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比亚失业率约为50% 超70%市民生活在贫困线下
中色非洲矿业有限公司(NFCA)总经理王春来告诉记者，今年的工资谈判已经结束，很多工人总体的工资涨幅在15%左右。
王春来介绍，NFCA员工的平均工资在当地的矿山公司中处于中等水平，“不算最低，也不算最高”。
CCS和湿法冶炼公司的劳资谈判也刚刚结束，工资都上涨了12%左右，而配偶医疗、丧葬补助等福利也得到了增长。CCS常务副总经理杨新国透露，当地工人工资水准基本上是250美元每月，“人力成本比国内还贵”。
记者随机询问了在谦比希铜矿的工人，他们无一例外地称“工资太低”。但实际上，矿区工人在赞比亚是收入相对高的群体。他们在卢萨卡的同胞常常只能赚得100美元，甚至50美元的月薪。
赞比亚的失业率约为50%，超过70%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
赞比亚贸易工会(Zambia Congress of Trade Unions)秘书长罗伊 -穆瓦巴(Roy Mwaba)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相比之下，中国的大型投资企业，比如矿业公司，都是非常遵守当地劳动法的，不过中小企业的中国商人的情况要糟糕得多。“每当我跟店主谈劳动法的时候，他们就会摆手说不懂英文。”穆瓦巴说，“但我要是装作顾客来看他们的东西，我发现他们的英文很流利！”
在Kamwala市场，一间中国人经营的服装商店的员工说，他们每月只有约55美元的薪水，而且只有星期天他们能休息半天，去教堂做礼拜。
由于当天是复活节假期，记者便询问是否有加班费，店员们都笑了。“当然没有，我们问也不会问的……甚至圣诞节我们也要上半天班！”Felix Lutangu说。
“如果你们去要加班费会怎么样？”
“你会被开除掉！他是老板，他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实际上，根据赞比亚现行法律，外国人不允许从事零售贸易，但中国人在Kamwala市场拥有大量的店面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当然，老板是不会一直在店里的，他们可能一个人拥有五六间不同的店面，每天只是巡视，在一家店出现很短的时间。这些看不见的中国人，却供给着卢萨卡市民大量的廉价日常用品。
Lutangu说：“我们能怎么办呢，首先，这样的店面没有什么当地人能租得起，要差不多3000美元一个月；其次，有钱能使鬼推磨……对，我说的是，我们穷人什么也做不了。”
“他们觉得中国是天堂”
《赞比亚每日邮报》，头版新闻是 “商人行贿反腐败委员会官员1500万克瓦查”。商人叫“LiangGe”。“是一个中国人吧？”Kazoka问。
很多中国人在来到非洲之前，对这片大陆的印象如果不是停留在赵忠祥的《动物世界》，就是定格于美联社那幅著名的照片《饥饿的苏丹》——枯瘦的孩子，贪婪的秃鹫，大片干裂而绝望的土地。
新来到赞比亚的中国人往往会小心翼翼地打量这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不少人觉得赞比亚“比想象中的好”、“没那么艰苦”。
昝宝森告诉本报记者，有一次带着国内来的考察团参观矿区的“中赞友好医院”，明显能感觉出来有的人“跟黑人握手都特紧张”。他们行前准备时可能发现，赞比亚某些地区的HIV携带率高达35%。
但中国人很快会发现，《阿凡达》也在赞比亚同步上映，尽管没有3D银幕。
旅馆服务员茱蒂正申请去中国读研究生，她让我们写下汉语的“你好”和“谢谢”，不停地练习。
留学生田野也会教邻居们说一点简单的中文。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在学校里帮别人忙，做好事的时候，总会特别强调自己是中国人。邻居家的小孩非常喜欢他，甚至想跟他回中国上学。“他们觉得中国是天堂。”田野说。
但显然并非所有的赞比亚人都把中国的人和投资当作天使。赞比亚实行多党民主制，执政党MMD与中国长期友好，但主要的两个反对党PF和UPND都主张对中国投资加强管制。
PF领导人萨塔(Michael Sata)在参加2006年总统选举时曾接受台湾捐赠，声称若当选会承认台湾独立。随着2011年总统大选的临近，反对党票仓所在地的中国人也嗅到了一丝紧张的气味。“这是企业不能解决的问题。”一位中资高层经理说，“我们会在使馆的统一领导下，看采取什么对策。”
反对党UPND的政策与研究局主任、赞比亚大学的教授Choolwe Beyani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如果反对党UPND或者PF上台，中赞关系仍然会继续。至少外交和政治方面的关系不会改变。在经济政策上则会带来一些调整……原材料和资源的出口不是必须的，如果政府要求外国更多投资加工业，则赞比亚可以更多地出口半成品、成品，而不止是原材料。”
对于普通赞比亚人，中国人的形象也并非完美，当地人坦率地告诉我们，他们会把“中国”跟廉价低质产品和低工资联系在一起。
中国人的抱怨则往往跟“要钱”有关。来自云南大学的留学生杨青刚到赞比亚三四天，就碰到有当地人上门“乞讨”。但“乞丐”说的话是：“给我点钱，或者吃的，要知道我可比你强壮。”
杨青吓坏了，跟室友玄兆娟一起，匆忙给了“乞丐”一根萝卜，把他打发走了。她们立即向学校报告，学校也相当重视，当天就请来了保安在他们的院子里值守。从此之后，24小时专人保安的待遇就没有中断过。
赞比亚凤凰广播电台(Radio Phoenix)的编辑Bily Kazoka跟南方周末记者聊到中国时，随手从桌子上拿起一张《赞比亚每日邮报》，头版新闻是“发动机商人行贿反腐败委员会官员1500万克瓦查(约合3200美元)”，而新闻的主人公是“Liang Ge”。Kazoka问：“这个Liang，是一个中国人吧？”
“历史让我们成为现在的样子”
很多年轻人不记得坦赞铁路了。“关于国际关系，人们没有长久的记忆。”
南方周末记者来到卡皮里姆波希(Kapiri Mposhi)车站时，对车站的空置有些吃惊。这里是著名的坦赞铁路赞比亚境内的起点站，自这里起，中国制式的铁轨向东北方向铺开，行进1860.5公里，一直抵达坦桑尼亚首都达累斯萨拉姆。
42年前，中国曾总计派出5.6万人次工程设计和施工人员，打造这条象征着中非友谊的钢铁道路。如今，大气磅礴的时代过后，空旷的站台上甚至能隐隐传来风声。
站台外，三两个出租车司机懒洋洋地晒着太阳。只有周二和周五才有客车从这里出发，周二是普通列车，周五是慢车。
事实上，自1975年试运营以来，坦赞铁路运力长期过剩。这条设计运量达200万吨的铁路目前每年运量只有60万至70万吨。随着非洲民族国家纷纷独立，种族隔离状况解除，赞比亚南部经济封锁也不复存在，坦赞铁路日益冷清。
赞比亚其他地方，很多年轻人似乎都不记得这样一条铁路，铜矿或中国商品成为了在赞比亚新的中国符号。
坦赞铁路竣工35年了。而这个国家卫生和健康条件并不尽如人意，疟疾、霍乱流行，赞比亚的人均寿命仅为37.5岁。
“对于年轻一代的赞比亚人，他们就不知道和中国过去长久的友谊……很多赞比亚人没有看到这样的关系带来的益处。”反对党UPND政策与研究局主任Beyan说，“他们只看到了坦赞铁路的持续问题，而非国际友谊……关于国际关系，人们没有长久的记忆。”
但在卡皮里姆波希站台上，安保人员和警察都热情地跟记者打招呼，他们说，中国工程师会时不时来到这里，检修铁轨和机车，但他们“住得很远，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
但在铁路工程师克里斯托弗·班达(Christopher Banda)家里，他在天安门城楼前的照片，被放在客厅很显眼的位置。
卡皮里姆波希是一个只有不到3000人的小镇，它因为坦赞铁路而存在，而衰败。这里最热闹的地方是镇上的公共汽车站。每当有蓝色的小巴士驶入或驶出，头顶各种水果、花生或是磁带、VCD的小贩就冲上去，将车窗围住。他们甚至跟着车缓缓跑动，扬起一路尘土。
市场上，一名叫做Ray Sakala的商贩说：“卢萨卡的那些人是听了反对党的宣传，他们不懂得真实的情况……我们应该感谢中国给我们这么多便宜的产品，我们才能付得起这样的价钱，有不错的衣服和鞋子。”
在Sakala的小摊上，一双皮鞋只要约4美元，而拖鞋只要1美元。
记者离开卡皮里·姆波希时，班达工程师一路送到车站。分手时他还在说：“我们不能改变历史，是历史让我们成为现在的样子。”(实习生胡洋、丁婕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