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弱势”群体画像

　　作者：谢志强 姜飞云

　　官场“弱势”群体从某种意义上也可称之为官场边缘人。在社会转型期，“弱势”既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一种转型人格，是现代生活转型和多元文化冲突的产物

　　当农民工和下岗工人说自己是弱势群体的时候，没有人会对此质疑。但是，当白领、城管、老板和官员群体都说自己是弱势群体的时候，就对我们的常识形成了冲击。你大可以说这些强势群体“得了便宜还卖乖”，但笔者宁可相信他们在描述自己处于某种弱势时的某种特定的无力感。其实，每当社会转型发生巨大变化时，都会有一部分社会成员不适应变化而被甩到边缘地带，在社会利益的新的分配格局中被弱势化，逐步转变为社会弱势群体，在一个强势群体内部也会出现社会分化，成为相对的弱势群体。

　　官场“弱势”群体有何特点

　　其实，官场“弱势”群体从某种意义上也可称之为官场边缘人。在社会转型期，“弱势”既是一种客观存在，也是一种转型人格，是现代生活转型和多元文化冲突的产物。在笔者看来，官场“弱势”群体的特点大致有四：

　　不满现状，又拘于现状。官员中的边缘人对官场的功能、目标、规则、做法等多持反对意见，不大认同所谓领导或上级的工作安排。这种人对自己的份内职责有自我理解，内心深处有依照自我理解行事的强烈倾向。边缘人认为，官场的体制机制现实不利于自我的健康发展和个人价值的充分体现，但又没有足够的勇气和力量脱离官场生态。边缘人既有自己的官场理想，又常常觉得现实使之沦为了空想，虽然还是时不时地怀揣“突出重围”的梦想，但最终不免在现实的撞击中沦为幻想。

　　职务不小实权小，调动资源有限。边缘人常患得患失，处于进退两难的困境中。官场边缘人相对于中心人，权力阶位有时并不低，如同样是处级干部，有的却经济地位低，社会声望低，调动资源十分有限，并且当其苦苦追求而不得的时候，易引起持久的抱怨、苦闷和失望情绪。步入官场的时间无论长短，官场让官员中的边缘人陷入的往往是一种“食之无肉、弃之有味”的取舍困境。

　　有鸿鹄之志，却又常常目标散乱。社会转型影响官场的功能和地位，而官场与社会既有竭力接洽的倾向，又有双向排斥的离向，但官场的中心人一般能较好地统一这两种态势，在所谓的发展中名利双收；边缘人或者坚守以往自认为正确的传统理念，或者主张“激进超前”的为官思想，他们既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确立着个性独特的品格和人格，又往往在冲突中只能自说自话而无法付诸行动。因此，边缘人原有的理想目标开始游离，时而此地，时而彼处，不断寻求却始终难以找到让独立思想实践的寓所。在这一过程中，力量的博弈使得中心人更靠近中心，边缘人更趋向边缘。这时，官场扩大着张力，同时也为变革蓄积着动力。

　　被动边缘化与主动边缘化并存。社会转型首先影响的是人的思想观念。官员对官场有自己的看法，官场的运行也使官员产生某种认识，这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于是，官员或者因种种原因放弃官场追求而主动边缘化，成为“看客”或“不思进取”的平庸者，或者在官场生态中被动地成为边缘人。一般而论，官场的边缘化绝大多数是被动的，是体制机制、时代主题、社会认知等造成的。谁会成为官场的边缘人，除了大的环境，还与一个地方的官场生态、主要领导的意志倾向等关系十分密切。

　　生活中对于官场“弱势”群体的判别，除了从岗位、职务的重要性程度去判断，还可以从个体的行动表现去探究其个体心理，大凡心态消极、工作怠惰、自我动力不足、工作压力不大、没有方向感、对官场失去归属感的，大体是官场中的边缘人。

　　官场变迁及“弱势”成因

　　官场“弱势”群体 的存在有其必然性与或然性。赤道为中心时，极地是边缘；极地为中心时，赤道是边缘。一切存在，无不有中心与边缘之分，自然界如此，社会亦然。无论怎样将社会按职业、阶层、群体等标准划分，弱势与强势的存在似乎总是一种与生俱来的必然。

　　官员是社会的精英阶层。“精英”就意味着这个群体处于社会的中心地带。如，基层干部是中心化的，但相对于高级干部而言，其或许又是边缘化的。即使在高层干部中，也由于见识、行动等诸多不同，也存在中心与边缘之分。所以，边缘(弱势)也好，中心(强势)也罢，都是动态的，是相比较而言的，是可以互换的。

　　这样说来，官场“弱势”群体的存在就有其或然性。在一个思想高度统一、步调高度一致的理想社会中，边缘人实际存在的可能性较小，数量最少，对组织或集体的负面影响也最轻。在建党到新中国成立以至到改革开放的较长一个时期内，人们的思想高度统一，工作的高低贵贱之别不明显，官员们的宗旨观念浓厚，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及服务意识相对强烈，这可能是中国社会官场“弱势”群体比重相对最小的时期。虽然这一时期有一些斗争，但由于斗争各方有较强的主人翁意识和参与意识，中心与边缘所处的地位便经常互移，少有居处不变的边缘人。如“文革”中尽管斗争的力量此消彼长，但无论是官场还是民间，都无不高度关注政治命运和社会走向，都是官场或社会的“中心人”，完全置时代命运于不顾的“边缘人”甚或很少。

　　改革开放初期，也是官场“弱势”群体相对较少的时期。这一时期，改革的目标日益明确，改革的空间不断增大，改革的变数不断增多，脱离贫穷与封闭的人们对社会未来满怀无限希望。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政治体制改革不断推进，“多劳多得、按劳分配”的激励方式与官场的“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的“硬道理”得以倡导，“唯才是举”等新的选人用人观念得到践行，包括官员在内的社会大众人心思进，极大地避免了被社会和组织所边缘化。如今的诸多中高级领导干部，基本上都是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

　　进入新世纪以来，边缘人开始大量涌现，并不止于官场。究其根由，是改革的矛盾进一步凸显，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公进一步加剧，文化的多元影响使人们思想观念的差异和分歧增大，社会鸿沟进一步扩大，经济与政治不当的利益联姻消解着许多官员的从政信仰。更重要的是，目前社会已经产生了一个排斥性的体制，一批既得利益者在享受这个社会的成果，而一批社会底层人群越来越发现自己很难进入到另外一个阶层里，即社会阶层已经开始封闭。以官场为例，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并非愿不愿意，而是能不能当好官，德才兼备的人有没有机会当官。社会上许多顺口溜直指的“官场潜规则”、“跑官买官”现象，以及舆情不减的官场腐败，都生动地说明这个社会已在很大程度上将对官场“不适应”或“看不惯”的官员弱势化了。

　　部分官员的“弱势”感可能带来负面影响

　　部分官员的“弱势”感可能给社会带来哪些消极影响？初步判断有五：一是认为官途渺茫，“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消极怠工；二是千方百计拉关系，靠近主要领导，努力实现从边缘人到中心人的转变；三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如适当的时候经商办企；四是对社会不满，非议时事，制造矛盾；五是寻求精神寄托，有的甚至转投宗教或邪教。无论哪一种可能，于社会都绝无利好。从正面讲，一些处在官场的边缘人，有的始终怀有远大抱负，有的因为年轻充满希望，反而更加激发了他们工作的热情，强烈要求改变现状的愿望使他们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怎样减少官场“弱势”群体的负面影响呢？在社会结构上将官场“弱势”群体消除，既无可能，也无必要；社会或组织要做的，一是要树立全局观念，无论是处在体制或系统的中心，还是体制或系统的边缘，都是社会良性运行中不可缺少的一员，即在思想上对其做中心化的吸纳，在思想上将边缘人消除，所谓“人心齐，泰山移”。二是在充分发挥每个人专业才能的前提下，建立一种良好的中心与边缘官员的互动互换机制，使大家都有机会向着自己理想的岗位流动。三是作为官场的所谓边缘人要摆正心态，要彻底改变主动边缘人的心理，要有所为，才会有地位有希望。我们可能无法改变体制，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心态决定事态，行动改变命运，这或许是有效的减少包括官场边缘人在内的各类弱势群体的一个方式。 (作者分别为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部副主任；中央党校博士生)

　　不同群体地位变迁的动力逻辑

　　作者：李宗桂

　　弱势与强势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阶段性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只要你不能适应现代化的潮流，不能顺应其历史趋势，就会被边缘化、弱势化

　　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由实现现代化的目标所推动的社会转型不断发展，不同社会阶层的地位随之发生变化。经历30多年的递进，弱势化、边缘化现在已经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种切实的社会现象，是我们社会进一步发展中应当重视的现实问题。

　　从知识分子阶层社会地位演变看推动力

　　一些群体被弱势化的原因是与我国经济转轨与社会结构转型的特殊历史背景相联系的。具体来说，可概括为以下两点：其一，从宏观的经济与社会背景看，这种现象是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的伴生物。其二，是与政府主导的利益分配机制的调整有关。在市场化、全球化的过程中，在众多利益的选择中，政府无力保护所有社会成员使其利益免受损失，这样，就使某些社会成员进入弱势群体。

　　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地位的演变，最能说明边缘与中心的互变状况。在“十年浩劫”中，知识分子被打入“地富反坏”(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之列，成为专政的对象，被称为“臭老九”，是社会的另类，自然是处于社会的边缘。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为了改变知识分子的地位，发挥知识分子在现代化中的作用，提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断，使无数知识分子热泪盈眶、感动莫名。由专政对象而成为领导阶级的一部分(当时的政治方略和社会现实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在社会地位上至少摆脱了边缘化的窘境。

　　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重启，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念的提出，以及干部“四化”(其中之一是“知识化”)方略的实施，在客观上极大地提高了知识分子的地位，激发了知识分子为“实现四化，振兴中华”的宏伟目标而献身的热忱。这种情况，使得知识分子阶层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社会职能的发挥中，在党和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方略中，成为基本的力量，实现了由边缘向中心的转换。

　　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脑体倒挂”一度盛行。“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成为当时分配不公的真实写照。“说你穷，你比教授还穷”的调侃，折射出知识分子经济地位以及由此而来的社会地位的转变。商潮滚滚，钱神顶天，官员“下海”，全民逐利，“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的知识分子，再度成为被冷落被边缘化的群体。

　　1990年代中后期，随着对市场经济本质上是知识经济的认识的加深，随着全球化进程对中国影响的日益深刻，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从官方到民间，对于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有了全新的认识，从而在收入分配和社会地位的确认方面，都有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进入新世纪以后，伴随国家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知识分子的经济收入和社会地位特别是其实现自我价值的空间的大大拓展(甚至包括公务员的招考方式)，昭示着这个群体已经切实地成为社会结构中的核心部分之一，成为实现现代化目标的重要力量。30年左右的发展，知识分子由边缘而中心而一度游离中心最终走向中心成为中心，风水转换的根本动因，是中国的现代化需求，是中国社会发展和世界文明发展的逻辑必然。不言而喻，在这个过程中，党和国家对治国安邦方略的调整，对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力量的确认，对世界文明发展规律认知的日益深刻，都是重要原因。

　　他们为何在现代化进程中被弱化

　　值得注意的是，在现代化进程中工人和农民社会地位的变化。在改革开放之前的计划经济时代，工人的收入绝对数并不高，但相对于其他社会阶层人士却颇为优裕。更为重要的是，工人的社会地位高，绝对处于社会结构的核心层面。在“工农兵”理念宰制社会的时期，工人不仅理所当然地排在农民前面，甚至也排在了全民推崇的解放军前面，可见其地位之显赫。

　　但在最近30年的现代化进程中，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工人经济收入的相对优越和社会地位的绝对崇高，逐渐成为往日烟云。国企转制，工人下岗，一度是工人境况的普遍性现象。个体户的出现，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阶层由于其经济收入的丰厚而在社会地位上逐渐超越了往昔风光一时的工人。后来叫做公务员的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其收入的稳定和相对优裕，特别是其社会地位的日渐显赫，使得工人自愧不如。公务员、知识分子、商人，其收入和地位都在工人之上，工人由过去的核心、中心、重心而边缘化显而易见。当然，并非所有工人都边缘化了，这里说的主要是指整个阶层的工人地位的边缘化。

　　农民地位的边缘化最为令人叹息。农民历来收入不高，但一度在宪法和法律的层面被赋予较高的社会地位，被看成是和工人一样的国家支柱力量。但在后来的现代化进程中，“现代化就是工业化”的发展旨趣遮蔽了农民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商业文明的勃兴使得流通领域充满了商家的影子，甚至，本应农民所得的若干方面，也被不合理的商业流通体制给榨取了。“三农”问题成为举国上下关注的严重社会问题。“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并非危言耸听。收入微薄，地位低下，成为农民这一阶层的显著标志。即使进城务工的农民，在其所服务的城市和工厂，也是真正的弱势群体，收入微薄，地位卑微，往往是被欺侮被盘剥的对象。不仅农民这个群体处于社会的边缘，甚至，凡是沾了农气的，都被蔑视。这些都从更深的层次反映出农民(农村、农业)的边缘化。

　　强势与弱势相互变迁的动力是现代化

　　回顾30年社会发展的进程，弱势化、边缘化现象确实存在，但弱势与强势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现代化进程的阶段性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只要你不能适应现代化的潮流，不能顺应其历史趋势，就会被边缘化、弱势化。

　　而现代化本质上就是工业化、城市化、世俗化、大众化、平民化、民主化，是消解传统重铸传统，是给传统的精英、核心、中心等“去魅”，没有懂得这些浅显的道理而要故步自封孤芳自赏的，自然要被边缘化。因此，我们说强势与弱势相互变迁的动力是现代化。

　　30多年来的主流与边缘、强势与弱势变迁转化情况，有的属于回归本位，比如文史哲学科由显学成为冷门其实是回归应有的地位；比如精英文化的盛大不再是万民皆追的虚幻场景，而被日益勃兴的大众文化光芒所遮蔽。但有的边缘化现象确实值得警惕，比如工人农民的弱势化趋向。

　　在一个正常的现代化社会中，特别是在中国这种发展中国家所实行的追赶型现代化进程中，工人农民理所当然地应当成为社会的主体，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其利益应当受到关注、尊重和维护。至于下岗工人、进城民工等弱势群体，则更应受到社会的关怀，应当得到起码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否则，我们的现代化就是物化的而不是人化的。因此，现代化的负面作用值得警惕并应当消解。 (作者为中山大学文化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延伸阅读

　　导致阶层收入差距的因素有哪些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奖金、第二职业、“重奖有功人员”等各种足以影响收入差距的因素开始导入社会。现在，上述因素不仅依然存在，而且一些新的足以导致阶层收入差距的因素还在进一步进入社会生活。

　　第一，市场经济环境使竞争进一步刚性化，竞争将越来越激烈。那些与“朝阳产业”相联系的阶层，那些在能力上居于优越地位、且善于把握机会的社会成员，自然会取得较高的经济报酬。

　　第二，市场机制不会缓解天然差别所带来的经济差距。在竞争加剧，但环境依旧的条件下，往往使那些经济落后或自然禀赋严重受限地区的居民收入状况进一步恶化。

　　第三，随着金融市场发展和住房体制改革的推进，人们开始在金融资产和住宅自有率上出现差别，而这是一种足以使财富差距陡升若干倍的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