断了、没有了，完全可以改用筷子去指月亮。对于阻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向完善、阻碍现代文明社会发展进步的政治体制之“用”完全可以改，而且必须去改。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能改，但中国共产党目前的领导方式与领导体制完全可以改，甚至还必须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不能改，但目前的一些不能适应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的代表产生方式方法和制约继续扩大人民民主的选举方式方法同样要大改快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方向不能改，但目前的一些执法体制乃至司法体制恐怕已经到了非改不行的地步了。
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中国共产党要“党管干部”，这是大原则，但是不是所有的干部一定要一个萝卜一个坑由组织部门对号入座，大可讨论。我们要选个书记或市长，完全可以确定十个八个甚至更多的候选人，他们都是经过党管干部考核通过的，至于说最后那一个干部做书记，哪一个干部做市长，完全可以提交各自的代表大会选举，是骡子是马让代表们说了算。组织部门就不用管了，以免形成暗箱操作，或者长官意志。
当然也不排除一些群体出于自有的利益而故意混淆政治体制的“体”与“用”，他们以“用”为“体”，为其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找借口。我们也承认，在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过程中，遇到的难题不是该不该改的问题，而是愿不愿意改的问题。因为，任何体制背后都有着特定的利益，这些利益依附体制而生，依靠体制而长。当利益积聚到一定规模后，就会反过来构建自我保护的机制，以进一步强化产生这些利益的原有体制，阻碍原有体制的变化。实在逃避不了的时候，既得利益群体就通过某种途径与方式将体制改革压力外部化，或者进行一些细枝末节的、非体制性的微小变革以缓解社会的压力。但我们必须指出，这种行为无异于饮鸩止渴。
对此，我们一定要有明确的态度，这就是政治体制“用”的层面的内容一定要改，而且要深刻的改，不能只是在外围兜圈子，或者只进行一些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比如说，公共权力不受制约，要改；公民权利不被保障，要改；法治不被尊重，要改；权力与市场结盟谋私，要改；城乡二元分割不公正，要改；社会运行官僚化，要改，等等。政治体制改革的清单还可以拉很长很长。邓小平当年对此曾作出很明确的回应：“一句话，就是要革命，不要改良，不要修修补补”。即使有些方面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也要像邓小平所说的“这个任务，我们这一代人也许不能全部完成，但是，至少我们有责任为它的完成奠定巩固的基础，确立正确的方向。”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中国政治发展存在的问题与方向
文/于建嵘 《 人民论坛 》(2011年第6期)
近20年来，中国政治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中国政治治理的方法日趋科学，正在努力实现由传统的社会控制体制和方法向现代的社会控制体制和方法的转变。从政治学的角度看，这一过程的历史趋向是从行政控制走向法律的社会控制。在具体事件上，社会问题泛政治化有所改变，政治问题的法律化处理有所加强。
但是，应该看到的是，中国的政治发展在制度建构方面还远远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要求，造成了国家政治的有效性和民众的政治信任及政治认同的流失，影响到了社会稳定。
这些问题主要有：其一，国家权力的地方利益化情况显现，压力性体制及增压机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压力体制”是荣敬本先生及其研究队伍曾经用来描述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并解释高度集权的中央政权对地方政权的领导状况。政治增压机制是指政治各层级之间会出现增压现象。就中国政治而言，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国政治运作中自下而上的增压机制；二是自上而下施加的压力以非暴力的方式直接由民众向压力的起点即中央反弹。随着经济的发展，区域间的经济差距在增大。分税制的实施与压力型体制的存在，一方面让各级政府成为了各自相对独立的经济主体，另一方面导致中央的政治权威被消解。
其二，随着各级政府成为地方利益化的主体，相应的各级政府领导人的自利化倾向日益明显，政治领袖的魅力权威大大流失。
其三，权力资本化趋势更为明显，经济强势集团对国家政治非制度性影响加强，社会大众的政治影响力持续低迷。
其四，制度化的公民参与渠道和方式不能适应新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发展。
其五，民众的政治信任和政治认同严重降低，社会群体性事件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最为突出的问题。
向民主政治的转型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方向。如何改变政治增压机制，增强政治的有效性是当前一个时期中国政治发展的目标。就目前的政治生态而言，应以县级政权改革为突破口。建立自治性县政体制，改变目前的权力来源和责任体制。就县政改革而言，其目标就是在地方自治的原则的基础上，努力实现县级政权主要向县域居民负责的转变。这是县域经济发展和建设新农村的需要，是构建和谐城乡社会关系的需要，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根本性的意义。
地方自治原则建立的县域政治，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重新对县政领导进行政治定位。建立县域政治的关键是建立政治授权程序，使县政领导获得实在的政治授权，同时让他们负起刚性的政治责任。其二，地方政治自治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充分发挥地方政治精英对地方政治的主导作用。具体到制度层面的要求，就是要改变目前县级政权的异地为官和任期制度。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