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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模式成就“中国梦”

  中国政治模式成就“中国梦”

  ●文/姚 桓 《 人民论坛 》(2011年第6期)

  衡量一个国家的政治模式是否成功,标准和标志可能是多维的,但最主要的是看能否促进和保证国家经济社会快速、全面、稳定地发展,并在此基础上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的福祉。由此判断,中国现有的政治模式是成功的。

  “为了下次选举还是为了下一代”,是人们对政党竞选口号的尖锐批评

  为什么30年中国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取得“井喷式的发展”?一种观点把中国30年的进步归于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这只说对了一半,忽视了中国现有政治模式对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推动、促进和保障作用。中国的政治模式在一个落后国家发展市场经济、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了突出的作用,表现出巨大的优势。

  其一,保证了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权威,能够妥善处理现代化过程中的矛盾。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在总结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教训时提出一个公式:“现代化孕育着稳定,现代化的过程滋生着动乱。”效率与公平、经济增长与社会进步、民主意识高涨与民主制度不健全、加快发展速度与保护环境,这一系列矛盾困扰着发展中国家。一些国家因此陷入“高速发展——矛盾激化——社会动荡——影响发展”的怪圈。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一个得到人民支持的强有力的政府来制定和执行政策。许多实行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的发展中国家做不到这一点,中国做到了。中国政府的权威、执行力和动员力在集中力量办大事、调节市场竞争后果、避免市场经济副作用、防止两极分化、应对突发事件和金融危机方面表现得非常突出。这是中国在高速发展、深化改革中保持稳定的重要原因。

  其二,中国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共产党长期执政,民主党派不是反对党而是参政党,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同时对共产党实行监督。这样的政党制度有助于保持基本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在西方竞争性政党执政体制下,政党往往把党派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制定政策是着眼于选举,为争取选票而提出飘忽不定的政策和漂亮空洞的口号,而上台后束之高阁。“为了下次选举还是为了下一代”,是人们对政党竞选口号的尖锐批评。比较好的政策也会因党派争端而废止。相反,中国的政治模式可以使执政党以对历史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制定有利于长远发展的政策,并保持长期稳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基本路线要讲100年”、“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等发展战略,体现了现代化建设规律和国家、人民的长远利益、根本利益。这不仅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远见和智慧,也是中国政治模式使然。实行多党制的国家的政党是做不到、甚至不敢想的。

  其三,中国政治模式下民主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有序发展。民主是人类追求的目标,也是激发人民创造精神的酵母,但是民主的发展也是有代价、有风险的。西方民主是人类民主的一种形式,不是唯一形式,这样的民主形式在西方出现有一定必然性,也暴露出许多弊端。大哲学家罗素曾形象地描述西方民主:民主就是大家选一个人来上台挨骂。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民主不是奢侈品,要给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民主不是电梯,不能一步到位;民主是楼梯,只能一步步走上去。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有了长足的进步,也创造了许多新的、有生命力的民主形式。在这个过程中却没有出现混乱,没有出现“民主太多、东西太少”的局面。民主发展的每一步都给人民带来切实的民主权利,同时带来各种物质文化利益。这种“增量民主”的发展有后劲,也是中国政治模式优势的体现。

  其四,中国的政治模式有力地保障了人权。人权首先是生存权、发展权,这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尤其是如此。1949年,蒋介石离开大陆前说,我把几亿人口吃饭的包袱留给了共产党。言下之意是共产党解决不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结果呢?13亿人民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正在建设全面小康。单这一点就证明中国人权保障的极大成功。与此同时,人民的各项民主权利包括选举权、被选举权、批评权、监督权等也得到更充分的落实。

  肯定中国政治模式的成功,并不是说它已经是尽善尽美

  中国的政治模式已经和正在成就“中国梦”。这里的“中国梦”有两方面含义:既是指中华民族实现现代化、强国富民的共同理想,也指改革开放给中国人民创造空前的自我发展机会,让越来越多的普通中国人能够实现自己人生的梦想。 

  肯定中国政治模式的成功,并不是说它已经是尽善尽美的,相反,它要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不断完善。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完善现有中国政治模式的重中之重。我以为要强调两点:一是扩展现有制度下的改革空间,更好地从体制和机制上把共产党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特别是突破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这一“瓶颈”,通过执行党的干部政策和民主推荐、民主选举等程序,把人民信任拥护的干部选拔到领导岗位,理顺权力授予关系,以“权由民所授”保证“权为民所用”。二是既要保证党的统一领导和政府权威,又要建立健全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防止权力过于集中。为此需要大胆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但不照搬西方模式。中国历史反复证明,自信、强大和开放相伴随,害怕、封闭和落后是同义语。现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有足够的自信,可以在坚持我们根本制度和价值目标的前提下吸收外国政治文明中科学和有益的因素,“取天下之宝,为我所用”,从而更好地发挥中国政治模式的优势。

  (作者为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兼职教授、北京党建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没有任何政体能避免犯错误。德国如此,美国也一样。关键在是否有能力纠正错误。在中国的现行政体下,迄今为止,中国共产党展现了纠正错误的能力。中国在走向兴旺之中,不是在衰落之中

  怎样判断中国政治模式的成败

  文/潘维 《 人民论坛 》(2011年第6期)

  在社会精英的舆论中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中国政治模式却极为落后、失败,信奉拆故宫建白宫。倘若中国政治模式“落后”,什么政治模式“先进”?言外之意是,中国政治体制已经成了我国进步的最大障碍。 

  什么是中国政治模式?中国政治模式显然指的是中国的基本政治体制。

  什么是中国的基本政治体制?从学理上看,任何政治体制都由四个基本要素组成:一是人民与政府关系的观念;二是官员选拔方式;三是主要权力机构;四是防止和纠正行政错误的机制。分析这四个基本要素,我们可以区分世上所有的政治体制,判断其异同。

  中国当代基本政治体制由四大支柱组成:民本的民主理念(不同于利益集团代表做主的西式民主理念);逢选必考无功不拔的“绩优选拔”制(不同于西方以“多数决”为原则的选举制);政治上统一的先进执政集团(不同于西方以利益集团为基础的党派在议会政治中竞争执政);分工制衡(不同于美式的分权制衡)。

  西方选举制的三大困境

  民本的民主理念是什么?民本理念源于中国,是关于人民与政府关系的中华正统理念。这个理念的文字记述有3000多年的历史,代代相传至今天各级政府门前的“为人民服务”标牌。民本的含义简单明了,即政府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照看全体国民福祉。近代兴起了“人民权力”的思想,产生了(代议)民主概念。民主的基本含义是由“人民代表”组成政府,抛弃一家一姓的统治。民本思想结合民主思想就是“民本的民主主义”。就(代议)民主而言,民本的民主主义与西式民主主义是相通的。不同之处在于,民本民主要求政府代表社会整体利益,西式民主要求政府代表部分利益,成为利益博弈的平台。

  对任何政府而言,选贤任能都极为重要。选拔政治领袖的方法有很多种,但多数决和绩优制是两个当下最流行、最重要的方法。西方有多数决的深厚传统,中国有绩优制的深厚传统。当下不少人误以为多数决比绩优制先进,其实都只是具体社会条件的特殊产物罢了。绩优制最大的问题在操作层面,主要是评定功勋的标准容易被操纵。但多数决的问题更大。多数决有三大困境。第一是概念困境。反对票没投给当选人,为什么投反对票的人要服从当选人,要“被”代表?第二是道义困境。为什么多数决,为什么数量决?多数既不代表正确或者智慧,也不会天然导致少数的自愿服从。第三是逻辑困境。只要社会分成两个以上的集团,多数决就意味着当选者得到相对多数票,绝对少数票,从而成为必然的少数决。当然,若强行规定只能有两个候选人,就能从形式上解决这个逻辑悖论。但这种规定缺“道理”,所以称“强行”规定。因为三大困境,选举制的“成熟”有两个苛刻条件:人民普遍认同这个奇特的游戏规则,以及人民有服从任何既定规则的习惯。这两条都是特殊的历史文化传统,不是必然的。

  统一的执政集团是中国的强项

  应当有不同党派代表自己的利益集团“竞争上岗”?对向来分裂成阶级或大型利益集团的社会,这个制度天经地义。数人头比砍人头文明得多。但有的社会向来不分阶级和利益集团,更不以阶级或利益集团操纵政府为正当合法,那么西式的集团竞争上岗就不是天经地义的。中国社会向来不是利益集团的社会,自古以来,凝聚中国社会,维持中华政治文明的延续,靠的是“先进”的执政集团,即信奉“民本”的儒门弟子集团。自古以来,这个执政集团的“先进性”就来自“大公无私”,不承认执政集团的私利。中文里的“党”,字面“尚黑”,是光明正大的对立面。英文里的“党”party的词根是part,意思是部分而非整体。所以,中华向有“君子不党”之说。中国共产党不是一党、两党、三党、多党那种西式“议会党”。这个当代执政集团政治上统一,但政策取向多元化,政绩竞争异常激烈。正因为有了这个统一、中立、先进的执政集团,才有中华走向富强的坚定目标,才有人民的团结,才能拒绝血缘、地缘、裙带、派系干扰而维持绩优选拔,才能有全国行政统一、政令通畅,才能拒绝以军代政、武装割据,才能抵抗族裔至上主义者分疆裂土,才能抵抗海内外宗教势力干政。有了这个集团,外国势力就难以分而治之、予取予求,就能高速完成工业化。

  中国拥有统一的执政集团,没法分权制衡。与美国的分权制衡不同,中国采用分工制衡来预防和纠正行政错误。中国的分工制衡至迟始于秦汉,历史也非常悠久,而且同分权制衡一样精致。如果中国官员不受制衡约束,都胡作非为,中华政治文明不可能绵延2000多年,当代中国也不可能获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中华政体最突出的特点是拥有一个统一的执政集团。统一的执政集团是中国的强项,也是软肋。当这个集团变得腐化、“尚黑”,信奉私利而非民本的民主主义,绩优选拔制就崩溃,分工制衡就失效,这个集团就丧失先进性,于是国家崩溃,人民遭殃。但奇特的是,这个执政集团在中国会周期性地再生,成为“新朝”核心。于是,中国朝代兴衰循环,政治文明却延续至今,中华文明绵延不绝。

  怎样判断政治体制的成败

  政治体制的成败不应从体制本身是否“完美”来讨论。中华政体不“完美”,正如美国体制也不“完美”。现实条件迥异,生活矛盾重重,历史不断变迁,不可能有“完美”不变的政治模式。“完美”模式概念来自中世纪蒙昧主义,属于神学而非科学。信奉某种政体“普世”,而且会自动“逐渐趋于完美”,是反历史,反智的。

  政治体制的成败更不应从国家“跳出兴衰循环”的角度来讨论。论长寿之方是科学,论长生不老是迷信。制度是人设计的,也是人来执行的。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人性如此。精神腐朽了,人心坏了,什么制度都挡不住。世界上没有能让国家“自动”永葆青春的制度,正如不可能有“永动机”。国家是历史的,兴衰是必然的,没有哪个国家能逃出兴衰的自然法则。中国不能,英国不能,俄国不能,美国也不能。宇宙尚有兴衰,何况国家与人。中国在兴还是在衰?

  如何判断政治模式的成败?政治哲学家卢梭曾经写过一部经典论文《社会契约论》,其第三卷第八章是《论没有一种政府形式适宜于一切国家》。其次一章是《论一个好的政府》。其中这样说:

  “如果有人要问,哪一种政府才是绝对最好的政府,他就提出了一个无法解答的问题了。各民族间有多少种差异,其相对地位有多少种组合,就有多少个关于最好政府的答案。但是,如果人们要问,怎样判断政府治理的好坏,这是可以回答的。”

  卢梭的答案是善治的功效,即促进人民福祉的结果。我想不出比实用主义更好的答案了。今人羡慕发达国家制度,也主要是因为那里人民的福祉,尽管美国有种族歧视,英国养着国王,日本任人唯亲。

  从宏观历史功效上看,中国政治模式是成功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府能够顺应人民变化着的要求,吸收世界上先进国家的经验,循环调整追求公平与效率的政策,适应世事的种种剧变。 

  中国共产党展现了纠正错误的能力,中国在走向兴旺之中

  1949年以后,应人民的要求,共产党努力建设社会平等体系。十年后到1959年,看上去我国的努力基本失败了,因为出现了大饥荒。但两三年后才知道,社会平等体系建起来了,非常成功。这个体系使我国解决了近代史以来的两大根本问题,第一是挨打,第二是挨饿。 平等的制度在中国获得了伟大的成功,食品、住房、教育、医疗卫生、还有收入,都高度平等,有力地促进了全人类的进步事业。然而,这套平等体系的成本也很高。人民缺少自由,缺少劳动积极性,导致了日常消费品生产严重短缺。到了七十年代中期,大多数人民期盼富裕的生活。

  三十年后重新出发。1979年,共产党回应人民的要求,改变了政策,逐渐拆掉了原有的平等体系,开始推行市场化。又是十来年以后,看上去我国的努力基本失败了,因为出现了“六·四”。但两、三年后才知道,市场体系建起来了,非常成功。但这套制度的代价也很高,代价就是我国眼下面临的三大困境。第一是严重的环境污染。环境污染正在从东部向中部乃至西部扩散。第二是严重的不平等。住房、教育、医疗、收入的不平等迅速扩大。第三是严重的官员腐败。  

  三十年后又重新出发,共产党再次调整政策,已明确决定要在相对富裕的社会里重建社会平等体系,控制腐败,治理污染,在住房、医疗、教育、收入等方面让城乡全体中国人享受到平等的实惠。这个任务非常艰巨,从现在开始需要坚持再一个三十年。建立平等的社会体系,中国共产党不仅有经验,还有深厚的思想基础。平等的社会,为最大多数老百姓谋福利,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信念,也是传统儒家信念。

  没有任何政体能避免犯错误。德国如此,美国也一样。关键在于是否有能力纠正错误。在中国的现行政体下,迄今为止,中国共产党展现了纠正错误的能力。

  大国恒定有大问题,大国解决大问题就导致人类的大进步。中国在走向兴旺之中,不是在衰落之中。

  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中国的进步注定会被妖魔化。在虚拟的符号世界里,有个与现实中国截然相反的的镜像:一个黑暗无望的中国。在巨大的困难面前,我国必定有些精英会丧失信心,丧失信念,甚至自挖墙脚,准备“跳船”。迷信存在一个万能的“先进体制”,就无视中国克服困难的历史和现实经验,就给自己无能,甚至贪污腐败找到了借口,就信奉拆故宫、建白宫。于是,继挨打、挨饿两大问题后,中国又面临挨骂问题,特别是挨自己内部一些精英们骂,骂自己的基本政治体制。大国在符号战中战败“自杀”体现了新型的世界战争。

  中国当代政体深植于延续了两千多年的政治文明,深植于中国社会和文化土壤,并具有强大的学习及应变能力,故能成为世界政治文明中的一朵奇葩。仅仅一个甲子的时间,不靠战争掠夺、不靠殖民,中国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从世上最庞大贫穷的农业国变成了最庞大的工业国,高速迈向强大、富裕。眼下的西方无疑仍比中国发达;赶上发达国家的强大和福祉水准,是中国历60年努力后仍未完成的事业。然而,中国处于高速变迁的过程中,60年的快速进步是真实的,举世公认的。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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