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李晓亮说他们的工作不悲情而是很快乐，但做起来并不轻松，“云南有四分之一的人口，即大约1000万人和烟草的种植、生产、销售有关，在超轶成立之前，我们做一个环境扫描，看看有多少人在做控烟的工作，结果很不妙，我感觉最大的困难是烟草在云南已经形成一个神话，这就是云南离不了烟草，而且没有人质疑，这个神话所造就的氛围很难打破。”

　　罗美娟之“算计”

　　【人物】罗美娟

　　【单位】云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战绩”】研究并建议云南着手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提升产业竞争能力，摆脱依赖某一产业的发展之路

　　在云南大学经济学院一见面，罗美娟就反复说“我不算是控烟人士，我没做控烟工作。”

　　从经济学者的角度看，这位经济学博士出身的教授、博导所做的工作并不是冲着控烟这个目的去的，她的多项研究只是建议“云南要从长远出发，着手进行产业结构调整，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竞争能力，提高云南经济的抗风险能力，而不能太依赖某一产业的发展。”

　　间接和控烟有关的，就是她2009年12月18日在云南省健康与发展研究会、超轶健康咨询中心、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健康与发展2009·昆明论坛——控烟创造健康生活”论坛上发表了题为《烟草控制背景下的云南产业发展道路》。她向参加论坛的来宾表达了一个观点：“经济发展仅靠一种单一的产业模式是畸形和脆弱的，因此控烟为调整云南产业结构提供了契机。”

　　除了学术观点，罗美娟对控烟有着自己的“技术”观点。

　　她不同意一些学者降低香烟供给以遏制烟草消费的观点，“中国每年有4500万箱的消费量，是否只生产4000箱就需求就降低了？不是。控烟应该从需求角度入手。”

　　罗美娟认为，“从供给角度看，厂家不可能考虑控烟，追求利润最大化，其行为无可厚非，只要有市场，烟草企业肯定要去占领，再说你不去，别人(外国烟企)也要去占领，控烟从国家层面有人建议提税，但中国卷烟价格分若干层次，500元一条的香烟提高为700元一条，消费者买不起可以降格以求，比如他抽300元一条的。消费分层次，有各种梯度价格来替代，所以从提税来控烟效果有限。”

　　她说：“让政府减少卷烟产量，既不现实，也不可能。政府依赖烟草经济也上瘾了，控烟要以需求促进供给减少，考虑怎样才能降低需求。”

　　罗美娟的意思是，与其在烟草企业和政府层面做减少供给的无用功，不如从消费者的需求层面脚踏实地做点工作。她问过一个烟草企业“老烟民”，“我问他，是否愿意让你儿子吸烟？他说不愿意。”

　　她认为控烟从“娃娃抓起”可能才是逐步减少需求的治本之举。

　　赵鸭桥之“视角”

　　【人物】赵鸭桥

　　【单位】云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战绩”】关注并研究云南烟农在烟草经济链中的地位和作用

　　3月12日，记者来到普洱市镇源县按板镇杏花村采访旱情，闲聊中，31岁的农民李显明告诉记者，他种了7亩烟，一年的收入在12000元左右，他愿意种烤烟，因为这几乎就是他家唯一的经济来源。

　　无独有偶，昆明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在读研究生韩此林来自曲靖市陆良县农村，他告诉记者，他也是靠父母种植烤烟才得以被供读学业的，“很多农村孩子要读书，学费、书费、生活费都是靠种烤烟卖，不然读不起书。”

　　正是这些烤烟与农民的经济关系，驱使一位学者关注烟草产业链中的烟农生存状态。

　　同为经济学者，也同样关注、赞成控烟，云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赵鸭桥关注研究的是云南烟农在烟草经济链中的地位和作用。

　　他2009年才从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任上调到农大经济管理学院工作，长时间对云南农村经济关注、研究的经历使得赵鸭桥很关注烟农在烟草经济利益链中的地位。

　　“我介入控烟，是因为关注农民利益，烟农是其组成部分。农民觉得种烟比种土豆好，但种烟工序多、投入大。烟田是第一车间，可在这个产业链中，烟农得到的太少。这是我介入控烟工作的原因。”赵鸭桥说，“但后来发现情况远比我想象的复杂。对于种烟，有的农民愿种，有的不愿种，在玉溪、曲靖等地，由于水果、蔬菜种植的收益远远超过种烟的收益，好多农民不愿意种烟。”

　　据赵鸭桥观察，在玉溪、曲靖这些传统的烟区出现农民因为价值规律原因不愿意种烟的情况后，烟区开始向山区、贫困地区和云南南部地区发展。烟区向南发展，对生态会带来负面影响，因为这些地区是云南天然橡胶和茶叶种植基地，烤烟向这些地区发展，他认为，“一是会挤占土地，再是用柴作烘烤烤烟的燃料，会对森林资源产生影响。当然，这只是初步调查，尚无数据支撑。”

　　虽然有的地方种蔬菜对农民有利，但政府认可度不高，“从理论上说，一切发展以人为目的，但在现实中，有不同的人，有政府人、企业人、富裕人、贫困人。种烟对政府的财政贡献大，种菜则贡献小，因此积极性就会有偏向。”

　　赵鸭桥从长期的农村社区研究层面感到农民不一定种烟，种蔬菜或者别的作物对他们也有利，只要推动社区建设，农民不需要种植烟草也可以找到新的替代性生计资源，比如种植蔬菜、林果、优质粮食，发展生态旅游等。

　　赵鸭桥发展农村社区建设以替代烟草种植，给农民以实惠的学术观点和实践效果给云南控烟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农村烟草经济可以被替代；打破了一个神话——农民只能依靠种烟增收。

　　2009年，云南烟草税利达到了空前的625亿元，再创历史新高。

　　云南烟草工业年实现税利从2003年底工商分开成立云南中烟工业公司时的323亿元，连续跃上了400亿元、500亿元、600亿元3个大台阶，去年更是再创历史新纪录。

　　“基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云南对烟草的依赖似乎别无选择，”主张控烟的云南省药物依赖防治研究所副所长、主任医师李建华教授说，“但是在云南烟草辉煌已经将近20年后的今天，经济上再过度依赖烟草，再不唤醒社会各界对烟草危害公民健康的意识也是不对的。”

　　其实，云南经济结构烟草“一枝独秀”的危险性和畸形化早已被认识，省委、省政府早已对产业结构进行了调整，近年来，在烟草之外，积极扶持和推动生物、矿产、旅游、水电等四大产业发展，目前已经形成五大支柱产业并列格局，烟草所得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已经下降了很多，尽管烟草经济目前还处于云南经济半壁江山的老大地位，但不可否认的是，随着其它产业的逐渐崛起，烟草独秀的局面不会长期维持下去，这就给控烟工作带来了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