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非竞争型的弱势化”

　　作者：李 强

　　当然现实生活中没有人愿意成为“弱势群体”，但是，弱势群体边缘化的现象却比比皆是。凶猛通胀可以让我们感觉“弱势”、改革利益结构调整可以让我们备感边缘、现代化、市场化、城市化的推进可以让我们时刻担心被社会甩出……

　　当然现实生活中没有人愿意成为“弱势群体”，但是，弱势群体边缘化的现象却比比皆是。凶猛通胀可以让我们感觉“弱势”，改革利益结构调整可以让我们备感边缘，现代化、市场化、城市化的推进可以让我们时刻担心被社会甩出……

　　骤变的形式、巨大反差造成了一些人的弱势化感觉

　　“弱势心态”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被社会边缘，今天我们所遇到的“弱势化”问题也可称之“边缘化”现象，还是有其鲜明的特点和特殊性。笔者以为，今日中国社会所出现的众多弱势化现象，大多具有两个特征。

　　第一个特征，弱势化往往是以骤变的形式发生的，这当然会造成人们很大的不适应感。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社会变化的速度令人震惊。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在短时间内的巨大变化，从正向方面看，当然有重大意义，广大人民生活水平的迅速提高可谓成就斐然。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也出现了一些人被弱势化的现象，这也是以巨变的形式发生的，往往造成了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所有这些是以体制变革、城市规划、大型工程项目的形式出现的，造成的这些群体地位的变化几乎是在一夜内发生的，人们当然难以适应，由于变化速度太快，对于一些弱势群体的社会救助也常常出现制度滞后的问题。

　　弱势化的第二个特点是，经济社会方面的巨大反差造成了一些人的弱势化感觉。马克思曾经讲过这样的道理 ：当大家都住在茅舍样小房子里的时候，大家也没有感到有什么不满，但是一旦在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所有小房子里的居住者就会感到不舒适、不满和被人轻视，也就是说，贫富反差造成了强烈的被弱势化的感觉。今天我们遇到的正是这样的问题。我们知道，在改革开放的巨大变革的社会形势下，社会流动是难以避免的。在社会变化、变革之中，有的人地位上升，有的人地位下降，这种现象难以避免，而且社会流动本身也确实给社会带来了活力。问题是，什么样的社会地位流动是公平正义的呢？什么是合理的社会流动呢？

　　制度壁垒值得警惕

　　弱势心理蔓延是现在社会情绪的一种表达，是公民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呼唤。为了解释什么是公平正义，我们首先要区分两种不同性质的社会流动或弱势化。在探索弱势化发生原因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有两种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弱势化。

　　第一种，笔者称之为：“在合法竞争中发生的弱势化”。笔者以为，比如，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有的企业发展壮大成为名牌企业，也有的企业则败下阵来，甚至破产了。在市场竞争(或称作初次分配)中发生的弱势化现象却又难以避免。在这种竞争中，只要竞争的规则或程序是合法合理的，由此产生的社会流动也就具有合理性和公正性。这样的制度设计可以提高整体的劳动生产率，是我们可以接受的。虽然竞争具有合理性与公正性，但是，一些人的下降流动或弱势化总不是好事情。在竞争中，弱者当然竞争不过强者，特别是人群中的老、弱、病、残，往往是竞争体制中的失利者。从社会制度建设的角度看，也必须对竞争中的失利者提供保护的机制。因此，一个和谐的社会，必须有良好的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制度，对于老、弱、病、残，对弱势者、对下降流动者提供社会保护。

　　从造成弱势化原因的视角看，还有第二种弱势化现象，更应引起我们的关注，笔者称之为“制度障碍型的弱势化”。这种弱势化不是在合理的竞争之中发生的，所以，也可以称之为“非竞争型的弱势化”。这种弱势化的特点是，从一开始就将一部分社会成员排斥在外了，换言之，在跑步比赛起跑的时候，就排斥了一部分人，不许他们参加比赛，或者让他们后跑。显然，“制度障碍型的弱势化”是不公平、不正义、不合理的。在这方面，人们批评最为频繁的当属户籍制度了。户籍制度在教育资源、医疗资源、经济资源等方面，对于城市户籍特别是大城市户籍者更为有利。笔者在以往的研究中也发现，户籍、居住地是影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的主要因素。所以，户籍障碍造成了农村人口从一开始就在竞争和资源的获取上处于不利的地位，甚至可以说在起跑之前就被弱势化了。当然，迄今为止，高考的户籍限制还是一道明确的制度障碍，即所有外来人口还是不能参加居住地的高考，而必须回到原户籍地参加高考。

　　深化改革促进公平

　　“非竞争型的弱势化”绝不仅仅是户籍制度一种，如果仔细考察各个方面的体制、机制，就会发现问题是具有普遍性的。比如，机关事业单位的非正式工，很多讲课效果不错的“代课老师”等。如果仔细分类的话，这里面有些弱势化是制度设计时就被排斥了的群体，有些是受到制度歧视的群体，也有些是被制度忽视甚至被制度遗忘了的群体。譬如，笔者在社会调研中发现，在职业技术职称制度方面，我们更重视的是高层次的职业技术职称，而对于普通劳动者的职业技术职称表面上也建立了体制，但实际上形同虚设。广大一线的、直接从事生产劳动的劳动者的职业技术职称是被忽视的。他们的工艺水平、操作技术，哪怕是“瓦工”、“油漆工”，其技能水平堪称一流，但是，笔者对于一线农民工的调研数据证明，78%的这些工人没有任何职业资格或等级证书。

　　第二种弱势化现象，需要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从这种角度看，我们的改革事业最为重要的目标应该是通过深化改革，最终实现在公民意义上的公平公正，即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他们都应该有平等的竞争机会，都不应该受到制度的排斥。当然，笔者深知，作为一个超过13亿人口的大国，要做到这一点，不可能一蹴而就，我们还有很长的道路要走，但是，作为改革的最终目标，这一点应该是坚定不移的。 (作者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

　　延伸阅读

　　中产阶层的通胀焦虑

　　当CPI突破3%的通胀警戒线时，中产们也许感受不到这一数字带来的生活压力。

　　猪肉涨了，可以吃牛肉；大米涨了，可以买面粉；咖啡馆提价了，可以在家里喝；房价涨了，可以先租房。这些不过是“中产阶级的幻觉”，以自身生活体验，认为通胀无所谓。而如今，房租在多年稳定后也开始蹿升，根据媒体报道，一些城市的房租涨幅超过了20%，北京在原有均价1万多的高价上，今年3月间，一路飙升至3万元左右，房价远远超过纽约的曼哈顿和东京的银座。这个时候，中产们似乎一下陷入无处可避的境地。于是，曾经还可“隔岸观火”的中产们发现，这一轮通胀，火已经烧向了自己，CPI的上涨让一向对价格不够敏感的中产们开始觉得如此直接而沉重。

　　社会平均收入的增长是通胀和生活成本上升的原因。而造成一部分中产阶级生活压力上升的根本原因，则是中产阶级内部的分化和竞争。中产阶级分化是中国社会分化的一部分。在社会分化之后，不同阶层的人群以及中产阶级内部的不同人群，对产品有不同的要求。例如，中产阶级更加看重品牌，更加看重质量，这就是所谓“消费升级”。为了获得差异性强的较高品质，他们需要付出更高的价格。这是在通胀之外，中产阶级生活成本上升的又一重要原因；同时，这也是近年导致通胀的原因之一。

　　中产阶层是社会稳定的润滑剂，也是社会消费的主力人群。当中产阶层花费太多的钱用于食品、房屋、教育和医疗支出，喝咖啡、旅游和消费高档商品的需求，就将退居二线。在中产阶层消费能力持续受到损害，劳动阶层的储蓄又贬值的环境下，恐怕扩大内需的政策不仅难以实行，社会矛盾也将日益尖锐。

　　美国弱势群体如何迈向主流

　　作者：陈奕平

　　他们如何从政治边缘走向政治中心，从游戏旁观者变成游戏参加者

　　美国往往被冠以自由、民主的国家，但美国历史上也长期存在因歧视和排斥而造成的庞大边缘群体。美国边缘群体虽然长期受到排斥甚至被驱赶，但他们通过各种路径和方式，逐渐迈向主流，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中国社会正经历巨大的转型期，不少边缘群体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希望美国边缘群体迈向主流之路能够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黑人、妇女、劳工如何迈向主流

　　长期以来，美国的主流群体是所谓“沃斯普”(WASP)人群，即盎格鲁-撒克逊后裔的白人新教徒(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人群的男性精英。他们拥有庞大的经济、政治势力，左右美国社会、政治及文化价值观的发展。美国不同边缘群体迈向主流有不同的路径和方式，争取的权益也各有不同。以下以黑人、妇女、劳工为例进行介绍。

　　就黑人而言，根据美国立国之初制定的宪法，大部分黑人被称为“五分之三非公民”，被剥夺了公民权。到19世纪，随着黑奴问题的突出，美国社会掀起一场浩大的废奴运动，经过四年南北战争的较量，美国黑人的政治地位开始出现大的变化。在南部重建时期，黑人通过宪法第十三、十四、十五条修正案和1866年民权法及各州新宪法，获得了公民权和选举权，黑人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有所改善，甚至有少数黑人当选国会议员、副州长、州议员。但随后在白人种族主义者的反扑下，最高法院相继作出判例，合法地剥夺黑人选举权和实行种族隔离，尤其是在1896年普莱西诉弗格森案的判决中批准了“事实上的”种族隔离——“隔离但平等”的原则。

　　进入20世纪后，黑人建立起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开始了有组织有领导的通过法院诉讼来争取平等权力的斗争，但成效很差。20世纪五六十年代，黑人通过直接行动，发动大规模的民权运动，先后使1957年、1960年、1964年、1965年和1968年五个民权法及宪法第二十四条修正案获得通过，黑人取得了法律和事实上的平等权力。而70年代后，黑人在美国政坛的迅速崛起更令人瞩目，不但拥有迅速壮大的选举力量，形成了新领导层与新的政治协商机制，而且黑人当选官员人数不断增加。2008年奥巴马击败希拉里成为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并最终成功问鼎白宫，是黑人参政历史上的创举，也可以说是作为边缘群体的黑人迈向主流的一个标志性成就。

　　对美国妇女来说，从美国建国到20世纪初的一百多年时间里，她们同样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因为宪法同样没有赋予她们选举权。美国妇女最初的态度是默认现状、顺从屈服。但到19世纪中叶，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以及妇女参与废奴运动等社会运动，美国妇女“性别差异性的群体性意识”逐渐产生，由此掀起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妇女运动。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妇女运动组织进行合并，并放弃了不少激进主义斗争方式和主张，美国女权运动才取得较快发展。美国一些州相继通过有关妇女选举权的修正案，1920年赋予妇女选举权的联邦宪法第十九条修正案正式生效，标志着历时70多年的妇女权利运动实现了最重要的斗争目标。当然，美国妇女完全进入社会中心，还是半个多世纪后的事。经过20世纪60年代的第二次女权运动，以及80年代的政治参与，美国妇女逐渐争取到了平等权利，逐步参与政党和政府的决策过程，甚至参加总体竞选。可以说，美国妇女已经从政治边缘走向政治中心，从游戏旁观者变成游戏参加者。

　　而美国工人也曾是工业化过程中的弱者。在工业化初期，美国工人争取的是提高工资、缩短工时及改善工作条件等目标。其中成效最大的是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1886年芝加哥等地发生50万人大罢工，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逐渐取得成效。总体上看，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是美国劳资关系比较紧张的年代。1929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后，劳资关系更为紧张。面对经济危机后劳资关系的紧张局势，罗斯福政府推动通过了《劳工关系法》。这是美国劳工立法上的一个里程碑，该法案赋予工人加入工会以及工会代表工人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此后，美国工会运动获得了大的发展。20世纪中期以后，美国工人逐渐转向合法斗争，即通过选票与和平罢工等形式来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虽然从人数和比例看，美国工会一直在走下坡路，但它仍然是左右美国政治和政府决策的重要力量。经历一百多年的斗争后，美国工人逐渐成为美国国内政治、经济发展的参与者。

　　边缘群体迈向主流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黑人、妇女和工人都建立自己的组织，通过组织的力量来争取自身权益。自19世纪末以来，美国黑人争取政治权利的斗争是理性、和平的，尤其是马丁·路德·金的非暴力直接行动，得到了主流社会的赞同和支持。

　　教育和就业是边缘群体改变命运的重要因素。自工业革命时代以来，女性加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越来越多，到20世纪80年代，近半数美国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妇女在经济上的独立增强了她们争取平等权利的实力。同样，20世纪70年代后黑人在美国政坛迅速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黑人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及黑人中产阶级的崛起。黑人白领工人占黑人工人的比例从1965年的19.5%剧增至1985年的40.9%。

　　政府主动解决针对边缘群体的歧视问题。从美国历史看，美国政府采取了不少措施来解决歧视问题。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针对歧视现象，美国政府先后采取了一些措施来促进公平就业。比如，1941年罗斯福政府颁布的8802号行政命令，1961年肯尼迪政府颁布的10925号行政命令，1965年林肯·约翰逊总统签署生效的11246号行政命令，都禁止政府合同承包商“因种族、肤色、信仰及原籍而进行歧视”。尤其是约翰逊总统签署生效的11246号行政命令，正式推出“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 Program)计划，维护黑人、妇女等弱势群体的权益。从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政府和社会对肯定性行动态度积极，并且采取了大量措施来促进“肯定性行动”的顺利开展。虽然“肯定性行动”后来备受置疑，但它对弱势群体具有重要意义，提高了弱势群体的地位，甚至培育了弱势群体的中产阶级。这可以说是美国社会帮助边缘群体迈向主流社会的重要举措。

　　政府逐渐建立起健全的救助体系，并设立救助项目。在弱势群体救助体系的建立方面，美国联邦、州、县、市政府都设有庞大的弱势群体救助机构和分支机构。同时，美国政府对弱势群体设各种救助项目，包括：提供最低生活保障；实施社会保险，包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等；免费技能培训和职业介绍；公共工程项目岗位救济；专项救助；针对不同人群的专门救助，如对贫困儿童、单亲贫困母亲、无家可归者、精神病人等。但政府部门主要负责的是弱势群体救助项目的管理，具体的项目实施90%以上由社会上的非营利机构进行。

　　健全针对边缘群体的法制，并依法行事。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各州和联邦相继立法，赋予妇女选举权。1935年的《劳工关系法》规定，工人有集体谈判权，有权组织工会，当局和雇主不能以任何方式禁止罢工等内容。同样，美国黑人政治权利也是在一系列宪法修正案和民权法通过并执行后才得到保证的，如前面提到的宪法第十三、十四、十五、二十四条修正案及1957年、1960年、1964年、1965年和1968年五个民权法。

　　主流社会的道义行为。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 处于社会底层的群体越来越庞大，他们面临的困境逐渐加剧。美国教会、社区和私人组织对这一群体的困境予以了广泛关注，给予了大量的人道主义救济与援助。主流社会的关注和援助是美国边缘群体迈向主流的重要条件之一。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美国主流社会，尤其是大量富豪对慈善事业的积极支持，不但是对边缘群体的支持，也有利于化解边缘群体与主流人群之间的矛盾。

　　建立沟通、交流平台，让边缘群体的呼声能够反映到民意代表和决策层。社会沟通与交流机制是否健全，是判断一个社会是否成功转型的一个关键指标。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黑人、妇女和工会发挥重要影响力的方式，就是利用美国的选举制度，通过游说、选举和听证会等方式反映其政治诉求。 (作者为暨南大学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