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博“红皮书”

　　■本刊记者 徐浩程

　　2010年的最后几天，政府与微博的关系开始变得微妙。

　　12月28日，由“平安北京”发起的公安微博交流研讨会在北京举行，来自广东、河北、江苏等地10余家公安微博博主和分管领导参加了此次研讨会。这是迄今第一次由政府牵头组织的微博研讨会。

　　29日，在“钱云会事件”上围观、质疑了近一周后，“微博观察团”让“微博客”们从线上走到线下，出现在事件的现场。这成了另一个“躲猫猫”事件中“网友调查团”的翻版。对此，温州外宣办主任张春校表示，“于建嵘教授或其他人，甚至网民过来展开独立调查，是来帮助我们的，我们欢迎！”

　　30日，四川省政府新闻办公室正式开通了微博——“天府微博聚焦四川”，成为继云南之后，第二个开通微博的省级政府。2011年1月1日零时，四川省委书记刘奇葆通过这个微博送出了其新年祝福。

　　在如何处理与微博关系的问题上，各地政府显然都还在“摸着石头过河”，谁都不敢轻视，但谁也不敢说已经解决了这个难题。从网络论坛到博客，再到微博，每一次技术进步带来的信息传递方式变革，都让政府跟在其后疲于应对。

　　不过从年初，微博登上“两会”这个政治舞台；年中，“微博客”与政府在宜黄事件上的博弈；再到年末，各地政府端上这幅与微博关系的拼图。在经历了2010年众多围绕微博发生的公共事件后，对于微博，各级政府正逐渐显出更大的勇气与和平宽容的执政理念。

　　200倍力量的撞击

　　在2010年全国“两会”期间，微博就已登上了公共舞台，但直到9月宜黄事件后，各级政府才真正认识到微博之于公共事务的力量。

　　在宜黄事件中，微博发力是从“机场女厕门连续直播”开始的。

　　9月14日，钟如九的家在一次强拆中支离破碎。16日，钟家姐妹赴北京求助被围堵，被迫躲入南昌机场女厕所内，并拨通记者刘长的电话。

　　半小时后，刘长发出第一条事关宜黄强拆的微博，呼吁关注。20分钟后，网络意见领袖慕容雪村转发了这条微博。50分钟后，得知消息的记者邓飞，开始了微博“机场女厕攻防战直播”。

　　此后，微博转发开始以几何级数增加，到当天上午，这条微博已被转发2700多次，超过1000条评论。攻防全过程被呈现到网友面前，实现了“现场直播”。

　　在微博“直播”时，就曾有人就此发短信、打电话给宜黄县相关领导，但这并没有引起他们的重视。当时，他们未曾想到微博会将此事推向公共事件，并最终导致他们被问责。在宜黄事件之前，对于政府而言，微博话题多是“闲言碎语”，他们更关注的是博客。

　　宜黄事件的“直播”改变中国微博历史。由于这次微博直播，原本单纯的拆迁自焚事件，开始向一个万众瞩目的公共事件迈进。也正是自此开始，微博的话题完成了从日常琐事向社会事件的转变，成为网络舆论中最具影响力的一种，改变了传统网络舆论格局的力量对比。

　　“在微博客、网络社群等新载体的‘夹击’下，论坛、博客的活跃程度有所减弱。在2010年，网民爆料的首选媒体变成了微博客，论坛、博客在事件曝光方面的功能明显弱化。”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在对比了2009年与2010年的网络舆论后，得出如此结论。

　　国外机构在观察了中国一些著名博客和微博账号的活动后，也发现：从“生产成本”的降低来看，写微博的人群是博客的4倍，这群人的人均微博产量是之前人均博客产量的5倍；从“消费成本”的降低来看，读微博的人群是博客的2倍，适合阅读微博的场所和碎片时间加总是博客的5倍。据此他们得出一个推论：微博的“力量”是博客的200倍。

　　在200倍力量的撞击下，政府在博客时期练就的方法开始变得捉襟见肘。一个典型例子是在微博时代，“网评员”工作起来更难，“他们想说话都得先去注册，然后还得关注我，为了把话传递得更广，他们得关注更多人。最重要的是微博这种平台上，他们和其他人没有联系，他们的声音没人听。”相关专家分析道。

　　在微博上，只要一条信息发布出去，它会像病毒一样传播，管理者不可能把所有人的微博删掉，它是现场直播，不可能事先审查，这就是微博带来的挑战。这样的挑战，考验着政府机构的突发事件处理能力和执政能力。

　　在200倍力量的挑战下，应对方法缺失带来的强烈不适应感，让宜黄县政府的第一反映是回到“避而不答”状态，在博客时期训练出来的听取民意、愿意交流的姿态开始回缩。

　　10月10日，江西省宣布，宜黄县委书记、县长等主要领导人被免职。在微博“围观”中宜黄事件以问责结束。

　　官方微博探路者

　　据易观智库报告显示，我国微博注册用户2010年达到7500万，而2011、2012年将分别达到1.45亿和2.4亿，增长速度将创下中国互联网之最。

　　微博正在快速膨胀，“微博客”也在有意识地将更多关注放在公共领域。面对如此局面，政府一味回避，显然不能解决问题。“只要网上出了个什么东西是需要解释的，你们不用请示我，你们赶紧上网去解释，别把问题拖成一个不得了的大问题。”针对比较集中的网络热点事情，温家宝总理如此嘱咐。

　　在宜黄事件之前，一些官方微博也已经开始运作探路，其中之一即是公安微博。

　　2010年2月，广东开设我国首批公安微博群，此后，河北公安微博群等相继浮出水面。8月1日，北京公安正式开通“平安北京”后，20天内访问量突破210万人次。“微博问警”达到了一个高潮。

　　这些公安微博群建立之初，信息播报是其主要职能。在这些公安微博中，主要发布的是警情播报，偶尔有重大案件的直播。这显然是利用了微博的及时性特征，希望在面对突发事件时可以第一时间发布新闻，主动出击，抢得话语权。

　　但这也意味着，这些微博重在发布信息，少有互动。这从另一个热门官方博客“成都发布”的命名中即可见一斑。

　　“微博问政”的重要特征是与网民的互动，积极运用新兴手段强化互动，也就成为推动“微博问政”走向实效的重要环节。随着宜黄事件中微博作用以及其互动性特征的凸显，公安微博的职能定位也开始发生变化。

　　在12月20日召开的全国公安厅局长会议上，公安部部长孟建柱要求“公安机关要善于借助网络微博等新型媒介搭建警民互动平台，主动听取群众意见，自觉接受群众评议”。

　　而在年前举办的“公安微博交流研讨会”上，公安微博的博主也已经意识到互动的重要性，称公安微博的灵魂在于互动，最重要的作用是“为民服务”。

　　在公安微博外，成都官方微博“成都发布”则在微博风格进行探索，“织出了内地最火的官方微博”。

　　一个典型例子是在微博语言上。成都市政府新闻办有关工作人员称，“成都发布”尽量柔化处理微博语言，并不时选择一些与城市形象和民生相关的新闻进行发布，增加亲和力。如针对城南三个地铁站点推出免费自行车的便民之举，以“成都市民这下子出行更方便了，南门地铁站外崭新的自行车随便用……一小时内还是免费的哦”的语言进行发布。

　　相关专家建议，有效回应微博的挑战，政府一方面要高度关注微博的影响力，发挥微博在推动民众参政议政、加强政府与民众交流方面的作用。另一方面，政府也要对“微博问政”的局限性保持清醒认识，建立科学的舆情评判机制。

　　同时，针对微博给政府执政能力带来的挑战，网络应对应当仅仅是一个“前台”，更重要的还是需要政府认识到，无论什么形式和载体，暴露出来的仍然是官民关系的老问题，进而在行政运行机制方面做出相当大的改善。

　　网络无法解决所有问题，一切都靠网络舆论将事情改变的话，这个社会不会是健康发展的社会。从民众的角度来讲，需要的不是官员们亲民的姿态，而是有关自身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实际解决。

　　改革者遭遇“黄灯效应”

　　■杨  敏

　　“行”与“不行”，字面包含两层含义，一层是指准许或者禁止，二层意指前进或者等待。

　　在交通管理中，“行”与“不行”之间就是黄灯时间，而黄灯时间的任何行为选择都需要付出成本。选择“行”，付出的是违规成本；选择“不行”，浪费的则是机会成本。

　　社会生活中看起来再简单不过的常识性问题，如果放在政治生活中去解读就会变得复杂得多。日前，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感喟，“一路走来全是黄灯”，壹基金创始人李连杰则称，“我可以在黄灯中等待，但我选择在黄灯中前行”。

　　其实对每一个改革者来说，他们推动改革的时间就是黄灯时间。所谓无首创则无改革，改革因无先例，没有既定规范框架，处于无许可亦无禁止的灰色地带。可以说，基层治理活动中，所有的改革创新都会遭遇“下面赞扬声、中间争议声、上面不吱声”的尴尬。

　　“三声现象”中的“不吱声”是一种客观存在，因为，对任何一项改革来说，对其效果的评估都有时间要求，没有一两年的时间沉淀，改革的成果或者问题都无法显现出来。在黄灯时间，乐观的改革者，会将“不吱声”视为上级的默许，对悲观的改革者来说，则意味着一种否定。

　　但是，无论是乐天派还是悲观者，在黄灯时间大多数人的选择是去闯一闯。对基层治理来说，“闯”不是唯一的选择，但也是基于理性的选择。

　　为什么这么说呢？

　　首先，基层改革创新多是问题导向型的。一个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坐到“火山口”上的主政者不得不推动改革去消弭危机。几乎所有的改革者，都会说“改革是逼出来的”。张锦明推动四川步云乡乡长直选是逼出来的；魏胜多推动重庆平坝直选是逼出来的；仇和在沭阳的一系列改革是逼出来的；王天琦推动的睢宁改革，也是逼出来的。

　　其次，基层改革创新多是需求导向型的。当改革共识在底层酝酿，民众吁请一浪高过一浪的时候，政府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做出回应。应网民要求，继广州公布114个政府部门财政预算之后，2010年广东首度公布省级财政预算；郭宝成推动的神木医改，不仅仅是其个人的政治抱负，更多来自于社会需求；湖北在全国第一个推动县委书记风险预警防控，也是为了迎合当下社会对反腐工作的心理预期。

　　地方治理变革多是局部性改革、战术性变革，多是对危急关头、紧急问题的解决，强调决策效率和时效。它不像宏观层面的战略性选择，属于知识敏感性决策，强调反复论证，强调多轮征求意见、强调凝聚各级共识。

　　无论是问题导向型的改革，还是需求导向型的改革，都需要主政者的决断，没有充足时间去游说上层、说服领导、纳入试点范围，等到一把尚方宝剑在手再去推动改革。

　　因此，改革者大多是选择“不论先干”、“先干后说”，“边干边说”甚至“干了也不说”。黄灯时间，他们一路疾行，耐心等待沉淀改革成果，从而获得绿灯通行的机会。

　　我们看到，“黄灯时间”的郭宝成，没有“一慢，二看，三通过”去规避改革风险，他等不及上级领导首肯，“自作主张”全力推动全民免费医疗改革，也为此付出了“违规”的成本。2010年9月，在神木医改推行短短一年之后，55岁的郭宝成被“保护性提拔”至榆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郭宝成现象，是中国基层改革“黄灯效应”一个最生动的案例。从他的身上我们看到，改革者可以选择“行”还是“不行”，但是“红灯”与“绿灯”的控制开关永远不在他们自己手中。

　　在中国，改革目标和达成目标的路径本身就是反复冲突的，走走停停、曲曲折折都是改革探索必须经由的过程。改革不仅仅需要符合“下面”普罗大众的根本利益，更需要“上面”的图存求变和思想解放；改革不仅仅需要有缓冲地带，需要一定的黄灯时间，但是最终按动哪个开关，还是应该由“下面”和“上面”两只手的合力来掌控。

　　官民和谐则社会和谐

　　■贺海峰

　　“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苏轼千载之上的一声浩叹，于今仍不失其警示意义。

　　回眸2010年，中国一跃而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上海世博、广州亚运完美收官，国人躬逢其盛，莫不欢欣鼓舞。然而毋庸讳言，在经济一骑绝尘的同时，社会成本以及赤字愈益扩大，社会不安全感愈益突出。嘉禾“血铅事件”、庄河千人下跪、宜黄自焚事件、富士康“14连跳”，凡此种种，却又令人顿生锥心泣血之痛。

　　这意味着，经济繁荣并不必然自动导致社会稳定。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任何成功的改革与发展都会有成本、有代价、有风险。从中国历史看，严重的社会危机往往发生在经济繁荣时期；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看，不公平、不公正的增长，会突然因社会危机而停滞、衰退甚至崩溃。

　　转型中国，何去何从？“两难”困局，何处求解？

　　让我们先从一则小故事说起。牧羊人让一个书生把一群羊赶进羊圈，书生在羊群后面吆喝了半天，最终没有完成任务。而牧羊人只是在羊群中找到头羊，悠闲地牵着这头羊往圈里走，其他羊只全跟着进了圈。这是否可提示我们：诸多“两难”犹如羊群，而要解决它们，只需抓住“领头羊”呢？

　　这个“领头羊”或者“切入点”，在我看来就是官民矛盾。用政治学的术语来表述，就是政府公权力、公民私权利之间的冲突、对撞。公元前81年，汉昭帝召集民间知识分子开听证会，辩论国家应不应该垄断盐、铁，还有仓储、物流。可是，辩论的结果却很糟，换句话说，辩论归辩论，结果归结果，它们谁也不认识谁。自此，政府与民争利的传统确立，官员借权寻租的习惯养成。近年频发的社会冲突，尤其是群体性事件所折射的，不过是历史的翻版而已。

　　如果继续深究下去，官民冲突乃至社会骚乱事件，与各级政府长期充当全能政府的角色、缺乏法治精神密切相关。在法治国家里，法律和规则明确且可以预期，发生冲突的利益双方只能通过司法途径解决。但在中国这样正在走向法治的国家，民众更相信官员而不是司法，所以一出问题就找政府。一旦政府满足不了利益诉求，民众就容易产生极端情绪和过激行为。因为他们深谙“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不闹不解决”的管制逻辑与现实国情。最终，矛盾被集中化、政治化了，官民对立的导火线由此点燃。庄河千人下跪求见市长，即是一例。

　　而全能政府的更大弊病在于，一方面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资源全面占有，另一方面公权力越来越不受制约。譬如，在嘉禾“血铅事件”中，县政府材料称，通过对部分人的拘留打击，“实现了‘打击少数人、教育一大片’的目的”。权力异化、飞扬跋扈竟至于此，官民心理距离只能愈拉愈大——“凡事都是官的错”，类似的思维定势，在民众中早已司空见惯。

　　2010年9月，习近平同志在中央党校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强调，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概括起来就是两句话，“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他还指出，权力的行使与责任的担当紧密相关，有权必有责。

　　因此，我们要跳出历史的兴亡周期律，要达致一个人人共享发展成果、充满温暖与关爱、建立在公平正义基础上的和谐社会，教育和劝谕当然重要，但更为重要、更带有根本性的是必须确立规则——确立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的规则，从而把矛盾和冲突纳入到可以规范和控制的秩序范围之内。

　　例如诸多暴力拆迁下的悲剧，其背后的根源，包括发展理念的问题、城市化路径问题、财政体制的问题、政治体制的问题，不一而足。但始终回避不了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公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在某种程度上的缺失。而微博的横空出世，无疑开辟了一个公民表达、参与、互动的全新场域。宜黄自焚事件在微博上的发酵，让“围观”一词深入人心。

　　何谓“和谐”？“和”字一“口”一“禾”，表示“人人有饭吃”；“谐”字人“皆”有“言”，表示“人人有话说”。这不只是一种构词法上的巧合，更体现了转型中国的时代诉求，即妥善解决民生问题与民主问题。德国当代哲人哈贝马斯曾有“公共领域”一说，亦即政府、市场之外为公民所掌控的公民社会。立足于该领域，“权力制衡”的理念得以深入人心，公民理性的行动得以展开，政府公权力、公民私权利的平衡得以达致。

　　顶层设计与多点突破

　　■贺海峰

　　翻开《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有两句话令人怦然心动：“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更加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明确改革优先顺序和重点任务。”其一旨在凝聚“整体改革”共识，其二意在强化“顶层设计”前提，切中了要害，抓住了根本。据此，我们理所应当对下一步改革，持有更高远的期待、更深刻的期求。

　　最近几年，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虽然时有进展，但多囿于技术层面；社会体制改革刚刚起步，然而步履艰难；包括政治、文化体制在内的整体改革，同样动能不足。由于金融危机突袭，加之强拆、截访、官员贪腐诸多负面事件频发，政府总体上还处于“见招拆招”的阶段。简单地说就是，危机意识推动体制改革，利益预期驱动制度创新。比如深圳公务员分类管理改革、温州“镇级市”试点、湖北县委书记岗位风险预警防控试验，都带有典型的“压力-回应”型导向。

　　综观2010年地方政府创新案例，尽管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但也应当看到，这些改革更多的是各地的自选动作，不仅存在碎片化的可能，还面临改革者“人走政息”的风险。例如四川平昌县的乡镇党委领导班子“公推直选”。由于主导改革的县委书记与上级领导产生意见分歧、发生权力较量，最终黯然离去，致使改革前功尽弃。

　　单项改革或局部改革的最大弊端，是所谓的“双重交通规则”或如波兰经济学家泽林斯基所说的“异体排斥”问题。我们设想在英国进行交通改革，如果交通规则上不是将所有的机动车辆从靠左行改为靠右行，仅仅让出租汽车右行而其余车辆依然左行，那么撞车一定不可避免。因此，对于某些理论分析暂时无从把握、风险较大、确定性又较小的措施，可以局部先行试验。但是，要用试点经验指导全国改革，无疑受到许多严重限制；想以普遍试点代替整体改革，更是一种错误的选择。

　　更为尴尬的是，如果听任地方和基层各自按照自己的思路去创新，中央的权威必然遭到损害，改革很可能会走向无序，面临失败的危险；相反，如果严守已有的规矩、不允许越雷池半步，又增加了改革者的风险，难以形成鼓励创新的环境，不利于激发改革积极性。

　　故而，吴敬琏在《论竞争性市场体制》一书中比喻说，“当我们的任务是过小溪小河时，摸着石头也许能蹚过去，而当任务是跨越黄河、长江甚至太平洋时，造船建桥就必不可少了。”

　　这里的“造船建桥”，毫无疑问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顶层设计”。近年，我们之所以经济改革时有停滞、社会冲突层出不穷，大抵都与改革设计者和执行者缺乏整体感密切相关。当前，改革进入了深水区。由下向上需要推进的改革领域已经越来越少，容易改革的领域也在不断减少，而需要由上向下推进的改革领域越来越多，基本都涉及上层建筑和全国整体改革。这些领域的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的范围广，利益关联群体多，改革需要支付的成本高难度大。改革愈“随机行走”，改革自如推进的空间愈逼仄。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有一个顶层设计，包括改革的主要目标以及先后顺序。

　　譬如，“十二五”规划把扩大内需作为非常重要的战略要点，这就涉及收入分配问题。而要解决收入分配问题，又必须调整和变革社会经济运行体制乃至政治体制。这岂止是一个“两难”问题，简直就是连环套般的“多难”问题。至于破解之策，唯有强化顶层设计，把握并协调好短期、中期、长期改革的目标，从上到下、以难带易、内外联动、重点突破，舍此别无他途。

　　如此一来，改革不再只是个人的孤立冒险，而将成为有计划、有组织的国家战略。在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的前提下，地方和部门的创新才更有可能迈出实质性的步伐。以睢宁、成安、武侯的“县委权力公开透明运行”试点为例，经由中纪委、中组部发文，三地经验迅即在各省市落地、推广。这在以前，几乎难以想象。

　　上下同心，其力断金；戮力前行，前景可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