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劳”牵引命运

　　● “功臣心理”的极度膨胀，最终导致王大双和廖雄文的人生走向悲剧。而一把手的监管乏力，也助长了他们贪婪的嚣张气焰。

　　根据省交通厅内部人士分析，王大双之所以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从主观上看是其个人心灵的蜕变。

　　该人士称，王大双在上海营业部创建初期，尚能把握住自己。自1987年，他被提拔为省航运公司副经理，分管南京办事处和上海营业部工作以后，心态逐渐变了。他感觉自己有权但没有钱。

　　王大双出身贫寒，自小生活较困难。上海营业部大多数职工家庭经济条件都比他好，王大双曾对职工说：“你们靠父母，我是全靠自己混到这个地步。”

　　上海营业部于1986年年初组建成立，现有在职职工12人，其中10人是在上世纪70年代初从上海下放到江西插队的知青，这些职工后来都分了职工住房，一家人才得以在上海团聚。因此，多数职工对王大双是抱着感恩心态的。所以，王大双总以救世主自居，有着“严重的功臣心理”。王大双为达到多拿奖金和业务提成的目的，上海营业部发年终奖、分业务提成的方案从不公布，都是背靠背地暗箱操作。

　　廖雄文因为有了出色的业绩，时常以路桥局的功臣自居。于是在项目管理上，他总认为只要把进度、质量搞好，保证单位利益的前提下，自己分配一些工程业务给别人做，从中收取一点辛苦费也是合情合理的。

　　功臣心理的极度膨胀，最终导致王大双和廖雄文的人生走向悲剧。

　　而一把手的监管乏力，也助长了他们贪婪的嚣张气焰。2005年10月，陈文伟调任江西省公路局京福高速公路温沙管理处处长。此时的陈文伟“家长制”作风非常重，单位大小事完全由他说了算。一次，他曾授意下属利用60名社会求职人员的身份信息变成本单位职工，进而向这60人发放所谓的“工资”和“奖金”，从而从下属单位账上套出127万元。

　　“朋友”与“红颜”

　　● 落马的肖岱等人都热衷于“交朋友”，而这些犯案的干部，几乎个个都有一个甚至多个“红颜知己”。

　　交通厅内部人士评价说，热衷于“交朋友”、“傍大款”、“讲义气”，是肖岱等人落马的一个重要原因。

　　赖振华案件所涉及的熊某、方某、邵某等人都是通过他人认识的，很多只是朋友的朋友。邵某从认识赖那一刻起，就意识到赖是一条“大鱼”，于是不断施以“诱饵”，等待着这条“大鱼”上钩。

　　一位不愿具名的包工头称，袁海利的交际面广泛，和一些包工头的关系非常好。收了人家的礼，花了人家的钱，自然什么忙都愿意帮。

　　据悉，2004年1月袁海利的朋友王某与漳州公路修配厂合作参加昌金交通工程JT2标段的投标，2006年上半年，王某又与新疆某单位合作到武吉高速公路投标，要袁海利从中帮忙关照，袁海利都欣然同意。中标后，王某先后两次支付了5万元和10万元感谢费给袁海利，袁一一笑纳。

　　廖雄文是干工程最多，也是接触包工头最多的领导干部。廖雄文先后25次收受8个包工头的115万元贿赂。从某种意义上讲，廖雄文不折不扣地就是“栽”倒在这些“包工头朋友”手里的。

　　王大双所接触的私企老板出手都较大方。在玩牌的时候，对陪他打牌的人大方得很，3字头中华烟随便散，赌资也随时提供。多年来，王大双早已习惯了“一帮人”相伴左右的生活氛围，他的关系网和社交圈已远远超出了正常的官场范围。

　　作为一名领导干部，赖振华经常出入茶楼酒吧等娱乐场所，沉溺于酒色之中。正因为这点，赖被个体老板“相中”，为自己多次拉拢工程，赖也在这些纸醉金迷的娱乐场所完成了与个体老板的非法交易。

　　袁海利工作圈、生活圈、娱乐圈、社交圈界限不清。请吃、请跳、请玩以及与朋友交往之类，在他看来是小事，无足挂齿，却不知正是这样的小事渗蚀了他的思想防线，使他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肖岱在生活品质方面要求都比较高，抽的都是高档烟，用的都是时尚品，穿的都是名牌货。他更换手机的频率非常快，哪款手机款式最新、价格最高，他就换哪款，称得上是时尚一族。

　　根据省交通厅有关资料显示，犯案的干部，几乎个个都有自己的一个甚至多个“红颜知己”。

　　赖振华将自己受贿的31万元中的7万给了老婆，而23万元交自己的“红颜知己”挥霍。

　　情妇和心腹，是廖雄文受贿的两大诱因。自称“建了造价8个亿优质工程”的他，落网后对办案检察官慨叹：“我修好了千条万条路，就是没有修好自己的人生路。”

　　廖雄文的情妇孙某是个非常现实的女人，她跟廖雄文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将他当成让自己生活更加滋润的摇钱树和提款机。十余年间，孙某频繁地向廖雄文索要财物。小到孩子学费，大到商品房，她都直截了当地向廖雄文提出要求。贪婪的孙某问廖雄文要钱，廖雄文就向工程承建商伸手。据统计，廖雄文共送给孙某近40万元的钱物，供其买房及日常开销，占他受贿总额的三分之一。

　　谁敢监督“一把手”

　　● 王大双长期多拿分成，卢山挪用公款，这些问题都不难发现。有的问题，班子成员并非都一无所知，但并没有人碰硬较真。

　　江西省交通系统一位人士称，该厅在反思肖岱等人发案的原因后，认为对“一把手”的监督不力是一个重要原因。“就监督方面而言，尽管当前有不少规定和措施，但是监督的效果并不理想。”他坦言，特别是对“一把手”的监督办法不多。班子成员之间互相监督，难以拉开情面，多数人都存在着“多栽花、少摘刺”的思想，不愿较真，怕过于认真影响团结。

　　江西省交通厅下属单位一位负责纪检的人士告诉记者，同级纪委在工作中许多方面受制于主要领导，也不愿过于认真把关系搞僵，影响工作的开展，群众对领导的所作所为毕竟知道不多，即使知道也怕打击报复，多数人不愿惹事上身。

　　这位人士分析认为，监督不力的另一方面是监督手段没形成合力。

　　此外，有的规章制度操作性不强，也给腐败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比如，对附属工程、收尾工程的管理、措施办法还不够明确，缺乏操作性，需要加以完善，堵防漏洞。

　　王大双长期多拿分成，卢山挪用公款，如果审计严格，这些问题都不难发现。还有王大双的问题、袁海利的问题，班子成员并非都一无所知，但并没有人碰硬较真，多种监督形式都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

　　在我国基础建设投资迅速增长的今天，为何在交通系统内部出现这么多腐败分子呢？

　　江西省犯罪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江西师范大学法律系主任颜三忠称：出现这种情况，已无法用“偶然”来解释。总结这些案件的经验教训，其中招投标环节的暗箱操作、相关制度的不完善、法律法规的缺失、领导的权力滥用、建设过程缺乏有效监督都是造成交通系统腐败案件频发的主要原因。

　　(摘自《法律与生活》半月刊2010年2月上半月刊)